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涌入一半逃離，新加坡AI熱土的雙面博弈

作者｜李小天

在新加坡創業三年后，周嶼打算離開。

如今的新加坡，早已是聲名在外的 “亞洲硅谷”，匯聚了世界各地的 AI 創業者。其中，華人創業群體的基本畫像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新加坡高校讀書求學的年輕人，萌生了新奇有趣的創業想法，又在學校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創業伙伴；另一類則是在職場沉浮歷練多年的大廠高P，他們在國內完成美元基金融資、業務模式趨于成熟，將新加坡作為布局全球市場的跳板。

前者多是初入行業的年輕創業者，更看重寬松的落地環境；后者手握成熟業務與豐富經驗，目標清晰，一心依托當地區位優勢走向國際。

周嶼屬于前者。在她看來，新加坡的創業環境略顯boring：技術平庸、投資保守、社會氛圍缺乏創業活力。反觀國內，有創造力的項目層出不窮；中東也正在力求成為全球AI博弈第三極。“出去看看”的想法越來越蓬勃強烈。

而對后者來說，新加坡成為他們將自身優勢最大化的最佳場域。

在國內，創投圈已經有了不約而同的風向：信奉與迷戀所謂95后、00后的“AI原生代”；85 年及更早出生的創始人，反而成了投資考量中的明顯短板。

而新加坡務實、理性、穩中求進的商業氣質與中年人不謀而合。

前國內美元基金投資人Ellen在2023年來到新加坡，通過播客節目《離線時間》記錄她與遷徙至此的AI創業者們的深度對話。她意識到，AI時代，對需求的真正理解和對市場的敬畏心，才是最大的護城河。“這是十幾二十年磨出的東西，對產品的嗅覺、對市場的判斷、對風險的識別，才最稀缺，也是一個創業者最大的底氣。所以各位AI界的中老年們，只要底牌還在，我們仍然在牌桌上。”

有人離開，有人涌入，新加坡成為AI創業者們的圍城，更是中國創業者AI全球化之路上，恒定的離岸樞紐。

華人AI創業宇宙，盡頭真的是新加坡嗎？

近幾年，逐漸喧嘩熱絡起來的新加坡，讓出海圈的每個人都無法熟視無睹。

彭博社數據顯示，2025年，亞洲富豪向新加坡注入了770億新幣（約 4085 億人民幣）。在美中關系緊張、中東局勢波動、俄烏戰爭膠著的局面下，更多高凈值群體選擇把資產放置于政治穩定、稅收優惠的新加坡。

同樣是在2025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固定資產投資來源國，占投資承諾的20.6%，而美國企業的投資承諾占比為17.3%；要知道，在 2024 年，美國企業投資占比高達 55.5%，而中國僅占 2.5%。

錢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創投圈的人逐資本而居，追風潮而來，在這里開啟新的事業版圖。“現在，宇宙的盡頭是新加坡。”有投資人這樣打趣道。

Ellen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向霞光社分享道，“疫情后來新加坡的投資人越來越多，那時候新加坡出海創業生態很雜：消費、fintech、機器人、餐飲，什么都有人做。我沒有一上來就定方向，幾乎把能找到的出海公司都聊了一遍。但掃著掃著我發現風向變了，中國大模型崛起，Manus來新加坡，AI創業從小眾變成區域主流。”

而Manus跨境并購案被叫停事件，成為一個明確的警示信號，亦是新加坡AI創業者們行進路途中的一個轉捩點。這倒逼創業者從第一天就必須明確方向自己的身份和方向，沒有中間的灰色空間可以操作或協商。

對此，Ellen分析說，新加坡政府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中國背景”，他們只看三件事：公司注冊在哪、股權結構有沒有被一個國家鎖死、業務是不是全球化。“只要是新加坡主體 + 全球客戶，就是一家國際公司，不是你想象中的‘中資標簽’。而真正的隱形紅線是——單一團隊，比如全部是中國人、印度人或者美國人，因為單一文化的公司，很難被當成國際公司。”

在Ellen看來，新加坡最大的優勢，就在于地緣政治方面的中立性。在她的播客訪談中，某位AI創業者告訴她，“新加坡的生死問題是：還能不能繼續不選邊站。過去世界相對和平，新加坡可以保持中立。但如果地緣政治不再一團和氣，能不能繼續保持不偏不倚？這個問題事關國運。”

而另一個優勢，或許正是源于新加坡狹小的國土面積——通勤一小時就可覆蓋全境，不同階層的人社會網絡高度重疊，從而讓信息摩擦變低、資源分布均質、權力與文化更趨向于公開與透明。

這座國土面積不足上海九分之一的花園城市，聚集了Google、Meta、IBM、Microsoft、Amazon、TikTok等最為炙手可熱的科技公司，人際網絡密集且濃稠。

新加坡現代地標之一：濱海灣金沙

“新加坡的AI相關活動非常多，而跑來跑去參加活動的都是那么一撥人，今天場子里坐在你對面的，很可能就是一個OpenAI的高管。所以在這里能接觸到新鮮一手的信息，而在國內可能充斥著很多二道販子。”Ellen說。

信息壁壘的消弭，讓創業門檻變低。而這與 AI 的作用高度契合：加快信息的流動與傳播，縮小全球認知鴻溝。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加坡天然就是AI創業者的應許之地。

“AI熱土”的雙面性：一面機遇，一面桎梏

多位base新加坡的AI創業者，跟霞光社提及了一個“用AI賣雞蛋”的項目。

這是一家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企業，對外僅以雞蛋貿易商自居，實則是一家 AI 食品供應鏈公司。團隊僅 5 人，依托 AI 優化全鏈路流程，餐廳通過 WhatsApp 即可一鍵下單，采購、配送高效運轉，讓食材物美價廉。短短一年，他們服務近 2000 家本地餐廳，拿下稀缺的雞蛋進口牌照，躋身當地行業第六，年銷售額達數百萬美元，目前正拓展食用油新業務，也吸引了眾多產業投資人青睞。

這家企業的發展路徑或許最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新加坡AI創業項目的氣質：務實具體、輕量簡潔，做不了高舉高打的大模型，就做穩扎穩打的細分應用。

這一點，也源于新加坡市場本身所蘊含的商機。

2025年10月，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所發布的《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5》顯示，新加坡中小企業 AI 采用率僅有14.5%——亟待被填補的巨大空間，皆是創業者的機會。

對此，英國《金融時報》分析稱：“下一波AI創業的最大紅利，可能不在模型層，不在基礎設施層，而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層——而這個戰場的重心，正在向亞太轉移。亞太AI市場2025年估值約1,025億美元，預計到2032年將超過8,160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34.5%——這個增速的背后，是一個剛剛被喚醒的巨大市場。這些解決具體問題的AI項目，他們的護城河不長在代碼里，而長在關系、信任和本地知識中。”

熙熙攘攘的新加坡街道

而務實的另一面，就是保守。

具體到融資層面，Ellen 告訴霞光社，新加坡的缺點非常明顯，“VC給的錢很少，他們很保守，因此很多人做著做著會選擇回國，或者是去美國。要知道，新加坡本土基金從2016年至今，DPI沒有超過1的。最好的大概0.6——也就是LP投進去的錢，最多拿回來六成。之前比較好的是一支2014年的基金，大概1.5倍，這個數字放在中國美元基金里基本墊底。十年沒給LP賺過錢，直接決定了他們投項目的心態：估值卡得死死的，一般不超過3000萬美金的post（投后估值）”。

“我經常有一種感覺：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注冊地、很好的市場入口，但它的資本生態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支撐一個高速增長的創業公司的程度。節奏慢、估值保守、退出路徑不清晰——這些不是某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系統的現狀。對于中國出海的AI創始人來說，最務實的策略可能是：在新加坡搭架構、做業務、建客戶關系，但融資不要只看本地。天使找行業里的人，機構看中國的老牌美元基金或者全球化的fund。”Ellen 說。

周嶼也認同這一點，“新加坡資本市場還是比較傾向于投偏后期一些，因為新加坡整體文化是比較求穩的，他們不太會愿意做一些非常有風險的事情，他們自身的創業意愿也不強烈。”

而從項目與產品競爭力而言，過于波瀾不驚的商業環境，很容易讓創業者“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從競爭氛圍上來看，新加坡不像國內那么焦慮壓抑，時刻帶有技術變革期的FOMO 感；但另一方面，太過安逸的市場環境，會讓創業者云淡風輕、慢條斯理地打磨產品。“但一出去發現天都變了，你的產品早就有無數個競品了，甚至可能下一個時代的技術都來了。所以創業者要自己去平衡這個尺度。”

這種“實用主義”路線，同樣來自于新加坡的國家氣質。當談及新加坡本土國民個性時，“怕輸”（Kiasu，是源自閩南語“怕輸”的英語單詞）是繞不開的兩個字。

“怕輸”源于彈丸之地、地狹人稠的生活環境所孕育的生存本能，新加坡人總是在力爭上游。在新加坡熙熙攘攘的食閣里，因為擔心搶不到餐位，本地居民習慣了用紙巾、雨傘、工牌、外套來占座；瑞幸剛出海新加坡時也見證了排隊狂潮，新加坡人對排隊情有獨鐘，見人排隊就會跟著排，因為擔心錯過優惠或風口。

新加坡食閣

但另一方面，“怕輸”的心態也帶來厭惡風險、保守務實的社會氛圍。這是小國寡民最為實用的生存之道；也是新加坡完善精準的社會福利下，國民饜足安穩的體現。

BBC記者Nicolas Walton曾在他駐新加坡期間寫的書《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中精準描述了新加坡人的這種心態。

• 有時候，人們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人為什么排隊，但還是跟著一起排，因為他們害怕錯過了什么。怕輸源于新加坡對自己面積和脆弱性的不斷強調。怕輸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在創造和分享價值。如此一來，新加坡無法產生真正的企業家，只能培養‘拿來主義’（copy-and-paste）的生意，比如珍珠奶茶店……新潮咖啡廳和貓咪咖啡屋。”

base新加坡，不止新加坡

在新加坡華人AI創業社群CSAIA的發起人Joyce看來，對本國國民而言，新加坡就是一個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他們被保護得太好了”。

比如，新加坡幾乎所有直接給錢、給補貼、跟投的創業政策，都必須要求：本地公民或PR持股≥30%（多數要≥51%）+ 主申請人必須是本地人。外國人可以來創業、100% 持股公司、拿 EntrePass，但核心補貼基本拿不到；想拿政府錢，必須找本地大股東或者本地創始人站臺。

而在周嶼看來，新加坡不僅是桃花源，更是一個亞洲版的“瘋狂動物城”。

這里聚集了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美人，不同族裔多元融合，每項法律政策都要用四種官方語言公布，像極了《瘋狂動物城》里那個 “所有動物和平共處、各司其職” 的烏托邦。

新加坡小印度街道

而對華人創業者而言，雖然在產品力上明顯占優，但想要在新加坡招聘到靠譜的本土人才、搭建好理想中的本地團隊，卻是一個艱難的問題。

要知道，創業團隊的用人邏輯，不是像大廠一樣招募諸多初級工程師，而是更需要一個把項目從0到1拎起來的負責人，這樣的人既要非常懂海外市場，又能理解中國的工作文化、絲滑地和中國團隊協作，而新加坡本地具備創業精神與能力的人，并不是太多。

“像周受資這樣的人，其實是非常少的，”Ellen 說。她介紹說，過來創業的中國公司，主流的解決方案是把人從國內搬到新加坡；要么是和新加坡的本地社群搞好關系，通過熟人推薦找到靠譜的人。

但想要真正融入新加坡本地的社交圈層，遠沒有想象中輕松。壁壘之一，就是極具本土特色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alish）。這種糅合了閩南語、粵語、馬來語口音的獨特語言體系，對外來者而言，幾乎等同于一門全新的外語。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本地人習慣將英文單詞“three”讀成“tree”。一位常駐新加坡的大廠員工在樟宜機場候機時，機場廣播反復播報催促登機通知，其中多次提及含“three”的登機口與班次信息，全程按本地口音讀作“tree”。不熟悉Singalish發音規則的他完全沒能聽懂播報內容，渾然不知登機提醒，導致終險些誤機。

并且，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的金融行業薪資明顯高于技術行業，在總體人才基數有限的情況下，更多本地人會選擇金融領域這樣上升路徑明確的賽道。“他們的職業選擇也會偏保守，本地人、印度人更傾向于在一個大公司內部慢慢晉升到高管，這對他們來說也蠻容易的。所以很多創業團隊，可能花幾個月也招不到一個非常滿意的人。”周嶼說。

運營成本高企，也讓來新加坡創業的團隊規模越來越簡約輕量，一人公司也與日俱增。疫情以來，當地寫字樓租金漲勢不停，普通 CBD 甲級寫字樓連續八個季度漲價，累計漲幅約三成；核心區域租金更是達到 688 元 /㎡/ 月，是上海陸家嘴商圈的 2 倍、深圳福田 CBD 的 4 倍。

如今推高租金的主力，除了老牌金融機構，還有大批 AI 初創公司。CBRE 數據顯示，不少 AI 企業不再滿足于共享辦公，紛紛簽下長期大面積租約，意味著它們打算長期扎根于此。疊加地緣因素，新加坡的避險屬性愈發凸顯。中東局勢波動之下，不少原本落戶迪拜的資本與企業，紛紛轉向新加坡。

濱海灣日落

因為辦公室租金太貴，一位打算回國的創業者因為租期還沒到，需要在離開前先把辦公室轉租出去；還有一個創業團隊因為縮減規模空出幾個位置，而臨時找其他創業者“拼好房”。

種種原因，讓周嶼考慮離開。她告訴霞光社，接下來她打算去上海張江區看下當地的創業生態，“因為最近我聽到的一些比較有創造力的創業者都聚集在張江；但我在新加坡日常參與的一些技術展，都相對平庸。未來，新加坡肯定會作為一個主要創業據點存在，但公司創始人會在全球各地飛，而不會只局限于新加坡。”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正在憑借它的中立性與國際化，成為AI時代里的一個重要創業據點與離岸總部。眾多創業者正以新加坡為支點，開啟全球游牧式創業。

這個面積與義烏相差無幾的國家，雖然盛放不下全球化的野望，卻依然是最佳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