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實錄 | 奚錫燦：經濟結構轉型，對流動人口意味著 什么？

2024年11月24日，由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主辦，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流動的中國”研究網絡、北京三知困難兒童救助服務中心聯合承辦的《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趨勢與機遇》平行論壇在杭州舉辦。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奚錫燦在本次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經濟結構轉型，對流動人口意味著什么？”的主題分享。

以下是奚錫燦教授主題分享的文字整理稿，經本人審定。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

流動人口該何去何從？

最近一段時間，我國的流動人口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近期的就業壓力，使他們難以在城市扎根。

但故鄉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嗎？

長期以來，農業被視為吸納流動人口就業的“蓄水池”，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這一功能已大幅下降。這背后有幾方面原因：

一是我國農業已經大幅機械化，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新一代的農民工也缺乏農業生產經驗。

二是我國制造業就業受到了內外雙重擠壓。從外部環境看，我國貿易、外貿一直受關稅的困擾，未來被加征關稅似乎不可避免。內部是受技術進步的擠壓。我國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很快，但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往往以制造業就業減少為代價。現在很多新興產業里已出現大量的“黑燈工廠”，即廠里不需要開燈，完全自動化。

三是服務業崗位多集中在大城市。

四是我國還沒有很好的關于返鄉農民工的就業統計，但從一些調查來推算，返鄉農民工的工作時長較短，可能面臨比較嚴重的隱形失業問題。

既然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那么農民工該何去何從？當看不清方向的時候，歷史往往能提供借鑒和啟示。

服務業興起是大勢所趨

從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以下兩個趨勢是必然的，尚未有國家出現逆轉。

第一，工業（尤其是制造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會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這一趨勢與我國過去30年快速工業化的經歷相符，制造業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然而，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通常在6000-8000美元之間時，工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會逐漸下降。

第二，服務業在宏觀經濟的占比不斷提高，這既包括就業的占比，也包括GDP的占比。當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邁進時，制造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會逐漸減弱，而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則持續增強。

（工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先升后降）

上圖包括10個發達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法國等工業革命的先發經濟體，以及日本、韓國等二戰之后迅速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趨勢：當這些經濟體從人均收入較低的水平往中等水平發展，即從相對落后的農業國向工業國發展時，工業占比上升，包括在總就業和GDP中的比重。

然而，當這些國家進一步從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發展時，工業在總就業和GDP中的比重普遍下降。即使是像日本、韓國這樣以制造業立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也無一例外地出現了這一趨勢。

（發達國家服務業占總就業和GDP的比重）

再看服務業。服務業的發展趨勢是完全相反的，即隨著這些經濟體富裕程度的提升，進入高收入階段時，服務業占總就業和GDP的比重都在不斷上升，通常可達到70%-80%。這意味著服務業成為創造GDP和就業的主要力量。

相比之下，工業和農業在GDP和就業中的比重相對下降，通常僅占20%-30%。這不是說制造業不發展，而是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已跟不上服務業。

（中國服務業占總就業和GDP的比重）

那么中國在結構轉型上和其他國家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并沒有質上的重大區別。

從1990年到2016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的比重也在不斷上升。最近幾年，只有疫情中的2021年服務業占比是下降的，除此之外都在持續上升。從2015年開始，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50%，這標志著中國已正式進入“后工業時代”。

服務業與城市化相互促進

我們再看上述發展趨勢對于流動人口意味著什么。

服務業與城市化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

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需要近距離接觸，這與制造業有很大不同。例如，蘋果手機可以在印度生產，通過運輸運到美國，但消費者要體驗杭州的餐館或上海迪士尼樂園，就必須親自到當地。這種對面對面交流的需求使得服務業的發展高度依賴于人口密度。服務業企業如果在同一時間內有更高的客流量，就能降低平均成本，提高利潤率和生產效率。

2010年中國的城鄉人口分布接近五五開，城鎮人口占49.68%，農村人口占50.32%。然而，城市人口創造了約80%的服務業就業，而農村人口只創造了約20%。這種分布反映了服務業對人口密度的依賴性。

（人口密度與服務業的占比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在我和陸銘、鐘粵俊發表于《管理世界》的文章中，我們分析了中國不同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與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服務業的占比也越高，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如上圖）。這表明上面提到的結論，在數據上完全可以驗證。

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

從發展趨勢上看，盡管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服務業的興起與發達國家歷史上走過的路沒有質上的區別，但存在一些量上的差異。

如果將現在的中國與美國歷史上同等收入水平的階段相比，中國的服務業仍然發展不足。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條件下，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比美國低約10個百分點。

（在同等人均收入條件下，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低于發達國家）

這種差異背后有幾方面原因：

一是中國的城市化政策和人口流動政策長期偏向于低密度地區。政策的導向是先發展農村，再是小城鎮和中型城市，最后才是大型城市，目前特大城市仍未完全放開。而低密度城市意味著服務業發展受限，因為服務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人口密度。當人口過多地流向低密度地區時，服務業的發展必然不足。

二是地方政府對制造業和實物投資的偏好。從具體指標來看，如果比較中國不同城市的商住用地價格和工業用地價格，可以發現工業用地供應非常充分，且價格相對較低。同樣的一片土地，工業用地的價格大約只有商住用地的1/4-1/5。這種政策導向導致服務業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流動人口更少參與服務業

從服務業就業參與的角度來看，結合我和陸銘、鐘粵俊基于2015年人口普查數據所做的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在服務業中的就業比例顯著低于城鎮戶籍人口，大約低10-20個百分點。這背后有幾方面原因：

一是部分服務行業對流動人口的開放程度有限，尤其是公共服務部門。甚至在幾年前，一些城市的網約車運營都不對流動人口開放。

二是流動人口中存在顯著的性別比例失衡，男性多于女性。女性在服務業中通常有比較優勢，因為她們通常更耐心，更容易在與人打交道時產生共情和同理心，這些特質在服務行業中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我國流動人口在子女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務上受到限制，更多女性被迫留在農村照顧小孩和老人。

三是城市生活經歷帶來的學習效應受到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不均的限制。陸銘和魏東霞老師的研究表明，晚進城的農民工與早進城的農民工相比，參與服務業就業的比例要低很多。服務業需要與人打交道和面對面交流，需要具備體察對方情感和情緒等非認知能力，這些能力往往是在大城市生活經驗中獲得的學習效應。越早進入城市，積累的城市生活經驗越豐富，獲得的學習效應也越強。然而長期以來，戶籍制度的限制和公共服務的缺乏使得許多留守兒童長期留在農村，缺乏城市生活經驗，這在他們未來進入服務業就業時會遇到很大障礙。

今年嶺鵬研究院在甘肅渭源的調研中，了解到當地政府為當地女性提供了許多免費的職業培訓，希望改善當地女性的就業，如家政、育嬰師和養老護理等。這些職業在大城市中需求旺盛，婦女受訓后不難在北京、西安、蘭州等大城市找到工作，且工資水平遠高于農村的勞動回報。然而當地女性參與這些培訓的意愿卻很低。原因之一是部分女性在結婚后需要留在家鄉照顧孩子，無法將孩子帶到工作地，培訓的技能難以得到應用。二是小城鎮的服務業發展相對不足，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

結論

中國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是個結構性問題，既有供給側的結構問題，也受到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還存在局部的供不應求。為了應對這一問題，以下幾點非常重要：

一是要充分認識到，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是必然趨勢，而制造業吸納就業的空間有限。

二是要充分認識服務業與城市化的緊密聯系。服務業不太可能在農村出現，在小型城市的機會也有限，而在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是要深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過去，公共服務的不均等限制了流動人口尤其是女性的職業選擇，導致她們無法充分參與到服務業中。因此，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促進流動人口的就業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為了系統地解決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各級政府需要充分認識到轉變發展理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本論壇其他回顧：

了解更多流動人口研究和觀點，信息請看：

2023年《城市化與流動兒童社會支持》平行論壇實錄：

2022年12月城中村和流動兒童教育主題研討會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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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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