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是因為什么？不止于節后上班日的課題

“五一”小長假結束，今天迎來節后首個工作日。

“哎，假期怎么這么快就沒了。”

如同對每個假期的懷念那樣，我們又一次于某個時刻翻開手機相冊，細數那幾日的畫面，或是一片云、一棟建筑，或是一段行程、一張合影。假期已留在我們身后，它漸行漸遠，直到縮成一個模糊的夢。直到對時間秩序的感知不經意間恢復為上班時的節奏，我們才發覺自己大概“戒斷”了對昨日假期的懷念。

懷念假期，是刻入每個現代人骨子里的。在這段日子里，人們得以從周而復始的日常或既定的角色框架中“出走”。

本期“聚落·場所·人”專欄，社會學家陳映芳從社會角色的角度，講述“出走”：一種有關尋找生活意義的探索。人們不只是在假期中“出走”，也可能會尋求更主動的“出走”，去創造“gap”（間隙、間隔），去暫離一部分社會角色。多年前，她的社會學研究描述過年輕人的“過度角色化”之困，而今年她又讀到閻鶴祥《摩托一扔跳進那綠海》等新書，有新的感受和思考與讀者朋友們分享。如她所言，“出走”并非與世隔絕，而是調整或重新結成新的社會關系。

電視劇《我的阿勒泰》（2024）劇照。

本文為“聚落·場所·人”第十七篇。

“聚落·場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陳映芳

“對跖點”與“人生分界線”

對跖點（antipode，或稱對趾點）是指地球同一直徑兩端的兩個點，它原是地理學與幾何學的一個術語，但這兩年我們記住它，大多是由于閻鶴祥的脫口秀表演。2024年8月，著名相聲演員閻鶴祥在《喜劇之王單口季》決賽演講中，講述了自己當初在遭遇職業困境時，如何騎著摩托車穿越歐亞大陸和南美，最終抵達北京在地球上的對跖點——阿根廷內格羅河下游，最后又重新回歸的精神歷程。在節目播出后，他還在一些訪談節目中闡釋了他對“對跖點”的理解，今年年初出版了《摩托一扔跳進那綠海》一書講述了他的騎行生活。經由他的體驗，“對跖點”成了許多人理解當下人們所面對的種種人生處境，以及人是否能、如何能走出困境，如何能實現精神突圍的一個隱喻。

《摩托一扔跳進那綠海》

作者：閻鶴祥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閻鶴祥坦言，當初遭遇的人生困境多少也與人對進入中年的恐懼有關：“往前走是父母催婚；往左走可能是失業沒工作；往右走是父母都老了；往后退一步，把摩托車碰躺下了——這就是人生，退無可退！”他想逃離，徹底自由，或者推倒重來。而騎行世界讓他有了看自己的不同角度。“你所經歷的每一段迷茫和艱苦，每一段的孤獨，都比那些可以在地理上進行標注的盡頭更珍貴。我們真正的終點，也許就是把生活變成一條沒有盡頭的路。”

這是一個“逃到世界盡頭，反而找到了回家路”的故事。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閻鶴祥的騎行故事，或許也可以說是一個“為了回歸的出走”的嘗試，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人因為尋找差異而出發，在看到相同后而回家”的例子。

在這樣的故事中，人的生活空間、人生賴以展開的那個地方，成為具象的“困境”本身；而“出走”成為擺脫困境、重啟人生的有效選擇。

這讓我想到了另一個故事——日本著名電影女演員高峰秀子當年“出走”巴黎的經歷。高峰秀子（1924年3月27日-2010年12月28日）是上世紀日本電影黃金時期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她幼年即以童星出道，一路成長為巨星，50多歲息影后轉型為散文作家。在一系列散文作品中，高峰秀子曾詳細地回顧了自己早年在陷入人生困境時，是如何毅然決然地遠走他鄉，試著找回自我，最后終于重返演藝事業的經歷。她那次出走法國的六個月，后來被她的養女定義為“人生的分界線”。

《我的渡世日記》

作者：[日] 高峰秀子

譯者：吳偉麗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在回顧數十年演藝生涯的《我的渡世日記》中，高峰秀子講述了出生于北海道的自己，是如何被東京的姑媽收養，隨后自5歲開始即成為日本默片時代的著名童星的過往。那其中，除了與養母之間的情感糾葛和沒有真正接受過學校教育的遺憾外，最讓早年的她無法釋懷的，是她自小到大“沒有過過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說，從來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誰——演戲為生是養父母的安排，“高峰”原是她養母曾經的藝名，她的職業工作是按劇本和導演的要求去表演一個又一個的他人，她生活在養母的嚴格管控下，養活一大家子人是她童年開始的職責……

終于，1951年，演藝事業正進入高峰期（27歲的她已經出演過200多部電影）、卻覺得人快要“窒息”了的高峰秀子，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驚訝的決定：出走。為了擺脫絕境，她必須逃離家庭和演藝圈，而由于她是個家喻戶曉的超級明星，她還必須遠離日本。為此，高峰秀子將她名下的房子轉給養母，同時將她所有可支配的錢用來購買了機票、支付了巴黎的借住費用。這年的6月開始，高峰秀子用“平山”本名，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在法國過了半年的常人生活，每天睡覺、購物、參觀景點、看演出……在那里，“沒有人打電話過來，也沒有訪客，感覺就像是把自己還給了自己。”（高峰秀子《一個人的巴黎》30頁）

《一個人的巴黎》

作者：[日] 高峰秀子

譯者：安素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10月

這年底，當高峰秀子繞道美國回到日本時，她已經不再是原先的那個高峰，雖然幾乎已身無分文，但她已經“獲得了一輩子再未動搖過的‘自我’”。（齋藤明美《那六個月，是她人生的分界線——獻給亡母高峰秀子》，《一個人的巴黎》189頁）作為日本影壇首位“自由演員”，回到東京的高峰開始進入了她演藝事業的黃金時期。那以后至息影前，她又出演了200多部電影。同時作為一個隨筆名家，她曾出版了25部作品。

“奧德賽時期”與世外桃源

為什么有些人需要到地球的另一端、一個遙遠的陌生地方去“找到自己”？雖然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隱秘的心路歷程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但這樣的現象其實不乏普遍性，如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流行于英美的“間隔年”（gap year）現象——這個詞被用來指一些人在升學和進入社會之前，需要花一段時間逸出既定的軌道，從事基于內心沖動的旅行、社會實習等活動，然后才能夠成長為一個精神成熟的獨立的人。同時期，社會在“孩子”與“成人”之間，也開始接受了“teenager”（青春期）這個新的生命階段。

電影《海灘》（2000）劇照。

又譬如近些年流行的“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Odyssey stage）——這個概念起源于《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大衛·布魯克斯于2007年發表的題為“奧德賽時期”的文章。他認為原先的人生四階段（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在當下已經細化到了六個階段，即在青春期與成年之間存在“奧德賽時期”，在成年與老年之間存在“主動退休時期”。其中的奧德賽時期——通行的說法是“20歲至35歲”，其實就是青春期的延長版，今天它已經被年輕人廣泛用于說明自己的內心迷茫，以及不想/無法成為“大人”的心理現狀，還有為了“尋找自我”“找自己”而做出的各種生活選擇。

人的生長環境，無疑是人認知自我及世界的最重要的限定因素之一。作為“尋找自己”的方式之一，流動——變換人生軌道、改變生活環境，或者干脆逃離原先生活的地方，正成為許多人的規劃設想或行動。人們試著從另一個地方、另一個角度看世界，看自己，以此重建自己的人格，以及自己與社會的關系。

當然，如果要說閻鶴祥和高峰秀子的經歷有什么特別之處，那就是他們在經歷了出走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地方。他們的成功回歸可以被視作“gap year”的典型案例，是人生的勵志故事。相比之下，當下不少人所感受的，則可能是既“看不到未來”又“回不到過去”的處境。“在漂泊中尋找”成了生活本身。也因此，他們所需要或相信的，可能不只是一個“地球上的對跖點”或“人生的分界線”，而是一個遠離現實社會的“桃花源”。

將人的生活困境歸因于身處的環境，是人歷來就有的社會想象。所以，逃離人群或尋找與塵世隔絕的美好世界、人間樂土，也一直是人擺脫困境的方式之一。中國人的“世外桃源”想象，應該源自晉代文人陶淵明在《桃花源記》的描述。但世界各國類似的想象還有不少，如佛教中的“凈土”“極樂世界”，《圣經》中的伊甸園，西方旅行家描述的“香格里拉”，還有如規劃史上的“理想城市”，文學史上的“瓦爾登湖”，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而現實中，為了“擺脫困境、發現自我”，歷來就有無數人在尋找或建構這樣的理想之地。那其中，就有今天云南的大理——它是中外許多人向往的一個著名桃花源。

大理的城市逃離者

大理有個別名叫“大理福尼亞”，在今天的書店里、網絡上，有無數旅居者在講述那兒不同于現實世界的風光和生活。多少有點偶然，我買了本英國人艾禮凱（Alec Ash）的《大理一年：一段自我發現之旅》來讀。出生于英國牛津、畢業于牛津大學文學專業的艾禮凱是一位作家和編輯，長期為英美幾家大報刊供稿。到大理前他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十年，2020年因為與未婚妻分手等不順心的事，感覺人生陷入了絕境。為了療傷和重新發現自己，他離開北京到大理生活了三年，其間寫下了這本書。書中他將自己和周圍的大理新移民稱為“城市逃離者”，其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年輕人也有中老年人。

《大理一年：一段自我發現之旅》

作者：[英] 艾禮凱

譯者：汪思佳

版本：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5年8月

艾禮凱在書中記錄了自己在大理第一年的所見所聞，以及自己的生活內容和內心感受。跟許多人相似，大理的古城和山山水水讓他切實體驗到了遠離城市喧囂、擺脫現實社會的可能性。人類無疑是具有想象并建構理想社區的能力的。在大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種人，為著相似的目標、相近的文化價值，實踐自己的新生活方式，結成新型的社會關系，在安頓身心的同時，在現實世界創造了介于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一個個社會小聚落。

得益于作者的文化知識背景，以及作為職業寫作者的習慣，艾禮凱在書中還介紹了世界各國有關理想家園的各種傳說和歷史。他既是世外桃源的探尋者、體驗者，也是大理社會生態及新移民生活的冷靜的觀察者。而時時地反顧自身，也是艾禮凱的一個特點。在記錄他自己在大理的春夏秋冬大自然中如何逐步自愈的同時，艾禮凱一再地記下了在大理的孤獨、假笑、痛哭。自我懷疑如影隨形，他將大理的小院比喻為逃避內卷的“老鼠洞”，時時會覺得自己在大理的一切只是虛幻的泡影，是一種冠冕堂皇的逃避，而非真正的改變。他也記述了周邊中國朋友的困惑，即使在大理生活多年，他們依然沒有扎根的感覺，覺得一切都是徒勞的逃避，“無法逃避自己”。

他還意識到在那兒的反主流文化中潛藏著一股暗流——人們追求的是脫離現實，而非與現實建立聯系。“于我們這些新大理人而言，這是場實驗，體驗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我們選擇離開城市，退出主流，以新生的名義，重燃我們的舊生活”。涉及城市逃離者群體及社區的未來命運，作者一開始就提醒自己，那些傳說中的“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主人，最后都離開了他們的完美世界。在大理，艾禮凱也敏銳地觀察到了那兒的社會演變和各種新移民社區的現狀。

紀錄片《大理的聲音》（2019）畫面。

首先，大理作為無數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其實主要是外來者的想象和感受，而不是本地居民的境況。在新移民們租住的一個個村子里，當地的年輕人大多在外出打工，留在當地的年長者則靠種地和租房等手段謀生；其次，哪兒都不存在可以與世隔絕的永久樂園。大理古城早已高度商業化，城市逃離者們漸漸轉移到了周邊村落，然而各種開發又隨之而來——“香格里拉”“元宇宙景區”等等已成為云南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文旅品牌。于是一些新移民又開始進山里尋找新的清靜地。此外，城市逃離者即使能暫時地、部分地逃脫原來的社會環境、主流文化，但要擺脫所有的社會關系，對任何人都是極大的挑戰。雖然也有一些人下決心從此永居大理，甚至出家為僧，但流動、告別，是大理新移民群體的常態。

一千個人的心中有一千種世外桃源的想象。雖然在一些早年旅居過大理的“老大理”看來，那個曾經純粹、樸實、自由、包容的理想國或許已經消失（如知乎署名“大理先生”的帖子《體驗人：大理福尼亞消亡史？》），但“大理”無疑仍存在于現實和人們的想象中，“桃花源”不只是被發現的歷史遺存或傳統聚落，它也是人們實踐的空間。當然它還可能是幫助人們重新認識自己及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就像艾禮凱在艱難徒步登頂蒼山之后的感悟：“最初，蒼山的神秘吸引我來到大理，我一直夢想著站在山巔，想象自己脫胎換骨，現在我已經做到了，無須再尋那虛無縹緲的避世桃源”。（《大理一年：一段自我發現之旅》205頁）

真正值得追問的可能是，人們想擺脫的，到底是些什么？

關于“高度角色化/過度角色化”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出走”其實是個體與社會結構互動關系的基本類型之一——“順從”“抵抗”和“出走”，被認為是人基于對社會目標、制度手段的態度而可能采取的三種不同的行為方式。而“困境”往往是個體在難以順從社會結構時對自身處境的感受。對人之困境的研究，歷來是社會學的一個基本議題。就像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告訴我們的那樣，理解個體的命運，必須從社會的結構和歷史著眼，個人困境的改善有賴于社會制度的改變（該書的漢譯本中有的版本就直接將書定名為《社會學的想象——洞察個人困境與社會結構的深層連接》）。

左：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象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右：吳育旻譯《社會學的想象——洞察個人困境與社會結構的深層連接》，臺灣大寫出版社2025年版。

不過在今天有些人看來，討論社會結構等等的宏大命題，已經有點不合時宜，人更迫切、更重要的，是發現自我。這背景之中，有社會個體化的趨勢，也有個體面對社會結構的無力感。不過在我看來，當一個社會中年輕人拒絕變成“大人”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當業已進入社會的人們將“退出”申張為一種正當的行為/生活方式時，我們還能不能簡單將他們的選擇歸入為“出走”？這是值得三思的。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涉及“對跖點”“大理福尼亞”等現象，諸如“擺脫父母的期待”“抵抗主流文化”等的敘事，已經被許多人用以對出走、遷移等行為的意義闡釋。

這涉及了如何確認一種社會亞文化的問題——某些社會群體的行為選擇，既不以直接改變社會制度為目標，也并非以擺脫社會、放棄生活為愿望，換句話說，在個體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關系中，在抗議與出走之間，他們選擇的，是擺脫由社會結構所設定的某些正統規范的束縛。其實我們在閻鶴祥、高峰秀子以及艾禮凱所記錄的大理新移民們的人生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個關鍵詞——“角色”，他們真正想要逃離的，是角色規范的束縛，而不一定是某一個物理空間，或社會關系、社會生活本身。

《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

作者：陳映芳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社會角色”是社會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社會中相關身份屬性的群體或處于相關位置上的人，被社會期待的責任及行為規范，就像傳統中國社會對“孝子賢孫”“賢妻良母”等的角色期待及規范要求那樣。賴特·米爾斯在與他導師共著的《性格與社會結構》中，曾明確地說明，社會角色是個體的性格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連接點，社會通過角色規范來規訓個體，而個體也可能通過順應或逃離角色來維護或者改變社會結構。

格斯（H.H.Gerth）和 米爾斯（C.W.Mills）在《性格與社會結構》中對社會角色和社會結構的描述。參見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第54頁。

“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

作者：陳映芳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年1月

在既往的研究中，筆者曾以“青年”及“孩子”等角色類別為例，分析了近代以來中國年輕人角色演變的歷史，并指出，孩子/年輕人被高度角色化/過度角色化，一直是中國社會中突出的社會現象；同時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青少年的心理成長、人格培育等課題，是被這個社會的文化及制度所忽略的重要課題。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現象會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或引發年輕人的集體抵抗或拒斥，最終導致社會角色的解體。這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今天年輕人各種出走行為的一個角度。

但歸根到底，人是社會性存在。出走之后，除非真的與世隔絕，人通常需要調整或重新結成新的社會關系，依然要扮演種種社會角色。而既有的角色規范體系的改變，或一種新的角色類別的形成，都需要相關群體進入公共空間，致力于與社會的互動，據此維護自我并共同建設社會的價值規范體系。這是所有人都需要不斷面對的課題。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映芳；編輯：西西；校對：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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