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說中國經濟的真正瓶頸，并非“消費不足”？

? 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導讀】近期，關于“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討論在輿論場持續升溫，但本文提出了一個顛覆性觀點：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根本不存在“消費拉動”的增長模式。

作者指出，雖然克魯格曼等西方學者批評中國“投資驅動模式不可持續”，主張轉向消費主導，但這混淆了長期增長邏輯與短期調控手段。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到哈羅德-多馬模型，所有經典增長理論都證明：儲蓄轉化為投資才是增長的核心動力。消費本質上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正如一個人必須先工作賺錢才能消費，而非靠花錢來創造財富。即便某些消費能通過提升人力資本間接促進增長，其傳導機制也十分有限。

針對“中國消費率過低”的普遍認知，作者用一組數據澄清：2022年中國商品消費規模已達美國的87.4%，但消費/GDP占比（53.2%）卻遠低于美國（82.9%）。這一差距主要源于：美國天價醫療（如1200美元/次的救護車）等服務消費推高了數據，而中國居民更傾向實物消費（汽車、家電等）。若考慮購買力平價，中國商品消費實際是美國的1.25倍。更重要的是，中國房地產投資中包含大量“隱性消費”（如購房自住），導致真實消費率被低估。

作者認為，盲目追求“消費率”可能適得其反，高儲蓄率恰是東亞奇跡的共性優勢。要打破“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費，增加消費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環論證，必須找到“第一推動力”，即由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面對嚴峻的外部挑戰，作者建議“十五五規劃”期間可安排類似當年四萬億刺激計劃的大項目。

本文轉自觀察者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不存在“消費驅動增長”，“十五五”應再推類似四萬億的大項目

▍“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并不存在

關于“消費驅動”這一說法，談論最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格曼和薩默斯。克魯格曼聲稱，中國長期以來“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使中國經濟瀕臨金融危機的邊緣；薩默斯則認為，中國“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討論“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的選擇時，首先要明確我們所討論的是長期經濟增長問題還是短期宏觀調控問題。西方學界談論中國的“投資驅動”時，實際上是指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和增長模式，即所謂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發展），同在某個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國經濟增速實現某個特定經濟增速目標，如2025年如何實現5%左右的GDP增速目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關注中、長期經濟增長，研究的是供給方問題；后者側重短期調節，研究的是需求方問題。

作為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根本不存在 “消費驅動”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

以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為例，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儲蓄率越高社會總產品的產量增長越快，反之，“消費率”越高社會總產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寧的再生產理論為例，列寧在23歲時在一篇題為《論市場》的文章同民粹派進行論戰，用“數例”構建了一個實質上是一個差分方程組的增長模型。列寧利用這個模型證明，盡管俄羅斯貧困、消費不足——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門）得不到發展，但由于有機構成在不斷提高，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可以脫離第二部類增長緩慢的束縛而增長。因而，俄羅斯必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

資本積累驅動經濟增長不僅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中，情況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中， “經濟增速=儲蓄率/資本產出率”。 由于假設儲蓄完全轉化為投資，儲蓄率=投資率。該模型表明：經濟增長由投資率與投資效率決定，消費的增加意味著儲蓄和投資的減少。在其他因素給定條件下，消費的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

從標準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考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出的經濟增速模型表明，給定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經濟增速是投資、勞動力投入和技術進步的函數。顯然，對于決策者而言，投資、勞動力投入和技術進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須掌握好三者的比例關系。

當前，中國政府十分強調產業和產品創新，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就這種情況而言，可以說中國存在“投資驅動”和“技術進步驅動”之間的選擇，但技術進步不是從天而降的，技術進步離不開各種形式的投資。因而，也可以說中國面臨“一般性投資驅動“和“注重創新的投資驅動”之間的選擇。

可以對生產函數加以擴展，把制度變遷、人力資本等因素包括進去。人力資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關，如果說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拉動作用，那么這種拉動應該是通過人力資本改善實現的。但消費—人力資本改善—經濟增長的傳遞機制需要具體的量化研究，不是簡單說說就可以得出結論的。同時，能夠改善人力資本的消費是某些特定類型的消費，而這種能夠改善人力資本的特定類型的消費的提供是同傳統意義的投資密不可分的。

總之，對決策者來說，在不同時期，由于條件不同，經濟增長對投資、勞動投入和技術進步的依賴程度會有所不同，在不同時期的增長模式可以貼上“投資驅動”、“勞動力驅動”或“技術進步驅動”的標簽。但不管怎么說，不存在 “消費驅動”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和戰略。

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克魯格曼批評東亞經濟的增長僅僅依賴資本和勞動投入而不是技術進步。他的說法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他當時也并未主張東亞國家應該實施“消費驅動”的增長戰略。

一項經濟活動可能同時兼有投資和消費的雙重性質，一件產品也可能兼有投資品和消費品的性質。如登山、健身支出的既可以看作是純粹消費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資本投資。一輛汽車既可能是消費品也可能是投資品（取決于汽車的用途）。不可否認，某些類型的消費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驅動作用。這種類型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還需要通過經驗研究加以確定。但無論如何，在不加嚴格限定的情況下把消費說成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提倡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從“投資驅動”變換為“消費驅動”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其后果也是不難想見的。

否定“消費驅動”增長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著投資越多越好。投資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線性的。在給定條件下，投資率存在一個理論最優值。以哈羅德-多瑪模型為例，投資率（儲蓄率）太高可能導致資本-產出率的上升，因而過分提高投資率可能導致經濟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

當然，資本-產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資率過高造成的。由于某種原因導致資本-產出率上升，為了維持目標經濟增速，政府還可能不得不進一步提高投資率。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片面強調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結果導致經濟效率下降、資本-產出率上升這種經驗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

▍消費和投資之間的關系

在當期消費和投資存在非此即彼的取舍關系，但在長期消費和投資的關系則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給定收入，把更多資源配置于投資，消費就會減少，反之則反。但從長期看，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現在就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但在未來更多消費”之間的選擇。

如何在消費和投資之間進行取舍，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蘇聯經濟學家費爾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費爾德曼模型建立在馬克思在生產理論基礎之上的。該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現在多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以實現未來多消費”。

費爾德曼等認為，計劃者最重要任務是正確決定如何在兩大部類間分配投資。如果現在用于生產資本品的投資較多、生產消費品的投資較少，當期消費品產量較小。由于用于生產消費品的生產資料的增速較高，隨時間推移，消費品的生產會迅速增長，并在某個時點上超過初期增長路徑上提供的消費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結果。

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取舍關系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重要研究領域。索羅的經典增長理論模型假定：給定生產函數、勞動力增長速度和資本折舊率等因素，在由不同儲蓄率定義的不同經濟增長路徑上都存在由人均資本量和人均收入定義的某一點，在這些點上都存在一個人均產出、人均資本、人均消費增長率都為零的穩定狀態（steady state）。

除理論之外，西方經濟學家也對經濟增長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經驗研究。例如，巴羅在他的著名教科書中《經濟增長》一書中明確指出，跨國的經驗證據表明，消費支出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面的。他還指出，總投資對GDP之比與體現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資本存在正向關系。

羅思義(John Ross)等人最近對大量經驗數據的研究證明，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超高的相關性。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高度相關，且經濟規模越大，相關性越強。這些經驗研究的結果也說明消費與投資的關系并非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現在多消費、未來少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未來多消費”的關系。

就中國國情而言，國民普遍重視養老保障、傾向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定積蓄，因此消費傾向相對較低，投資率相對較高。這種偏好并無所謂“好”或“壞”，如何在“現在”與“未來”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公共選擇問題。一般而言，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資率（資本形成/GDP）會出現逐步下降的傾向。但政府很難確定投資率的最優水平，更難于直接決定整個經濟的投資率。政府所能做的是在堅持市場經濟原則的同時，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實施逆周期調節，熨平經濟波動，穩定消費者和投資信心。

“消費拉動經濟”的說法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約，我們可以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對某一年度GDP增長的原因或可能性展開分析。根據支出法，GDP=C+I+X-M。這里C、I、X-M分別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為GDP構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為簡化分析而做的隱含假設是“有供給就有需求”。在短期宏觀分析中，因為供給不可能立即產生，所以假定供給是給定的， “有需求就有增長”。中國目前的情況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可以暫時不考慮供給約束和供給結構問題，而先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總需求不足。

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的目的就是使由該理論模型決定的GDP增速=潛在GDP增速。如果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決定的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政府就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增長速度，使實際經濟增速=潛在經濟增速。

“消費拉動（或驅動）經濟增長”的說法，僅僅在增加消費需求可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使實際經濟增速等于或更為接近潛在經濟增速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但如果總需求超過潛在增速，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費需求或其他總量需求，以便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貨膨脹率目標上下。

▍中國的消費率過低？實際上可能超過美國

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消費率過低。從數據來看，以2022年為例，中國最終消費是美國的43%(匯率1：7），2022年中國最終消費（63.8萬億），在GDP中占比為53.2%（=63.8/120）；同年美國最終消費（21.08萬億美元），在GDP中占比為82.9%（=21.08/25.44）。2022年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為44萬億元，按1:7匯率為6.29萬億美元，同年美國的商品（goods）消費支出和餐飲消費（Food services and Accommodations）分別為5.94萬億美元、1.25萬億美元，加總為7.2萬億美元。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國的87.4%（=6.29/7.2）（不完全直接可比）。

造成中國最終消費對美國最終消費之比，同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對美國商品+餐飲支出之比之間的巨大差距（43%對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最終消費中消費服務所占比重遠高于中國，而美國的消費服務價格又遠高于中國。在美國，服務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間，新冠疫情前美國服務消費占比為69%，服務消費明顯高于商品消費。

而中國的消費結構則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3.2%。中國服務消費支出對GDP比明顯小于美國服務消費支出對GDP比。雖然其中多少是由于量，多少是由于價格導致需進一步研判，眾所周知，美國服務消費的價格遠高于中國，我們自身的經驗也可使我們感知美國和西方國家服務（如家政、房屋維修、快遞、影劇院、律師費等等）的價格明顯高于中國。例如，美國在洛杉磯救護車每程服務費平均約為 1200 美元—1300 美元左右。廣州救護車單純出車一趟（包括 5 公里左右運送、醫生護士各一名出診、兩名擔架員費用及院前搶救費等）收費 148 元。

從消費品支出對GDP比的角度看，中國明顯超過美國。2022年中國GDP是美國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國商品消費支出（包括餐飲）的87.4%。換言之，從擁有消費品（汽車、電視機、空調等）的角度看，中國的消費支出對GDP之比明顯超過美國。此外還存在許多統計口徑和方法問題。這些問題都傾向低估中國最終消費對GDP比。

因此，在考慮消費結構與價格差異后，中國與美國在統計意義上所呈現出的消費支出對GDP比的差距，實際遠沒有數據所展示的那么顯著。粗略估算顯示，以商品消費占GDP比衡量，中國大約是美國的1.25倍。

簡言之，中國居民更傾向于購買實物消費品，如汽車、電視等；而美國居民則更傾向于服務消費，如法律服務等。因此，從消費品擁有量角度來看，中國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實際可能是超過美國的。

最后，一個不應忽視的事實是，長期以來，中國房地產投資對GDP比遠超過一般國家，但房地產投資中的很大一部分應該是為了滿足購房者的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需求。如果把這類房地產消費計入居民消費，經過調整后的中國消費率將會比現在統計局公布的數字要高許多。

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際間，居民的時間偏好（或消費貼現率）都會有相當的不同，因而儲蓄率也各不相同。例如東亞國家普遍儲蓄率較高，這是東亞奇跡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儲蓄率（投資率）較高，消費率較低本身不一定是個問題。相反，低消費率和高儲蓄率可能是一個發展中國得以趕超發達國家的巨大優勢。一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一概而論。

首先，儲蓄不應該是政府強制（forced savings），而是居民自主決定的儲蓄。如果公眾認為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希望提高消費率沒有任何問題。反之，如果公眾希望維持中國目前的儲蓄也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對GDP比應該適當，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但何為適當，則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地緣政治問題。

第三，儲蓄率可以分解為由文化、社會和經濟增長趨勢決定的基本儲蓄率和由經濟周期性波動導致的儲蓄率波動。如果儲蓄率較高是因為基本儲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國家，政府無需刻意降低儲蓄率。如果儲蓄率的提高是“周期性”原因（如受到某種沖擊，經濟增速下降，收入預期惡化，居民減少消費--凱恩斯的儲蓄悖論，Paradox of Thrift）導致，政府就需要進行逆周期調節，提高消費率、降低儲蓄率。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偏低？被夸大了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似乎是學界的另一個共識。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43%的數據，而其他國家的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實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兩套口徑：一套基于入戶調查，另一套基于資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資金流量表的計算，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59.3%，二者差距顯著。入戶調查數據存在系統性偏差，因為入戶調查需填寫問卷，補貼金額有限，低收入群體更愿意參與，導致調查樣本更多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寫時還有“向外低報”的傾向。

與其他國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56.22%，丹麥為46.1%，都低于中國按資金流量表計算的59.3%。英國為61.47%，僅略高于中國。各國國情不同，簡單比較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盡管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確實偏低，但也并不像某些觀點所表達的嚴重偏低。由于統計數據本身存在不準確性，我們不應該對部分統計結果過度解讀。

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對GDP偏低，但政府收入對GDP比也偏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最突出的特點應該是企業未分配利潤對GDP比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如果希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對GDP比，顯然不能依靠降低政府收入對GDP比。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能的選擇是降低企業未分配利潤對GDP比。

企業可支配收入 =稅后利潤+折舊-分紅。中國企業未分配利潤對GDP比偏高是中國的經濟體制、稅制、逆周期宏觀經濟調節政策等等多重因素決定的。中國企業留利較高，也可能意味著企業需要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當然也存在上市公司不分紅問題）。中國最近一段時間之所以有大量企業實現重大技術突破離不開這些企業的大量投資。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負債率明顯高于一般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未分配利潤對GDP比是否應該下調、如何下調是個復雜問題，需要單獨論證。聲稱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對GDP比太低，并暗示政府收入對GDP比過高至少是證據不足的。應該說，在當前情況下，調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對GDP比并非我們的當務之急。

從實物消費量進行比較，中國生命預期高于美國（2021年78.2歲對76.1歲）；在實物指標方面，中國居民消費并不低于發達國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領先于美國。例如，卡路里攝取量、蛋白質攝取量、兒童身高、城鎮居住面積、住房擁有率、教育年限、奢飾品銷售、人均肉類消費等。如果考慮到社會實物轉移(STIK)，世界銀行2021年ICP價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顯示，中國在居住、教育、休閑和醫療的消費量是用市場匯率度量的消費量兩倍多，考慮到最近三年中國的準通縮狀況，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消費量還要更高。

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在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基尼系數雖然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招商銀行數據顯示 2.4%的金葵花客戶擁有81.8%的儲蓄資產。根據李實教授的研究，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現在基本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數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0.5，會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的國家。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5之前出現了一個轉折，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出現了緩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7年的時間下降幅度不到3個百分點。2016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處在相對穩定的0.46-0.47之間波動的狀態，意味著2016年開始我們的收入差距沒有出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而且收入差距仍然處在一個高位水平。盡可能縮小收入差距不僅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而且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

綜上所述，從消費對GDP比的角度來看，中國與多數國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自媒體宣傳的那么顯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標方面，我們確實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現有擴消費措施刺激消費增長的效果有多大？還需研究

中國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占GDP比在過去十年（2014-2023年）的平均值約為 54%。2010年中國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比重）跌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低點49.1%。2023年回升到53.7%。與此相對比，全球平均最終消費率約為56.5%，高收入國家則普遍在70%以上。簡單的國際比較只能作為參考，說明不了什么問題。例如，2010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僅為49.1%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當時執行了擴張性財政刺激計劃，2010年GDP增速為10.6%，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則高達23.8%。2010年中國消費率跌至49.1%，反映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后果，并不說明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有什么變化。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消費對GDP比呈上升趨勢；投資和凈出口對 GDP比呈下降趨勢。在有效需求不足狀態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在GDP中占比的此消彼長，反應了宏觀經濟變量的內生變化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2024年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凈出口對GDP比分別為 56.2%、 40.4%和3.4%。同2023年相比，2024年需求結構的主要變化是凈出口增速大大超過GDP增速，從而提高了凈出口對GDP比；房地產投資增速急劇下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的提高尚不足以抵消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對投資增速的拖累，因而投資增速低于GDP增速，在GDP中占比有所下降。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無需過度關注這些占比的變化，重要的是確定可控性較強且對實現經濟增速目標最有幫助的需求變量。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的最大亮點是中國制造業不斷攻城略地，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使中國產業鏈的自主、安全性不斷提高。對此，中國制造業企業在最近十余年中維持了7%-8%年均投資增速功不可沒。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干預，應該相信企業最了解行業和產業的發展前景，最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投資決定。

2025年我國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為5%，但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可能會由2024年的1.5個百分點降為0，甚至更低。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接近60%。若消費增速低于5%，實現全年5%的經濟增長目標將面臨較大困難，提高投資增速的壓力就會大幅度上升。因此，作為短期內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采取各種措施大力推動消費增長是完全必要的。

問題是，消費是收入、收入預期和財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數。從個體居民戶的角度來看，增加消費，必須首先增加收入。從作為總體居民部門的角度來看，增加消費，需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進一步實現共同富裕。一個經濟體的收入分配越是平等，這個經濟體系的總體邊際消費傾向就越高。

關于具體的促消費措施，學者的建議主要包括發消費券、降低個人所得稅、改革社保制度。通過刺激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的主張往往陷入循環論證：為了提高經濟增速，需要擴大消費；為了擴大消費，則需要提高經濟增速。到底應該從哪里入手呢？

發放消費券的主張在邏輯上是自洽的。發錢或消費券之類的辦法可以使收入暫時增加，但這一作用的實際效果與可持續性仍然存疑。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費品類別，由低到高順序排列為：金銀珠寶類（-3.3%）、建筑及裝潢材料類（-2.3%）、化妝品類（-1.3%）、文化辦公用品類（-1.3%）、汽車類（-0.7%）、服裝鞋帽針織紡織品類（0.4%）、石油及制品類（0.6%）、日用品類（2.7%）、家具類（2.9%）。增速高于3.5%的消費品類別為：藥品類、食品飲料煙酒類、通信器材類、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和體育、娛樂用品類。不難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則基本與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這種背景下，消費券是否能夠顯著帶動消費增長存在不確定性。

第一，消費需求減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階層的高檔消費品需求減少導致的，而這又可能是因為中高收入階層高檔消費需求受資產價格（如股票價格下跌和房地產價格下跌）變化的影響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增速比較穩定。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受收入水平變化的影響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們仍必須保持必需品消費水平不變。總之，消費券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階層支出行為難以產生顯著影響。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來說，出于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更傾向于將獲得的額外資金用于儲蓄而非用于消費。因而，消費券發放可能不會對總體消費水平和增速產生重要影響。

在減稅方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的稅收制度是以增值稅為主體的，個人所得稅的總量有限。2023年，中國個人所得稅總量為1.4萬億元。降低稅率、提高征稅門檻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比較有限。但對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應該考慮減稅。

在社保體系方面，中國的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生育、失業、工傷）基本都是以精算為基礎的，原則上不應因需要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就改變各種保險金的繳費和發放規則。但其中的一些構成部分同財政支出密切相關，例如中國養老保險體系中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農民參保為主）85%的資金來自財政轉移支付，應該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金的發放標準，逐步減小城鄉養老保險差距。

此外，社保體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和標準可以進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萬城市人口和3399.7萬農村人口，全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每人每月785.9元；全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每人每月621.3元。雖然改善社保體系的舉措主要是為了減少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同宏觀調控并無直接關系。但由于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這些舉措對增加居民消費能發揮一定作用。同時，政府也應該考慮發放生育補助的可能性。

“以舊換新”政策同發放消費券的性質接近，肯定對刺激消費會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值得進一步研究。不僅如此，“以舊換新”還是一種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必須注意。

▍大力發揮基礎設施投資穩經濟促增長的作用

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費，為了增加消費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環論證，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第一推動力”。這個第一推動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資的基礎設施投資。一筆基礎設施投資會立即產生等量收入，這筆收入隨即通過新的投資和消費又會產生派生收入。對于消費而言，會出現“基礎設施投資導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導致消費支出增加—消費支出增加導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最初的一筆基礎設施投資最終將產生數倍于初始投資的收入。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啟動消費不僅可能比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方式更為有效，而且還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除基礎設施投資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實施產業政策的方式，支持企業特別是創新企業投資。

從“促消費”的角度來看，可以考慮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包括：一是同消費沒有直接關系的基礎設施投資。這類投資雖然同消費沒有直接關系，但可以通過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進而增加消費。二是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投資，例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同類型養老院建設、專業陪護人員培訓和工資補貼、醫院建設、托兒所。這種著眼于未來消費的投資，既有益于彌補當前的總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務消費（沒有養老設施就沒有養老支出）在消費中的占比；不僅可以增加當前就業而且可以增加未來就業（勞動密集性產業的比重提高）。三是從供給方改善消費品和消費服務（如餐飲、旅游等）的提高，這類供給可以創造需求。

在中國的特定制度環境下，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宏觀調控當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變量，除了在當前能彌補總需求不足，還能提高中國潛在經濟增速。把基礎設施投資而不是某一具體制造業部門投資作為政策變量，是由基礎設施的“基礎性、公益性和長期性”決定的。

經濟的長期增長離不開投資，雖然決策者可以根據現有信息對未來產業的發展趨勢有個大體的判斷，但除在個別情況下外，很難具體決定如何為“高新產業”（如半導體與芯片、高端工作母機、大飛機、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新能源、大健康與生物科技、量子計算與太空經濟、跨境電商與全球化服務）和占制造業產出80%的“傳統產業”（如機械、電子、化工、冶金、建材、輕工、紡織）的發展以及相應的具體產品的生產配置投資資金。

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不但可以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提供重要支持，而且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決策而導致行業和產品“產能過剩”。例如，政府可能事先不知道人工智能將成為最重要的新興產業，也不知道電動汽車會取代燃油汽車成為汽車行業的主流，但是政府知道電力供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所以長期以來堅持對火電、水電、核電、風光、特高壓、充電樁、綜合能源等新、舊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這種大規模的電力基礎設施投資為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無論這種發展采取什么形式—打下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堅實基礎。

反對政府通過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中國基礎設施“接近飽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CF40研究團隊測算，未來5年中國至少還有約31萬億的增量公共投資空間。某權威研究機構的一份報告指出，僅城市地下管道排水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就高達4.5萬億元。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既包括商業回報，也包括經濟和社會效益。由于基礎設施的“公益性、長期性和基礎性”。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是否成功要看它們的外溢效應。

以5G為例，我國5G建設已累計投資超過7300億元，截至2024年7月末，5G基站總數達到404.2萬個，5G移動電話用戶達9.66億戶。投資主要由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承擔（一些互聯網公司和設備制造商也參與5G基站的投資），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沒有基站建設，阿里、騰訊、華為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沒有巨大的發電能力，何來大數據算力？何來相關初創企業的發展？

不能要求公共投資項目自身在短期內取得商業回報。從事基站建設的三大電信運營商盈利良好，其他一些項目，如高鐵，根據國鐵集團財報數據，23年以前虧損情況比較嚴重，但高鐵網絡的修建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其社會效益難以估量。

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能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在總需求不足時期恰恰是最大限度發揮這種優勢的時期。當經濟充分恢復自主增長之后，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隨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認的是，以往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確實存在嚴重浪費和重復建設等問題。2024年12月國辦發布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禁止類項目清單，這類清單十分必要，應該把這個清單作為基礎設施項目審批的重要標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甚至可能滋生腐敗。但這類問題是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手段加以解決的，不能因噎廢食。

▍“十五五規劃”應安排類似“四萬億”的大項目

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曼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同1994-2004年相比，2004-2014年幾乎所有G7國家的資本深化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都出現明顯下降。按索羅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勞動生產率是資本密度（或人均資本裝備程度）和全要素生產率決定的。G7國家的總需求和勞動生產率增速同時下降不是偶然的。需求不足導致投資嚴重不足。資本密度增速的下降是G7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其中日本資本密度增速下降幅度最大，為3%。

弗曼的研究表明，增加總需求而非降低投資增速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亦即人均GDP）的必要條件。

自2025年政府已經制定了擴張力度遠大于以往的財政政策，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首次定為4%。但鑒于2025年中國面對的嚴峻外部挑戰，中國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否已經足夠大似乎還有討論的余地。在“十五五規劃”期間，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當年執行四萬億刺激計劃時期類似的大項目。

例如，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亞進一步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并建立相應的經濟走廊。中亞位于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是連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關鍵區域，把西部大開發同建設中亞經濟走廊相聯系對于刺激內需，對于加強中國的國內安全和地緣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西部存在大量的可投資領域。以新疆為例，新疆鐵路運營里程達9,252公里（2023年底），但路網密度仍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5%。中吉烏鐵路（新疆段）也存在巨大投資缺口；2024年新疆風光裝機突破60GW（占全國18%），但配套儲能僅2.4GW/4.8GWh；通信方面，新疆行政村5G覆蓋率76%（全國平均92%），剩余24%集中在邊境縣；新疆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標準化率85%（全國平均95%），南疆教師人才、校舍改造，以及基層執業醫師和醫療設備更新都存在巨大人力財力缺口，等等。

像這樣一舉多得的基礎設施投資現在不做更待何時？我們期待發改委盡快推出“十五五規劃”期間的項目清單。

本文轉自觀察者網，原題為《余永定：不存在"消費驅動增長"，"十五五"應再推類似四萬億的大項目》。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