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被系統拋棄”：霍布斯鮑姆30年前的警告，正在美國成真

【導讀】當我們討論“斬殺線”，即美國普通民眾面臨的經濟脆弱性時，我們并非討論一個全新的現象。早在多年之前，霍布斯鮑姆便其巨著《年代四部曲-極端的年代》中深入剖析了這一生存困境。他指出，美國民眾所經歷的并非周期性衰退，而是資本主義系統失靈導致的結構性危機。

他進一步揭示，二戰后“黃金時代”的繁榮基石（國家干預、充分就業、福利社會）在70年代后便已粉碎，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失控”的世界：

1. 失控的就業市場：技術替代與全球競爭導致“生產拋棄人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創造新工作的速度”，大規模失業成為常態，年輕人首當其沖。

2. 失控的貧富差距：社會向下流動的通道被打開，中產階層開始分化、萎縮，無家可歸者激增。

3. 失控的政府與思潮：凱恩斯主義政策失靈，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義神學并未有效解決危機，反而加劇了社會的撕裂與不安全感。

本文摘選自《極端的年代》第十四章“危機二十年”，其中對今日美國社會經濟格局底層邏輯的分析，或許能解釋“斬殺線”并非個人努力的失敗，而是一個時代系統性變遷的后果。

“特別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業的）后果之一，可能會造成年輕人與社會上其他部分人日漸疏遠。根據當代的調查顯示，年輕人還是愿意工作，不管工作多么難找，他們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義的事業。更廣泛地說，如果未來這10年的社會，不但是一個“我們”與“他們”漸行漸遠的世界（這他我之別，大致上代表著資方與勞動者一方之分），而且更將是一個多數群體本身也日趨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輕及保障較不足的一群，與經驗較多、保障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間極為不合。這樣一個社會，當中一定會有某種危險存在。”

——經合組織秘書長（Investing, 1983, p.15）

▍危機二十年：增長的悖論

1973年后的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落入不安定的歷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當年的基石已經粉碎，再也不能成形。

凡是資本主義在戰前世界最為人指責的缺陷，如“貧窮、大量失業、混亂、不穩定”等，本來在黃金時期已被掃除長達一代時間，1973年后卻開始重現。在80年代末期景氣繁榮的最高峰，歐共體的失業率，竟然平均高達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數失業人口的賦閑時間甚至超過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長達兩年以上（Human Development，1991，p.184）。問題是黃金年代的戰后嬰兒潮已經過去，潛在的就業人口本應不再繼續膨脹，而且不論年頭好壞，通常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都高于年紀較長者。

至于貧窮混亂，到了80年代，甚至連許多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也發現如今自己“又開始”習慣于每日乞丐流連街頭的景象了。更駭人的是，流浪者棲宿檐下、藏身硬紙板的鏡頭，大家也都變得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們從眾人視線之內移走的話。1993年，無論在哪一個夜晚，紐約市內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頭或棲身收容所內。這個數字，實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從1993年開始倒數回去的5年之中，全紐約市更有3%的市民，頭上一度沒有片瓦遮蓋（，1993年11月16日）。在英國（1989年），則有40萬人被正式列入“無家可歸”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誰能預想到今天這般慘狀？

無家可歸貧民的重現，是新時代里社會及經濟愈發嚴重不平等現象的一環。其實根據世界性的標準，“發達市場經濟”富有國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實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達到極為不公。在這些國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瑞士四國，20%居于最上層的家庭所得，平均為20%最下層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頂尖的10%的家庭，他們帶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25%。

在這“危機20年”里，貧富不均的現象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愈發嚴重。原本黃金時代眾人都已習以為常的“自動加薪”（即幾乎等于自動增加的實際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終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貧富兩極的比例都開始增加，雙方差距的鴻溝也隨之擴大。1967-1990年間，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萬美元以上的美國黑人人數都有增多之勢，犧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間的一層（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

回到70年代，可沒有半個人會預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會一變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種缺乏安全感、憤恨的氣氛開始彌漫，甚至連多數富國也無法幸免。我們將會看見，這種氛圍，造成這些國家的傳統政治形態的解體。到了1990-1993年間，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確已經陷入不景氣的事實。但是如何救治，卻沒有人敢認真地拍胸脯兒，只能暗暗希望霉頭趕快過去。然而，有關危機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資本主義好像不如當初黃金年代靈光，問題卻出在它的整體運作已經完全失控。世界經濟不穩定，大家都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修理，也無人有儀表可以操縱。黃金時代所用的主要儀表，即由國家或國際上協調擬定的政府政策，現在已告失靈。危機20年，是一個國家政府失去其經濟掌控力的時代。

這個現象，一時之間并不很明顯，因為大多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家、企業人士，（照例）看不出時代經濟已經走在永久性的轉向關頭。多數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對策，只是短期的治標方法，他們以為，不消一兩年的工夫，大局必會好轉，重回往日繁榮增長的景象；已經靈驗了一代之久的錦囊妙計，何必無事生非隨便亂改？于是這10年的故事，事實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糧，舉國向未來借光的故事，即祭起凱恩斯派經濟管理的老方子來治新癥。

當時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項對策，來自主張極端自由主義一派的經濟神學。這一群長久以來屬于孤立地位的少數，篤信絕對自由的市場制度，早在股市崩潰之前，就開始對凱恩斯學派及其他主張國家計劃的混合經濟與全面就業的陣營展開攻擊。這個長久以來因循套用的政策顯然不再靈光，1973年后尤其嚴重，愈發使得這批個人主義門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熱。新增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于1974年頒給了哈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風氣在此后的盛行。兩年后，這個榮銜再度歸于另一位極端自由主義的名將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場一派的人士開始轉守為攻——不過一直要到80年代，他們的論調才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調。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該國的恐怖軍事獨裁政權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讓美國顧問替它建立起一個毫無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見在自由市場與政治民主之間，本質上并無真正關聯（不過，在此得為哈耶克教授說句公道話，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戰宣傳家一般，硬說兩者確有關聯）。

凱恩斯學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論其內容，并不是兩派經濟專家在純粹學術上的對峙；論其動機，也不是為當前種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尋找答案。[比如說，當時有誰曾經考慮過，那種迫使70年代必須造出一個新經濟名詞“滯脹”（stagflation）來形容的現象——經濟增長停滯，物價卻一味上漲，兩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組合?] 根本上，這是一場兩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識思想之戰，雙方都提出自己的經濟觀點。凱恩斯派認為：多虧有優厚薪金、全面就業，以及福利國家三項特色，才創造了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則是經濟擴張的能源。經濟不景氣，就該加入更多需求打氣。新自由主義一派則反駁道，黃金時代的自由政治經濟氣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業不致采取控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也就是利潤，得以不斷上升。總而言之，他們主張，亞當·斯密所說的那只自由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必能為“國富”（wealth of nations）帶來最大幅度的增長，國內財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維持長久。這套說法，卻完全為凱恩斯學派否定。兩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可是雙方的經濟理論，卻都將某種意識形態，即對人類社會持有某種先驗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說，實行社會民主制的瑞典，當年曾是20世紀一大經濟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對它卻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厭惡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會一頭撞入危機20年——其實當時無論哪一類型的經濟，都將不免于這個噩運——卻因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經濟模式，以及其中集體主義性質的平等觀及合作論”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即使在其經濟頗獲成功的年代，也為左派不喜，因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個沒有社會觀念，甚至反社會的自我中心觀念之上。

事實上遍觀全球，并沒有任何一個所謂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義之上的經濟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劇變之后的前蘇聯集團社會主義各國。它們在一些西方“經濟天才”的指點下，夢想一夜之間，便變成自由市場，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災情慘重。反之，執新自由主義政權牛耳的里根時的美國，雖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緊國庫——預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并遵從弗里德曼的“貨幣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實上，卻是采用凱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錢為手段，通過驚人的赤字與軍備支出，才從1979—1982年的不景氣中脫身。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華盛頓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價值及市場的運作決定，反而自1984年后，重新通過外交壓力刻意操縱（Kuttner，1991，pp.88-94）。種種事實證明，最堅持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的國家，在骨子里，卻往往是國家主義觀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國家。里根治下的美國，及撒切爾夫人的英國，便是其中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史家在此，無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處。

這場危機20年的歷史悲劇，即在于生產線上拋棄人工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為他們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這個過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競爭，在政府（政府也直接或間接是最大的單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財政負擔等因素作用之下越發加速。更嚴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當時那一批仍占上風的自由市場神學不斷施壓，要求將工作機會，移轉為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的企業經營形式；其中尤以將就業市場轉往私營公司一事，造成的影響最大。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集團，除了自己的金錢利益，當然天生就對其他一律不感興趣。總之，世界經濟在不斷地擴張，可是擴張之中，原本可以為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特定條件的男女自動制造工作的機制，此時的運轉卻顯然失靈了。

至于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度失業者，這些人則形成（或可說再度形成）愈發與主流社會隔離的“下層階級”。他們的問題，被視為無法解決的“既成事實”，而且是無關緊要的次要問題，因為他們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數。于是美國本土黑人在自己國境內形成的“種族聚居社會”（ghetto），就是這種地下世界社會的教科書標準實例。

▍危機下的社會心理

不景氣的現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為目的的經濟結構重整，使得危機20年的時代充斥了一股陰霾的政治低壓。一代人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于全面就業的繁榮，就業市場上信心飽滿，大家都相信找工作不難，自己所要的差事隨時就在那一個角落等待。80年代初期的蕭條烏云初起，也只有制造業工人的生活受到威脅。一直要到90年代初，這種工作不保、前途未卜的憂慮，才開始降臨到如英國等國白領階層與專業人員的心頭。英國境內，最繁榮的行業中，有半數人擔心丟掉工作。這是一個人們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年代，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更早已遭到破壞，紛紛崩潰粉碎（參見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美國史上十大謀殺案件……八件是于1980年后發生”，通常犯案者多是三四十歲的白人中年男子，“在長久孤寂之后，挫折已極，充滿著憤怒感”，因而在遭到人生重大打擊如失業或離婚之后，一觸即發犯下滔天大案。這種現象，難道是巧合嗎？或許，甚至連對其有推波助瀾之“功”的“美國境內那種日益猖獗的仇恨文化”（Butterfield，1991），可能也不盡屬偶然吧？這股恨意，在80年代開始通過流行歌曲歌詞公然唱出來，更顯露在電視、電影日益明顯的暴力鏡頭中。

這股失落不安的感覺，對發達國家的政治地層造成巨大的裂痕。

甚至在冷戰告終，西方幾家國會民主政治賴以穩定的國際勢力平衡狀態也從此遭到破壞之前，即已出現。碰上經濟不順的年頭，不管誰當政，選民自然會把罪過怪到他們頭上，可是危機20年政治生態的最大特色，卻在于當政者的受挫，不見得就能使在野者獲利吃香。其中最大的輸家，是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它們借以贏取支持民眾歡心的最好武器——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經濟措施——如今一一失去了它的效力。自從70年代開始，許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或中產階級）離開了左派陣營，轉向其他運動——其中尤以環保、女性運動，以及其他所謂的“新社會運動”為著——更進一步削弱了社會民主黨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工人和社會民主性質的政府，再度成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現象，因為甚至連那些由社會主義人士象征性領導的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勉強，也放棄了它們的傳統政策。

踏進這個政治真空的新力量，是一個各色摻雜混合的大拼盤，從右派的懼外癥與種族主義開始，經過主張“分離主義”（secessionism）的大小黨派，一直到比較左的各種名目“綠”黨及其他種種“新社會運動”，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其中有部分在本國建立了相當的地盤，有時甚至在一地一區成為一霸；不過到“短20世紀”之末，尚無一支新軍，能夠真正取代原有確立的舊政治勢力。至于其他群體獲得的支持，則強弱不定、波動甚大。然而，多數有影響力者，均放棄普遍性公民民主政治的標簽，改投向某種個別群體性的認同，因此對于外國及外人，以及美法革命傳統代表的全盤接收的民族國家體制，有著發自心底的敵意。我們在后面將討論這類新“認同性政治”現象的興起。

然而，這些運動之所以重要，不光在其積極內容，而且在其對“舊政治”的駁斥。其中某些勢力最龐大者的主要基礎，便建立在這種否定性之上，例如意大利主張分離主義的“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以及1992年竟有兩成的美國選民，在總統大選中將選票投給了黨外怪胎——名得克薩斯州富佬。簡單地說，在危機20年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固有的穩定政治結構開始分崩離析。更有甚者，很多新興的政治力量中，最有增長潛力的，往往屬于以下成分的結合：民粹性質的煽動渲染，高度曝光的個人領導，以及對其他國家或人民的敵意心理。面對這種情景，活過兩次世界大戰之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有幾個能不感到心灰意冷？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套裝共4冊）》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史學巨擘霍布斯鮑姆傾30年心血著成的史詩巨作

了解現代世界史的經典入門讀物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巴西前總統盧拉、意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

愛德華·薩義德、尼爾·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歐美著名學者隆重推薦

【內容簡介】

極端的年代，即霍布斯鮑姆所定義的“短20世紀”，仿佛一張三聯畫，或者說，像一個歷史的三明治。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起，到二次大戰結束，是大災難的時期。緊接著，是一段經濟成長異常繁榮，社會進行重大變遷的25至30年期；這短短數十年光明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恐怕遠勝任何長度相當的歷史時期。如今回溯起來，它確可以視為某種黃金年代。而20世紀的最后一部分，則是一個解體分散、彷徨不定、危機重重的年代——其實對世界的極大部分來說，如非洲、前蘇聯，以及歐洲前社會主義地區，根本就是又一災難時期。

站在90年代的制高點，反思過去種種及未來茫茫之余，彌漫的氣氛乃是一種世紀末的悲觀心情。歷史學家也許動輒喜歡以“歷史終結”的口吻提醒空談之人，未來卻會依然繼續進行。關于歷史，只有一項通則可以絕對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類，歷史就會繼續下去。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也是巴爾扎恩獎（Balzan Prize）得主。霍布斯鮑姆研究的歷史時期以19世紀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擴至拉丁美洲。他一生著作頗豐，在勞工運動、農民叛亂、民族主義和世界史范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巔峰水準。

霍布斯鮑姆也是敘事體史學的大家，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代表性便是“年代四部曲”，其結構恢弘，敘事曉暢，成為當代極為流行的歷史著作，讓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普通讀者獲得了觸摸歷史的機會。他還另著有《民族與民族主義》《霍布斯鮑姆自傳》《論歷史》等書。

《極端的年代：1914-1991》目錄

鳥瞰本世紀

第一部分 大災難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戰爭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經濟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強敵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藝術

第七章 帝國告終

第二部分 黃金時代

第八章 冷戰年代

第九章 黃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會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

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機二十年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

第十七章 前衛已死-1950年后的藝術

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

第十九章 邁向新的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