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阿爾忒彌斯，地球和命運共同體

阿爾忒彌斯II的宇航員安全歸來，我看了返程的直播，飛船像一個火球一般穿越大氣層，然后一層又一層的降落傘給它減速，之后濺落到海面，艙門打開，四個宇航員從艙船轉移到橙色的氣墊船，最后，氣墊船上的宇航員一個一個被直升飛機吊起帶回到不遠處的軍艦上，整個流程看起來非常順利，絲滑，但這背后是極其復雜而精密的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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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船以接近每小時四萬公里的速度進入大氣層，外層溫度接近3000攝氏度，像一顆真正的“火流星”。之后依次展開減速傘、主降落傘，將速度從高速降到可以安全濺落的范圍。落入海面后，回收團隊迅速定位艙體，通過潛水員固定船艙，防止翻滾，然后才進行艙門開啟和人員轉移。每一個步驟都經過無數次模擬和訓練，所謂“絲滑”，其實是早已把無數的風險提前消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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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四名宇航員回到休斯頓NASA發射中心，舉行了一個招待會，他們每一位的發言都充滿了感恩，充滿敬畏，充滿哲理和愛。感覺他們經歷了大生和大死，這種經歷了生死的感覺，一點也不夸張。深空飛行意味著遠離地球的保護層，暴露在輻射、極端溫差和完全孤立的環境中。尤其是在繞月飛行的過程中，當他們飛到月球背面時，會有四十分鐘與地球完全失聯，那一刻，沒有實時指揮，沒有即時支援，只有飛船、同伴和自身的判斷。這種徹底的孤獨，在心理上本身就是一次極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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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發言的是指揮官 Reid Wiseman，他畢業于RPI，紐約的一個私立大學。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學校還是因為我先生，他在那個學校的物理系讀了一年，那一年，Wiseman正就讀于RPI的計算機和系統工程專業。Wiseman后來還去John Hopkins讀了碩士，之后又成為美國海軍戰斗機飛行員，在航空母艦上執行過多次任務。2014年，他曾在太空停留超過160天，還進行過多次太空行走。更重要的是，他后來進入NASA管理層，參與宇航員的選拔與任務規劃，可以說既是執行者，也是領導者。

Wiseman的妻子在2020年因癌癥去世，作為一個單親父親，他獨自撫養兩個女兒，但也不想放棄自己的夢想，他說話的時候一直在哽咽。他首先向隊友致意，然后談到遠離家人，只想回到地球的感受。

他說“我們四個人之間的紐帶將是永恒的，沒有真正知道我們四個人剛剛經歷了什么。那是我一生中最特別的一段經歷。沒有人真正知道這些家庭都經歷了什么。我們的家人就坐在這邊，除了Dat、Susie和Gini，她們也在觀眾席中，只是我現在不知道她們在哪里。不過Dat，今天晚些時候，我們會去吃麥當勞，就當是紀念你的丈夫。當你離家二十多萬英里的時候，這一切太不容易了。在發射之前，你會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夢想。但當你真的身處其中，你想的卻是回到家人和朋友身邊。做為人類，本身就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生活在地球上，也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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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飛行員Victor Glover，他畢業于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in San Luis Obispo。他是個飛行員，也是美國海軍試飛員，飛過40多種不同型號的飛機，包括F15戰斗機，飛行時間超過3000小時，他曾執行過國際空間站長期任務，是第一位在空間站長期駐留的非裔美國宇航員之一。在工程能力、飛行經驗和象征意義上，他都代表著NASA新一代宇航員的多元背景。

Glover不斷地感恩上帝，感謝家人和領導，他的語氣溫暖而鼓舞人心。

他說：“當這一切在4月3日開始的時候，我就想在公眾面前感謝上帝。現在，我想再次感謝上帝。因為，比起我試圖描述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我們所完成的、以及我與這些人一起經歷的這一切所帶來的那份感恩之情，已經大到無法只容納在一個人的身體里。我還想感謝我的家人，我愛你們，不只是那邊五位膚色如巧克力一般美麗的女士，我愛所有的你們。我還想感謝我們的領導層， 自2023年4月我們來到這里以來，領導層有所變化，但那些品質始終沒有改變。我們很幸運，能在這個時代，能在NASA和彼此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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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任務專家Christina Koch，她畢業于北卡州立，是一名電氣工程師，曾在南極等極端環境中工作并參與科學觀測任務。她保持著女性單次太空飛行最長紀錄，328天，還參與了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任務。她的經歷本身，橫跨科學研究、極地生存和長期太空任務，是非常典型的深空時代宇航員。

Koch分享了她對團隊的深刻理解，她將地球比作“crew”，她說“planet Earth: You are a crew”，一種人類的共同命運感油然而生，這個時候，我們沒有國家，沒有邊界，只有同一個地球。

她說：“十天前，這段旅程開始于我們的任務經理Sean Duvall在宇航員宿舍敲響我的門，輕聲說，Christina，我們可以發射了，起床吧。而它結束于昨晚，船上的護士把我安頓入睡，對我說：我可以抱你一下嗎？這中間，發生了太多事情。但無論是開始，還是結束，本質上，都是發生在地球上的、屬于人的時刻。一個團隊，是一群無論發生什么都始終在一起的人；是在每一分每一秒里，為同一個目標同頻前行的人；是愿意為彼此默默付出的人；是既彼此包容，也彼此約束的人。一個團隊，有著相同的關切與需求；一個團隊，是一種無法逃離、卻又美麗而莊嚴的聯結。我知道，這段旅程還有很多東西我尚未學會。但我已經明白了一件新的事情，地球，你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這里，我覺得把crew翻譯成命運共同體可能比團隊或者機組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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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加拿大的宇航員Hansen最后發言，他是加拿大空軍戰斗機飛行員，后來成為試飛員，并代表加拿大航天局，長期參與宇航員訓練與國際合作項目。這是加拿大宇航員首次參與繞月任務，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那就是從國家參與，走向人類協作。

他談到歡樂、團隊的愛與貢獻。他說：”在我們團隊里，很早就有一個“快樂列車”的說法， 聽起來，你會覺得我們在那上面經歷了很多快樂。確實，有很多快樂。但我們并不是一直都在“快樂列車”上。有時候我們并不那么快樂，但我們始終有一個共同的承諾，盡可能快地回到那列“快樂列車”上。這其實是一種很有用的生活能力，對于任何想把一件事情做好、走遠的團隊來說，都是如此。你們所看到的，是一群真正熱愛付出，做有意義的付出的人，并且能夠從這種投入和付出中，獲取屬于自己的快樂。當你們看向我們的時候，你們看到的并不是我們。我們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你們自己。如果你喜歡你所看到的，那就再多看一眼，你看到的，其實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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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邀請隊友一起站起來擁抱。而其實在他們的談話中，四位宇航員好幾次起身緊緊擁抱，如果看到他們發回來的那些照片，浩瀚的宇宙中，每個人，甚至是我們的地球，都是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無助，可能就能理解他們那種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情感聯結吧。

當他們在月球背面，有那么短短的四十分鐘，他們是沒有信號，和地球完全失聯的，他們把命運完全交給了上天，他們經歷了最黑的黑暗，那種對生命對宇宙生靈的感悟，一定比我們這些人來得深邃，來得刻骨，這大概也解釋了他們的發言如此感性，如此動人。其實這種體驗，在人類航天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早在阿波羅時代，宇航員就描述過類似的存在性震撼，當你真正離開地球，回望那個藍色的球體時，你對國家、邊界、身份的理解會發生改變。這種被稱為“overview effect”的心理現象，在今天的Artemis時代再次出現，只不過這一次，它被表達得更加溫和，也更加寬廣。

回望人類對太空的探索，從阿波羅時代的征服到阿爾忒彌斯時代的共存，變化是微妙的。阿波羅計劃誕生于冷戰時代，蘇聯的宇航員加加林成為人類第一個登上太空的人，那時候美國感到了壓力，肯尼迪宣誓十年內要把人送上月球，所以阿波羅計劃是不惜代價，不計成本的，但今天的阿爾忒彌斯計劃顯然更務實，也更注重長期效應，這種長期體現在幾個層面。

首先，不再是一次性的登月然后返回，而是要在月球南極建立可持續的存在，利用那里可能存在的水冰資源，解決燃料、氧氣甚至是未來居住的問題。其次，是圍繞月球建立基礎設施，比如環月空間站，讓往返月球變成可重復的路徑。另外就是商業力量的深度參與，像引進SpaceX和Blue Origin這樣的公司加入，使得發射成本下降。最后，是面向更遠的目標，火星。月球不再是終點，而是一個前哨，一個中轉站。

阿爾忒彌斯整個計劃分四部分，現在已經完成了I和II，這是一個高度理性，高度精密的工程項目，但這四位宇航員表達的，卻幾乎全是情感，擁抱、感恩和對地球的熱愛。理性的最后落腳點是感性，是愛，是那種人類命運與共的感慨，這是最令人觸動的地方。他們一邊談論宇宙，一邊談論麥當勞和家人。這種反差讓人意識到，即使走到20萬英里之外，人最需要的還是愛和連接。

Wiseman說，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經歷了什么。這其實點出了一個哲學問題，有些經驗是無法被語言完全轉述的。太空，某種意義上就是這樣一種經驗的極限，對大多數人來說，是超驗的。

當他們說地球是一個crew時，其實是在說，我們從來就在同一艘船上，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上。這句話并不是一個結論，而像是一種提醒。它提醒我們：人類最重要的，不是國家，而是彼此的共同命運。他們從月之暗面帶回來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種視角。那種視角并不屬于科學，而是更接近一種存在狀態，當你真正看見一個孤獨的星球漂浮在黑暗中，你會暫時忘記分裂、對立與邊界。但問題是， 這種視角是短暫的，還是可以被人類長期保留？

作者簡介：二湘，喜歡碼字，著有《暗涌》《狂流》，《重返2046》，《心的形狀》。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