東北下崗敘事之外，閩北山區里的另一場風浪 | 專訪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鄧喬尹 記者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那些‘泯然眾人’的人是特別可悲的……”大學期間的一節演講課上，舒安的一位同學講起自己書香門第的出身、長輩們對他“不平凡”的期許后，拋下了這樣一句話。

這讓舒安回憶起自己許多個不敢從人群中站出來、不敢展示與旁人不同的時刻。長期以來，她習慣把自己隱藏進人群，從不提及家人下崗的事實。因為在一些人眼中，下崗工人會與“懶惰”“凄慘”等詞匯綁定?？稍谀俏煌瑢W口中，“泯然眾人”仿佛是一種不好的選擇。舒安的怒火被點燃了，她認為，對出身卓越的人來說，“不泯然眾人”不過是安穩生活之上的裝飾品；而對那些突逢變故、在漩渦中求生的人，“泯然眾人”是努力從頭建構的安全感。

在怒氣與勇氣的加持下，舒安那天走上了講臺，第一次講述起那個位于閩北山區曾有著三千余人木材廠的故事，那與她的成長深深牽絆。之后的若干年，她閱讀了大量歷史文件和家人的個人檔案，并回到老廠小區記錄老廠長輩們的口述歷史。2022年，她將她與母親、姥姥三代勝木廠人的故事，寫成《遺腹子》一文，獲得了Sixth Tone（第六聲）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特等獎。

勝文木材廠（圖片來源：受訪者）

在《木頭換來的人》一書中，舒安記錄了十六個木材廠人，跨越半個世紀的故事。在每一個由政策命名的章節中，讀者將會讀到那個年代中幾個人物的不同際遇。他們之中，有拓荒青年、模范女干部、轉業軍人，也有舒安自己，一個在廠里長大的80后，后來成為博士和寫作者。

“每一場歷史的巨變中，總會有一些被碾壓的小人物。如果他們一定會被歷史遺忘，我希望至少我可以一直記住并講述他們的故事?！?/p>

舒安（圖片來源：受訪者） 政策背后的人

舒安在閩北山區的勝文木材廠（以下簡稱勝木廠）出生，在那個交通不甚發達，人口流動尚未如此頻繁的年代，她卻可以吃到鄰居家做的山東烤餅，或是上海大餛飩。年幼的舒安對這樣多樣化飲食背后的含義并未深究。一直到她成年后回廠調研時，她突然想到，為什么在福建的山區，會有山東人和上海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正值社會主義基礎建設期，國家一方面為了給基礎建設提供木材這一關鍵原材料，一方面為了更新軍事設施、提升戰備能力，決定在福建內陸山區，建設森林工業。于是福建分別和山東、上海達成了“以木換人”的協議。

協議本是臨時借調，期滿時，單位把工人們集合起來，挨個問大家愿不愿意留下。第一個被問到的工人，沉默了半晌點了點頭。后面的人大多和他一樣。最初從山東調來勝木廠的兩百多名勞工中，只有很少的人希望回家。工人們沉默的原因在于，他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已經調到了福建，如果要回去，單位并未明確承諾可以把這些關系調回他們的家鄉。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安德魯·G·魏昂德在研究中國單位制度時所指出的，單位不僅是勞動組織，更是一種幾乎包攬個體生活的社會組織形式。

在勝木廠車間工作的工人（圖片來源：受訪者）

像這樣被詢問去留意見的單位在當時非常少見，更多的山東工人，都是被直接通知留在當地。

于是，工人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留在了福建，接著遷來的是他們家屬的戶口和糧食關系，再接著是家屬們。隨著人數的擴張，工人宿舍也從原本的茅草屋變成紅磚房。

多年后，這段遷徙在受訪者口中只是一句話——福建要人，山東要木頭，我們就來了。

在舒安看來，對于這些二十出頭便背井離鄉的年輕人而言，這是往后幾十年人生軌跡的連根拔起，也是她將書命名為《木頭換來的人》的原因，“既是想從這個廠最開始的起源開始講起，也是想要突出這種好像很輕，但其實波瀾壯闊的人生?！?/p>

舒安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6-7 國營工的名額留給兒子

舒安的媽媽是勝木廠少數的女性國營工之一，在那批通過病退補員進廠的年輕人里，女國營工不超過五個。

所謂“病退補員”的政策，指的是國營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工人，如有重大疾病，可提前五年退休，由子女頂替自己的職位。雖然這一政策并沒有性別的限制，但是放眼望去，廠里所有用上“病退補員”的父母都把工作讓給了兒子。1980年，廠里累計有兩百多個在家待業的青少年，其中女孩占了九成?！澳械囊B家，有份正式工作對男的來說更重要”，工人們會這樣想。

女兒們的就業該怎么辦？一邊是政策明文禁止擴招，一邊是廠里的老工人要解決女兒就業的訴求，于是有了一個折中方案：成立國營帶集體企業，把第一代老家屬工及新一輩待業青年都招進去。這些工人們也被稱為集體工。

方案是勝木廠家屬生產隊（指1966年成立的由第一代男工們妻子即家屬工組成的生產隊）的領導提出的。在生產隊成立前，這些家屬們并不被視為工人，盡管她們也干著建設木廠的活，卻領著更少的工分和糧食。

女工們慶祝婦女節（圖片來源：受訪者）

家屬工們告訴舒安，她們的工作并不比其他人輕松。生產隊成立之初，工人在車間里，家屬工在室外。因為家屬工領的糧食要按勞動天數算，需要一個月干滿三十天，才能領足讓孩子吃飽的糧食數。她們兩個人一組，肩膀頂著木頭，走窄窄的板橋，把一百多斤的木頭抬運上一層樓高的地方?！巴砩瞎と硕枷掳嗔?，家屬們還在拼命干。”

和家屬工相比，集體工的處境會好很多。但集體工的工資仍比國營工低了約五分之一。而且在大廠車間工作的集體工，常常被分到更臟累的活兒和班次，還會被視為“二等公民”，被部分領導冷語相待。

舒安告訴界面文化，大部分集體工并沒有那么在意這些待遇上的差異，覺得有份工作就挺好的。如果一個家庭中，丈夫是國營工，妻子是只能擁有一部分福利的集體工，那妻子和子女還是可以依托丈夫的身份，享受全部的福利。在《中國的父權制與社會主義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一書中，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朱迪思·斯泰西觀察到，中國的儒家父權制度首先被新民主父權制度所取代，而后又被父權社會主義所替代。這意味著，家庭內部資源配置依然受到父權影響。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Judith Stac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如果單純寫一部國企興衰史，這本書會被寫成什么樣？

舒安說，首先她就不會采訪到這些女性了。最初為了方便工人們理解，她用的話術是“我想要寫這個廠的歷史”，于是推薦給她的采訪對象無一例外都是男性管理者。

“我采訪他們之后，發現大家講的東西都是一樣的。比如說廠當時多么興盛，哪一年某一個重大的會議在我們廠開，哪一年引進了什么樣的機器……”

舒安轉而想要采訪家屬工，起初這些老人都跟舒安說，她們不會講故事，沒有文化，應該去找其他人。最終，舒安還是說服了她們。

舒安發現，這些女性在工作的時候，關注的更多是身邊的關系、情感和個人體驗?！拔矣X得可能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少一些，反倒能夠讓他講述一些比較貼近于身邊的這些故事?！?/p>

舒安告訴界面文化，很多做女性口述史的學者對此都有類似的觀察。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教授賀蕭，在寫作《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時發現，農村女性記住的歷史，跟我們看到的文本的歷史有所出入。因此，口述史作為一個研究方法，也經常被用來記錄女性，或者其他的邊緣人群所記憶的歷史。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
[美] 賀蕭（Gail Hershatter） 著 張赟 譯
人民出版社 2017-4

“一個群體越是邊緣，他們的記憶就越依賴口述來傳承，你也就越能從中看到和文本記錄不一樣的真實?！笔姘舱f道。

浪潮過后

2008年夏天，舒安的母親和四五個在廈門打工居住的老廠同事重新聯系上，恢復了往來。讓舒安困惑的是，母親時不時嫌棄老同事小氣、沒文化，但和他們的往來又停不下。

帶著對母親這些矛盾舉動的疑問，舒安不斷回到老廠，試圖在別人的故事里找到答案。多年之后，她將這種矛盾指向了下崗的經歷，“下崗那個時間點，如果你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在這個廠里，或者都是工人階級，那你‘完蛋’的幾率就高很多。因為那時候你需要靠社會的資源和網絡把你拉起來。所以我覺得，我媽后來一直想要靠近中產階級?！?/p>

這不僅是身份認同上的需求，也是為了積累新的社會資源，“如果認識的中產階級越多，那下一次再經歷相同的磨難時，就越有可能幫助家人渡過難關。”

在勝木廠車間工作的工人（圖片來源：受訪者）

提到下崗，大家更熟悉的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故事。舒安認為，“如果說下崗對于東北來說是一個巨浪，那對福建來說還算是有一點點緩沖的?！?988年，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勝木廠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廠的產量穩步提升，加上下海做木材生意的私人老板也越來越多，廠里與南方多地都有了業務往來。勝木廠的銷售員時不時要接待來自廣東、深圳乃至港臺地區的貨主，舒安的母親甚至去過一趟香港。

這一批與外界聯系更密切的人，能夠更早地看到私有化浪潮的洶涌，“先是一波波小浪，有些人已經被吹著走入海里”。而絕大部分在車間工作的人，可能直至最后一刻才能感知到“一波大浪襲來。”

盡管靠近廈門和深圳兩大經濟特區，勝木廠的工人在下崗后擁有比東北更多元的出路，但當舒安問起他們后來做了什么，許多人卻回答：“什么也沒干?！?/p>

事實上，他們當過保安、做過月嫂、開過餐館，也接過零工，這些職業聽起來并不體面，于是被隱匿了起來。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和喬納森·科布在《階級的隱性傷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中談到，社會變遷帶來的損失，往往不僅是資源的減少，也會成為個體對自身價值的懷疑。

當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人們傾向于將下崗后的落差歸咎于個人能力，但許多人生轉折并非源于一次個人選擇，而是發生在更大的制度變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