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巒疊嶂見真章，看方增先在新中國美術史上的多維坐標 ? 李磊

方增先在家中（2019年）。 資料

方增先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留下的藝術遺產與精神財富，如同他筆下那些堅實的人物形象一般，永遠矗立在中國現代美術的版圖上。

如果說新中國現代美術是一片群峰聳峙的崇山峻嶺，那么方先生無疑是其中一座巍峨且具辨識度的山峰。他的高度，不僅在于其個人藝術成就的卓越，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在多維度的坐標軸上，為整個時代的美術事業開辟了新的疆域。他是一位集創作、教育、管理于一身的全能型巨匠，是“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國現代美術館事業的開拓者，更是一位將個人藝術生命與時代脈搏、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人民藝術家。

我在2005年至2012年間，擔任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作為方先生的同事和助手，在他身邊工作了整整7年。這7年，是我人生中寶貴的學習階段。方先生于我，亦師亦友，更是我職業生涯中的一盞明燈。他以他的精神境界、藝術見地和嚴苛的工作要求，為我們這些后輩提供了啟迪。

今天，我以親歷者的視角，嘗試勾勒這座藝術高峰的多重輪廓，還原一個真實、立體、充滿溫度的大師形象。

從“展覽館”到“美術館”：體制變革的先聲

1983年，方先生從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調入上海，1985年，擔任上海美術展覽館的負責人。他上任伊始，便做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實則石破天驚的決定：將“上海美術展覽館”更名為“上海美術館”。一詞之差，背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機構定位與運營邏輯。

“上海美術展覽館”，顧名思義，其核心功能是為各類美術展覽提供一個物理空間和配套服務。它是一個被動的、服務型的場所。而“美術館”則完全不同。在國際語境下，Museum of Art或Art Museum，其本質是一座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博物館。它必須具備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等綜合功能，是一個主動的、具有學術引領作用的文化機構。

在方先生的主持下，上海美術館管理團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組織架構，這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需要勇氣和遠見。

方先生推動建立了上海美術館的典藏體系，把原來屬于畫廊的一批海派名家作品調撥入美術館庫藏，為以后的典藏打下了基礎。他利用自己在美術界的威望和人脈，為上海美術館爭取珍貴的藏品。

他主導策劃的一系列大型專題展和學術邀請展，極大地提升了上海美術館在全國的影響力。同時，在他兼任上海美術家協會主席的兩屆任期里，積極拓展美術創作、人才孵化和對外交流的新機制，為上海美術事業的繁榮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浙派人物畫”的誕生：從時代命題到藝術解答

談及方先生的藝術成就，無論如何都繞不開“浙派人物畫”。作為這一畫派的開創者之一，他與中國現代人物畫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我曾多次向他請教浙派人物畫的淵源與特質，每次，他都以一種近乎歷史的冷靜，而非藝術家的浪漫，向我娓娓道來。

“哪有什么‘浙派’？”他笑著對我說，“那是后人總結出來的。我們當年做的時候，腦子里根本沒想過要創造什么流派。事情很簡單：新中國成立了，時代變了，藝術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反映勞動人民。可是你看看，清朝以來，中國畫里畫的是什么？才子佳人，文人雅士，頂多畫個鐘馗、關公。你讓他們去畫一個扛著鋤頭的農民，一個掄著鐵錘的工人，怎么畫？畫不出來！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畫法。”

這就是那個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彼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理論大量涌入，對中國美術界產生了深刻影響。方先生最初是學油畫的，有著扎實的造型基礎。他說，他們這批人從油畫轉向國畫人物畫創作，面臨的核心矛盾就是如何融合。

一方面，他們需要強化素描能力，特別是結構素描，以解決人物的造型問題；另一方面，他們需要學習蘇聯繪畫中宏大的場面構成，以表現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但最終，他們用的是毛筆、宣紙、水墨和顏料，這是中國畫的工具和材料。如何用中國傳統的筆墨紙硯，去承載和表現全新的時代精神？

答案是唯一的：融合。打破舊有的筆墨程式，打破文人畫孤芳自賞的趣味，用為人民服務的新要求，將中西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方先生強調，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而是一種化學反應。

2010年，年近八旬的方增先亮相他在北京的人物畫大展

具體到實踐中，他們從寫生入手。方先生帶著學生，深入到工廠、農村、邊疆，去觀察、去體驗、去畫速寫。他們的作品中，人物造型扎實有力，來源于真實的觀察和寫生，而不是憑空臆想或照搬古人粉本。人物的神態、表情、動態，都與現實生活貼近，充滿泥土氣息和人間煙火味。這些作品，既有西洋素描的嚴謹結構，又有中國畫線條的靈動韻味；既有宏大敘事的史詩感，又不乏細膩入微的生活情趣。

比如他1964年創作的《說紅書》，描繪的是田間地頭一位老農為鄉親們讀報的場景。畫中人物的姿態各異，神情專注，構圖飽滿，筆墨酣暢淋漓。人物的面部刻畫精準，衣紋的處理則采用了中國傳統繪畫的線描技法，虛實相生，極具表現力。這幅作品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成為那個時代經典的視覺記憶之一。

方先生是這一畫派的靈魂人物，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主題性革命現實主義繪畫的杰出代表。他的《粒粒皆辛苦》《艷陽天》等作品，早已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經典符號，影響了幾代人。

《粒粒皆辛苦》 方增先 中國畫 105×65.2cm （1955年） 中國美術館藏

超越自我：從單一寫實到多樣寫意

方先生并非一個故步自封的人，而是一個永不停歇的探索者。當“浙派人物畫”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頂峰，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廣泛影響之后，一個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千人一面”。

一些追隨者只學到了表面的一套程式和方法，卻丟失了其背后的精神內核。題材、造型、筆墨，都開始出現嚴重的趨同現象。方先生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并對此深感憂慮。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藝術之所以是藝術，首先在于它的藝術性，在于它能感染人。如果大家都畫成一個樣子，那每個作品獨特的感染力在哪里呢？藝術不能只有表面的場景之美，不能只有造型上的時代標簽，它還必須要有塑造過程本身的形式之美，要有藝術家個人獨特的審美感受和表達。”

正是出于這種深刻的反思，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方先生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新的求索之路。他要打破自己親手創造的“范式”，去尋找一種全新的藝術語言。

1955年，方增先在千佛洞臨摹壁畫。 資料

這條路一走就是20多年。這期間他創作方向的轉變是巨大的，也是最值得后人研究的。他著力強調技術本身和藝術語言之美，從追求“畫得像”“畫得好”，到追求“畫得有味道”“畫得有格調”。

這種轉變，集中體現在他對筆墨語言的重新挖掘和創造性轉化上。他從中國傳統繪畫的浩瀚寶庫中，特別是從明清以降的寫意花鳥、山水畫中，提煉出獨特的筆法和墨法，并將其用于塑造人物形象。這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因為傳統寫意畫的筆墨是高度抽象的，而人物畫則需要具象的造型。

如何將抽象的形式美感與具象的造型要求完美統一？方先生的解決方案是，讓筆墨之美始終服務于造型，但又不是被動地服從。他提出了“結構素描”的教學理念。他強調，畫畫不能只看表面的光影，而要理解對象內在的解剖結構——骨骼、肌肉、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外部光影的互動關系。只有理解了這些內在的“結構”，畫出來的人物才是堅實的、是有骨有肉的。在這個堅實的造型基礎上，他用充滿書寫性的筆墨線條去勾勒、皴擦、點染，使得每一筆都既在造型的位置上，又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

記得有一年劉文西先生來看他，兩人相談甚歡。等劉文西走后，方先生對我眨眨眼睛：“你說劉文西畫的好不好？”我說：“劉文西先生畫得太好了！我小時候就臨摹他的畫，那素描是一流的。”方先生說：“對，素描是一流的，那筆墨呢？你看劉文西的畫是素描加染色，而我們的課題是要讓畫面更加生動而有韻味。中國畫是寫出來的，我們要特別注重這個‘寫’字。”

看方增先的作品，如《帳篷里的笑聲》《母親》《家鄉的板凳龍》等，你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人物的形象更加概括、凝練，甚至帶有某種變形和夸張，內在的力量感卻更強了。筆墨不再是造型的附庸，而是與造型融為一體，共同構成了作品的精神內核。那些看似隨意揮灑的線條，實則蘊含著千鈞之力；那些濃淡干濕的墨塊，仿佛是他內心情感的直抒胸臆。他畫一只眼睛、一個鼻子，寥寥數筆，卻精準地抓住了神韻，比精雕細琢更富生命力。他成功地將傳統筆墨的抽象美，嫁接到現代人物畫的具象造型上，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更具東方美學意蘊的現代人物畫風。

方增先一家。 資料

雙年展的堅守：包容與開放的胸襟

作為上海美術館的掌門人，方增先先生最令我敬佩的，除了他的藝術造詣，還有他作為一位文化領導者所具備的博大胸懷和前瞻性視野。其中，典型的例證便是“上海雙年展”的創立與堅守。

20世紀90年代初，方先生出訪歐美考察，他驚訝地發現世界藝術的面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遠遠超出了我們對蘇聯藝術和19世紀法國藝術的認知。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他雖然沒有立刻找到答案，但看到了差異，也感受到了危機與機遇。他開始思考：中國的當代藝術該如何處之？上海的舞臺該如何與世界對話？

于是，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1996年，第一屆“上海（美術）雙年展”誕生了。起步是謹慎而堅實的。第一屆以架上油畫為主，兼顧少量裝置；第二屆則以水墨、中國畫為主題，旨在探討傳統媒介的當代轉換。從第三屆開始，展覽正式進入真正的當代藝術范疇，越來越國際化，也越來越引發爭議。

我從2005年接手第六屆上海雙年展的籌備工作，此時雙年展已走過十年歷程。那段時間，我和我的團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是經費捉襟見肘，另一方面是社會輿論的不解與非議。畢竟，雙年展展出的大量探索性、實驗性的作品，與大眾習以為常的審美習慣差距太大。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方先生始終站在我們身后，給予我們最堅定的支持。記得有一次，我陪方先生一起看雙年展布展。在一個展廳里，我們看到了一組荷蘭女藝術家瑪琳·杜馬斯的作品。那是幾幅大尺寸的紙上水彩人物畫，筆觸粗獷，色彩晦暗，人物形象甚至有些扭曲、糜爛。方先生看了半晌，皺了皺眉，低聲對我說：“這么難看！”

我當時心里一驚，以為他不滿意，連忙說：“那以后我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不選這類作品了？”

沒想到，方先生立刻轉過頭，嚴肅地看著我：“不行！這個要聽策展人的。我不喜歡，不代表它沒有意義。她在國際上很有名，那可能代表了另一種看待世界和理解藝術的方法。我雖然不喜歡，也看不懂，但我們辦雙年展，就是要堅持多樣性。我們堅持，不是為了讓我們自己喜歡什么才做什么，而是為了讓中國觀眾、讓世界看到文化各種各樣的存在，看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才是美術館的意義所在。”

這番話，如同一記重錘，敲醒了我。我瞬間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它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也不是盲目的排外，而是在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擁有擁抱世界、包容異質的廣闊胸襟。方先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我上了關于“開放”與“包容”最生動的一課。

方增先作品《母親》

原標題：《峰巒疊嶂見真章，看方增先在新中國美術史上的多維坐標 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