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從美伊沖突到東盟峰會，東南亞在區域安全建設中都做了什么？｜戰略與安全

編者按· 2026.05.11

2026年5月7日-8日，東盟十一國在輪值主席國菲律賓宿務召開第48屆峰會。當前東南亞地緣政治關切的焦點發生顯著轉移，本屆東盟峰會正是在新一輪中東沖突下舉行。

本文結合此前東南亞國家在中東沖突后的一系列內外部安全措施，以及來自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的《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所揭示的中美在東南亞的競爭動向，總結出東南亞在安全動向上的三大最新趨勢：一是東盟國家通過內部協調與對外合作，顯著加強了海上安全能力建設；二是東盟“政經分離”的局面進一步惡化；三是日本通過歷史性的安全合作，逐步成為東盟國家在中美之外的“第三種選擇”。

位于菲律賓宿務省的第48屆東盟峰會會場（圖源：新華社）

東盟峰會及中東危機以來

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動向

東盟國家顯著加強了

海上安全能力建設

其一是作為一個“海洋驅動型”，且成員國大部分面積被海水覆蓋的區域組織，東盟近期的安全動向均圍繞海上安全，尤其是關鍵水道的航行安全展開。該組織成員國在當前地緣政治困局的巨大生存壓力下，在海洋問題上體現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性。東盟對內加強了內部的協調機制，例如作為馬六甲四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在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后顯著加強了在馬六甲海峽的海空巡邏，以確保這條東南亞“生命線”不受外力影響關閉。而在東盟層面，菲律賓則在本次東盟峰會上推動成立了總部位于馬尼拉的東盟海事中心并制度化東盟海警論壇，以“整合東盟成員國的海上行動，確保東南亞的航行自由，避免重蹈霍爾木茲海峽的覆轍”。

然而，雖然東盟通過強化海軍和海警的一系列協調機制確保關鍵航道的暢通，但部分成員國依然適時加強了與美國的安全聯系。例如印尼與美國在今年4月升級的國防關系直指作為馬六甲海峽替代航線的巽他海峽和龍目海峽；美-日-菲從4月底到5月初的史上最大規模“肩并肩”聯合軍演則通過在巴士海峽附近島嶼對“提豐”導彈系統的首次試射強化對該海峽的控制，并將“海馬士”導彈系統進一步部署至菲律賓西南的巴拉巴克海峽附近，加上美軍通過在新加坡的高度準入權，對馬六甲海峽最狹窄區域菲利普通道的掌握，以及可以通過聯合軍演等方式快速集結的來自澳大利亞甚至日韓等側翼的大量駐軍和盟國軍隊，可以說美國在新一輪中東危機后進一步強化了對東南亞關鍵水道的控制。

中國與東南亞擁有著綿長的海上邊界，可以說無論是貿易合作還是地緣競爭，中國-東南亞關系的核心議題始終圍繞海洋展開。《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顯示，南海問題在過去一年持續成為影響中國-東南亞關系的主要問題，尤其是成為菲律賓和越南等聲索國的最大地緣政治關切，并有向非聲索國蔓延的趨勢。

而在新一輪中東危機后，原本定于今年通過的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展也十分有限。一方面，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能源危機、泰柬邊境談判、緬甸重返東盟等重大問題的壓力下，并未在本年度的第一次東盟峰會涉及更多南海問題，體現出東盟在危機下更注重“內顧”而不是“外展”，并希望避免因擔任主席國期間頻繁提及南海問題而影響與中國的關系。但另一方面，作為南海激進聲索國的菲律賓極力推動準則在其主席國任期內通過，小馬科斯的南海議程被中東危機打亂，也將為下半年的中國-東盟關系以及涉及對話伙伴的第二次東盟峰會的議程設置帶來更多的變數。小馬科斯是否會在第二次東盟峰會或年底強推準則的進程，需要持續加以關注。

東盟“政經分離”的局面

進一步惡化

而通過東南亞國家自新一輪中東危機以來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內外動態，可以進一步得出的結論是，東盟“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局面事實上持續惡化。雖然美國-東南亞關系自去年來因關稅等問題持續走低，且來自主要領導國家新馬印泰四國的受訪者普遍對特朗普任期內對美關系持消極預期，但美國在東盟精英階層民眾乃至在東南亞維持較高戰略影響力和受信任程度。這樣的趨勢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已經蔓延至與美關系較為復雜的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CLMV）四國。來自CLMV國家的受訪者甚至表現出對美關系改善的更強預期，并均在該調查中與中國或美國結盟的假設情形中選擇了美國。而從實際行動上看，2026年以來CLMV國家也普遍逐步改善了與美國的安全聯系，如美國解除對柬武器禁運并重啟“吳哥哨兵”聯合軍演，美老簽署共同愿景聲明加強軍事伙伴關系、美國自去年開始逐步緩和對緬敘事并開展信函接觸、美越持續加強海上安全合作等。

而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僅對東南亞形成了經濟“引力”，卻缺乏具有強制調節能力的“拉力”。東南亞國家在近年接收中國經濟紅利的同時，并未消除其根本上對中國的不信任和平衡中國影響力的目標，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和受信任程度錯配的現象進一步加劇。《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顯示，過去一年中國對東盟的戰略相關性評分持續上升，且進一步拉開與第二名美國的差距，并持續成為在東南亞最具經濟和政治戰略影響力的國家。然而，雖然中國作為合作伙伴的受信任程度自該調查開展以來首度超過不信任，但仍位列日本、歐盟、美國之后，且部分東南亞國家始終視中國的經濟軍事力量為威脅，或并非負責任的大國。

相比于動作頻頻的美國和日本，中國在新一輪中東危機后，與東南亞的互動則相對較為有限。中國在對東南亞的經濟與安全空間運籌方面的銜接，仍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間，尤其是近年來缺乏針對個別國家的強制性調節杠桿。例如，近年來中國針對部分南海激進聲索國的反制措施，并未起到如2012年“香蕉杠桿”一樣立竿見影的效果，相關國家也能通過建立耐受性或與其他國家合作規避風險，從而繼續對抗行為。

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引發的能源危機與通脹，正令東南亞多國經濟雪上加霜。圖為越南河內的油站前，駕駛者排隊為車輛加油（圖源：路透社）

作為對比，美國在特朗普任期內的東南亞戰略則更多依靠經濟與非經濟連環杠桿形成的具有強制性的“拉力”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極限戰略施壓，而非單純地依靠經濟或安全“引力”。例如，先通過高額關稅迫使相關國家重返談判桌，再在雙邊協議中植入嚴格的合規審查和供應鏈排他“毒丸條款”，逼迫他們與美國步調一致；以及通過與部分國家的關鍵礦產合作或給予關稅優惠，引導相關國家向美靠近，從而分化東盟的集體作用；或是在泰柬沖突以暫停關稅談判為威脅，使停火談判向美方預想的方向傾斜；抑或是威脅減少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要求他們向美國付“保護費”，或是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對美有利的條件等。相關措施雖然種類繁多且涉及多個具體領域，但均體現出高度工具化的特征并具有較強侵略性，通過對相關國家造成直接傷害改變其在與美交互中的戰略選擇，將他們“拉上美國的列車”。

日本通過歷史性的安全合作，

逐步成為中美之后的第三選擇

除了中美在東南亞向來的經濟與安全博弈之外，日本近年來，尤其是自新一輪中東危機以來顯著加強的與東南亞的安全合作同樣值得關注。在敘事方面，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投資、基建、外交和民間交流等“低姿態”“高滲透”“細水長流”的經營策略，逐漸扭轉了自身在東南亞的戰爭加害者形象。

而敘事方面的長期經營，在近期則開始加速往安全化方向靠攏。日本近年來在美國對東南亞政策搖擺和安全承諾減少時，在東南亞充當了合格的“安全替補”角色，其在《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的調查中被視為中美歐之外的第四選擇，且重要性逐年上升大有趕超歐盟之勢。日本自2023年起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框架下頻繁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包括聯合演習與巡邏、士官培訓和戰斗能力建設、防衛裝備和艦艇輸送等在內的安全援助。日本4月底通過松綁武器出口限制的相關決議后，已經從法理上允許將致命武器出口至包括菲、越、泰、馬、新、印在內的東盟六國，柬埔寨和老撾也已被日本列為其2026財年OSA的優先候選國。日本首次大規模參與美-日-菲聯合軍演，并在菲律賓北部于二戰后首次在境外發射進攻性導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在東盟峰會前夕訪問越南。日本和東南亞已經走向覆蓋海洋和內陸國家的全面安全合作，并且仍有不斷強化的趨勢。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東盟國家在新一輪中東危機中顯著加強了與美國和日本等國的聯系，但其根本目的仍是希望保持較高程度的獨立自主性。《2026東南亞態勢報告》的調查顯示，雖然越來越多受訪者認為東盟不應繼續在中美之間維持中立，但普遍認為東盟應增強自身韌性和團結來應對，其次才是尋求第三方的介入，以及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這表明即使是在目前“選邊站”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與中美任何一方結盟或尋求第三方的過度介入，仍不被視為最受歡迎的選項。東盟更希望構建的是類似蛛網的平衡體系，即自身作為主體，編織一個中美日歐等國家和地區圍繞東南亞的經濟與安全關系網，其在中美以及任何第三方之間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平衡游戲”也將會持續下去。

2026年4月，大批日本民眾在位于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前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部署遠程導彈、企圖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等破壞和平憲法的動向（圖源：新華社）

新地緣政治環境下中國需要

如何經營與東南亞的關系

東南亞對中國具有最大貿易伙伴和產業鏈上下游，對美戰略前沿和緩沖墊，以及走向深海空間門戶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予以重視和經營。中國需要以硬實力為基礎，將對東盟整體與對具體國家的政策分離，在與東盟整體維持良好合作的同時，考慮增強對具體國家的強制力。

首先，在維持與東盟整體關系的前提下，需要增加除經濟引力外的其他引力，例如領導力。尤其是在美國逐步推行單邊主義霸權，國際多邊主義領導權陷入真空期，東盟國家精英群體普遍認為東盟效率低下而無法應對外部形勢，并對中國成為全球南方領導者具有一定信心的情況下，需要形成自身在國際問題上的主導權。其一是要積極參與東盟主導的各峰會，支持東盟展現其中心地位，并利用東盟框架對沖美國在亞太的排他性安全“小多邊”；其二，在東南亞繼續構建中國主導下的多邊主義，這些安排可以是僅涉及部分國家或個別議題的次區域安排，目的是建立區域議程的設置能力并逐步擴展至更高層面；其三，中國應考慮逐步改變過往在與自身相關性不高的國際問題上較為低調的作風，主動領導國際議程和提供公共產品，將自身的領導力引力輻射到更遠的區域。維持與東盟整體的良好關系，可以避免部分國家將雙邊爭端“打包”放上東盟，有助于相關安全問題的解決。

而在海洋安全領域，當前與個別國家在南海的持續對峙，實際上并不利于中國運籌在南海的安全空間。中國可以嘗試在維持現狀不變的大前提下，以東盟整體為單位進行緩和措施。例如，效仿2018年的中國-東盟的海上聯合軍演等方式，適時邀請東盟國家軍艦訪問南海海域甚至停靠港口，緩解緊張局勢并掌握航行自由敘事的主動權，避免落入個別國家的“自證陷阱”。在堅定自身立場的情況下，為南海問題的進一步解決營造有利的環境。而針對氣候變化、海盜犯罪、航行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近兩年在東南亞受關注程度持續維持高位的情況，可以與東南亞在相關領域展開符合各方需求和利益的務實合作。此類合作通常成本較低且更易被各方接受，能夠建立政治互信和緩解緊張局勢，最終目的仍是盡可能通過外交和談判等手段，解決傳統安全領域的爭端。

同時，中國仍需具備針對個別國家的調節和反制措施。雖然受限于中國-東盟的整體貿易情況，以及關稅戰背景下的敏感性，當前經濟杠桿的運用環境和十幾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簡單粗暴的制裁措施可能會將相關國家進一步推向美日等國，但仍然可以更加靈活地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引導國內資本，尤其是如“新三樣”等與東南亞國家產業升級相關行業資本在東盟的投資國別選擇，將部分國家隔離在中國的產業升級紅利之外。相關反制措施可以涉及經濟和非經濟領域，潛在的針對對象也不局限于南海聲索國，需要實時具備和持續更新，并根據具體情況選用，靈活調整強度及適時取消，目的為在一定時間內調節相關國家的對華戰略，避免其與中國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并放大至中國-東盟整體關系。

中老鐵路國內段寧洱站的牽引變電所和輸電線路（圖源：新華社）

總結

總結來看，東盟國家在新一輪中東沖突導致的全球地緣危機進一步加劇的情況下，同時尋求更多自主性和與美國及其盟友網絡的合作，經濟與安全敘事進一步分離的局面已經不可避免。進入2026APEC中國年，中國更需要做的是利用好中美關系預計將在元首會晤后進入相對穩定狀態的窗口期，持續運營在東南亞的經濟與安全空間，通過“引力”維持與東盟整體關系的同時，增加對具體國家的“拉力”和強制力，以確保東盟不整體倒向美日等國，并促使相關國家回到正確的對華敘事軌道。

在全球局勢動蕩的2026年，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雙方的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將是大勢所趨，需要在競合中尋找更多利益共同點。

本文作者

李征：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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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羅行健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