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周海嬰回憶道:“我聽到樓梯咚咚一陣猛響,外邊有一個人掄起快步,跨進門來,我來不及猜想,人隨聲到,只見一個大漢,直奔父親床前,沒有猶疑,沒有停歇,沒有俗套和應酬,撲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地號啕大哭。“
這個號啕大哭的人就是魯迅的弟子——作家蕭軍。蕭軍為魯迅抬棺,還是一萬余人送葬游行示威隊伍的總指揮。在墓地上,蕭軍代表“魯迅先生治喪辦事處”全體同仁致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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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魯迅的栽培就沒有作家的蕭軍,是魯迅親自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作序言,蕭軍在文壇一炮打響。當《八月的鄉村》遭到滬上某些文人惡意指責時,魯迅奮筆撰文予以還擊。
蕭軍視自己為“魯門弟子”,還專門鐫刻了一方名叫“魯門小弟子”的印章,以傳承魯迅的衣缽為己任。蕭軍公開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而毛澤東只能算是我大哥。”
蕭軍一直到晚年都說,“魯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鐘愛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鐘愛他,希望你們也能如此,他是中國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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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魯門小弟子”的蕭軍 ,可以說是作家中的戰斗機,狷介豪放性格剛烈,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拔刀相助行俠仗義,是文人中少有的俠客。
蕭軍原名劉鴻霖,行伍出身,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因打抱不平被開除。蕭軍自謙為“遼西凌水一匹夫”, 還有一個別稱叫“遼西醉俠”,具有江湖野性的硬漢風格, “我的資本——腦袋一顆。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辦法——兩手換(拼個你死我活),到必要時就把這顆腦袋擲過去。”
蕭軍曾對人說“在舊社會,我打架的次數比發表文章的篇數還多!那都是我用拳頭寫的文章。”
上海有兩個文人看不慣他,一個叫狄克,一個叫馬蜂,諷刺蕭軍是魯門家將,是魯迅的孝子賢孫。蕭軍二話不說上門決斗,痛揍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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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是延安時期與毛澤東過從最密的文化人之一,毛澤東對這位魯迅弟子也是青睞有加,毛澤東和蕭軍的書信往來有十余次。蕭軍在日記中說毛澤東“誠樸,人性純厚,客觀”。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蕭軍第一個發言,直言不諱提出自己的主張:
”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以寫出十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不僅要做中國第一作家,而且,還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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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一生以魯迅先生的學生自居,所提倡的新英雄主義實際上也是魯迅的精神和風骨。蕭軍在《魯迅研究會成立經過》說,“魯迅不僅僅是中國社會的鏡子,而且是一具帶有紫外線的太陽燈——他照出了中國社會光明的前路,照出了藏在社會每一個齷齪的角落、每一條不被人注意的卑俗的縫際里面所潛藏的惡菌,以及新生的能擔當起改變中國命運的苗芽。”
在延安的時候,蕭軍列屬延安“四大怪人”之一,江湖味十足,因為打架還被判刑。蕭軍桀驁不馴,甚至有點狂妄自大,“我要在文學的國里成為一個王,一個亞歷山大,拿破侖,凱撒,列寧……”,卻是文人中少有的敢說敢做的獨行俠。
蕭軍和王實味沒有什么私交,但是看不慣大家在“王實味事件”上的言行,認為對王實味的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蕭軍還親自找毛澤東為王實味申辯。在延安召開的有兩千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蕭軍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舌戰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等作家。延安文壇公開敢為王實味仗義執言的,蕭軍一人而已。蕭軍以后多了一個罪狀,“ 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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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到延安以后,對延安的氛圍并不適應,尤其看不慣一些末流作家挾黨自重,一些文化機構的領導不懂文化。蕭軍信奉自由主義,追求獨立的精神立場去對抗時俗。愛惜蕭軍的毛澤東曾提出要蕭軍改行“入黨當官”,被蕭軍拒絕。蕭軍在日記里說過,“提高文藝工作者自尊心,勿甘心喪掉自己的人格和獨立精神,變為淺薄的軟骨病者或裝甲的烏龜。”
蕭軍在日記里邊記述當時的一些現象:“下午去看舒群,五時和他一同來文協。路上,他講昨夜歡迎這里的首長之類,一些可恥的笑話,這里開始制造,諂上’的傳統”。
“這里的女人有一個普遍的傾向:勢利、虛榮、向上爬……”
“延安一些高級干部的女人,他們一嫁好丈夫,就喪掉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工作崗位,隨著丈夫‘光榮’去了!”
延安當時也確實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蕭平曾寫過《龍生龍.鳳生鳳》的文章批評這種現象。所以蕭軍肯定了現在還是雜文時代,還需要雜文。蕭軍在《論同志之愛與耐》一文中,批評革命者中的一些人兩眼只盯著地位和權威,而不走正路,甚至穿著釘子鞋從自己同志的鼻子上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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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發表了《文學與生活漫談》指責了一些作家,說他們寫不出東西卻把原因歸之為沒有肉吃。蕭軍對周揚反唇相譏:“凡是到延安來的——連一個小鬼也在內——他們絕不是想到這里來吃肉或者是補充維他命C的,這也正如周揚同志參加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做院長,吃小廚房以至于出門有馬騎。”
毛澤東寫信提醒蕭軍:“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王安憶在《懷念蕭軍先生》中寫道:蕭軍先生住在虹口區山陰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條件也不頂好,可蕭軍先生擠在那里,過得很得意的樣子,不愿搬出來。當時我感覺到他住在與魯迅故居大陸新村同一條山陰路的地方,很有歷史意義,具有一種“五四”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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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五四”的味道其實就是人文主義的意蘊,思想自由人格獨立。深受魯迅戰斗精神影響的蕭軍,更是要“待得黃泉拜見日,敢將赤膽奉尊前”,“戰斗即生活!這是我新英雄主義基本的信念。”
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格追求和自由主義的文化理想是不合時宜的,注定命運多舛。1948年,蕭軍在東北主編《文化報》被批判。蕭軍看不慣蘇軍在東北的橫行霸道,提出了“各色帝國主義理論”,寫了小說《來而不往非禮也》認為“倡導無原則的友好是不合理”,結果被認為是反蘇。同時還批判蕭軍是是一個腐朽的“人性論”者,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親自撰文批判蕭軍,專門出版了一本書《蕭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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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被撤銷一切職務逐出作家隊伍,此后三十年,蕭軍雖然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依然斗志昂揚: “你們可以批斗我,叫我怎么都照辦。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如果這樣,我就和你們同歸于盡。”
諷刺的是那些批判蕭軍和王實味的文人同樣沒有逃脫被批斗的結局,那個劉芝明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
1988年6月22日,蕭軍去世。蕭軍遺言顯現文俠本色:“死也要死得藝術,死得有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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