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眾所周知，我國有多種立遺囑方式，包括口頭遺囑、代書遺囑等。那么，在涉外案件中，如果同時存在口頭遺囑和代書遺囑，如何判斷兩份遺囑的效力？今天這個案例就涉及這一問題。
楊某3是在2010年移民美國，2015年回到中國居住，2022年在中國病逝。生前有2名子女，楊某2和牟某。2022年11月，楊某3住院，病情危急時，曾在民警見證下立有口頭遺囑，但該口頭遺囑不完整。2022年12月，楊某3又在多人見證下由朋友代為書寫了遺囑，并在一星期后去世?，F(xiàn)兩名子女就遺囑效力問題起訴。
秦嘉澤律師團隊認為，本案是涉外案件，楊某3雖為美國國籍，但其經(jīng)常居所地位于中國，且牟某及楊某2一致確認本案適用中國法律，故本案適用中國法律。
本案的第1項爭議焦點是口頭遺囑是否有效。中國法律規(guī)定，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危急情況消除后，遺囑人能夠以書面或者錄音錄像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
本案中，根據(jù)楊某3的病史記錄，楊某3在2022年11月屬于危急情況，此后危急情況亦未消除，符合訂立口頭遺囑的條件。根據(jù)民警的執(zhí)法記錄儀顯示，楊某3在民警在場的情況下作出“我愿意將我的500萬元遺產(chǎn)交給”的陳述，但該表述并不完整。
盡管注意到楊某3在作出上述陳述時頭部有動作，被子下的身體亦有動作，但口頭遺囑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上述動作并不能使“楊某3將500萬元遺產(chǎn)交給牟某”這一待證事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因此，楊某3的上述行為并未訂立遺贈牟某500萬元的口頭遺囑。
本案的第2項爭議焦點是代書遺囑是否有效。中國法律規(guī)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并由遺囑人、代書人和其他見證人簽名，注明年、月、日。
本案中，楊某2提供了代書遺囑，主張由鮑某1代書，鮑某1、滕某、劉某2在場見證，楊某3和三位見證人簽名，由楊某3注明年月日。鮑某1及滕某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兩人對于代書遺囑的訂立經(jīng)過進行了陳述，盡管滕某對于遺囑頁數(shù)的陳述有誤，但是遺囑訂立距今將近三年，滕某也將近70歲，記憶偏差亦屬正常。
同時，滕某和鮑某1對于遺囑訂立的具體時間、地點，在場人員，遺囑數(shù)量，遺囑的簽名、署期的陳述高度一致，相互印證，這兩位證人的證言可以采信。盡管代書遺囑第一頁未簽字，但每一頁簽字是打印遺囑的形式要件要求，代書遺囑并無該形式要件要求，且代書人及見證人均明確楊某2提供的兩頁遺囑原件是當時見證的代書遺囑。綜上，代書遺囑有效，楊某2可以依據(jù)代書遺囑繼承楊某3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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