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五維框架

作者：蔣豐 來源：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

5月31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亞洲安全保障會議）上，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針對中國有關“新型軍國主義”的批評進行反駁，稱日本沒有核武器，也沒有戰略轟炸機，因此被稱為“新型軍國主義”十分奇怪。

但是，小泉進次郎的這番看起來委屈的辯解恰恰回避了問題的核心。歷史上的日本軍國主義并不是因為擁有某種武器而成為軍國主義的。無論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是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當年的日本都沒有核武器，更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戰略轟炸機體系。軍國主義的本質從來不是武器形態，而是國家戰略是否走向對外擴張和對外侵略。

今天，討論日本是否出現“新型軍國主義”傾向，重點同樣不在武器清單，而在于其戰略體系是否正在重新具備發動對外干涉乃至對外侵略戰爭的能力。如果從法律、軍事、同盟、情報和戰爭準備五個維度觀察，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輪廓已經越來越清晰。

首先，是法律維度上的突破。戰后，日本長期以“和平國家”形象示人。但是，這一身份并非來源于歷史傳統，而是戰敗后國際秩序對日本施加的重要約束。近年來，日本從解禁集體自衛權到提出“反擊能力”，從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到不斷擴大自衛隊海外活動范圍，實際上是在逐步地把和平憲法空洞化。法律約束的不斷后退，為軍事力量的不斷前進打開了空間。

其次，是軍事維度上的擴張。近十年來，日本軍事預算持續攀升，大量引進遠程巡航導彈，加速發展無人作戰系統、網絡戰能力、太空作戰能力和電磁作戰能力。與此同時，日本不斷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將琉球弧地區打造為所謂“第一島鏈”的重要支撐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建設已經超出了日本這個傳統島國本土防衛的范疇，而是在構建面向地區沖突和域外行動的軍事能力體系。

第三，是同盟維度上的重組。這才是新型軍國主義區別于舊軍國主義的重要特征。當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依托的是“大日本帝國”單打獨斗般發動侵略戰爭；今天的日本則試圖借助“小圈子”體系完成戰略擴張。近年來，日本不斷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同時推動“日美韓”、“日美菲”的準軍事同盟，積極參與日美印澳四方機制（QUAD），并持續配合美國推動北約勢力向亞太延伸。過去日本的軍國主義依靠自身的帝國擴張，今天的新型軍國主義則依靠聯盟擴張；過去是單兵突進，今天則是集團推進。

第四，是情報維度上的整合。很多人只是關注日本擴軍，卻忽視了日本正在進行的情報體系建設。近年來，日本不斷加強與“五眼聯盟”的合作，在網絡安全、電子偵察、衛星監控、情報共享等領域與美國及其盟友深度融合。國際戰略界甚至多次出現將日本視為“五眼聯盟”外圍核心伙伴、形成“六眼化”趨勢的討論。現代戰爭首先是情報戰爭。一旦情報體系實現聯通，預警體系實現聯通，指揮體系實現聯通，那么軍事行動的協同性將遠遠超出單個國家所能達到的水平。相比增加幾艘軍艦、幾架戰機，這種深層次整合更值得警惕。

第五，是戰爭維度上的預設。觀察近年來日本安全政策演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日本正在不斷尋找未來軍事介入的“切口”。“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說法被頻繁炒作；朝鮮半島局勢被持續安全化；東海、南海議題被不斷軍事化；地區熱點被逐步納入同盟體系討論框架之中。其結果是，把局部問題安全化，把安全問題軍事化，把軍事問題聯盟化，最終形成未來戰爭的準備體系。

日本的舊軍國主義往往通過制造各種“事變”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則通過制造戰爭條件積極準備侵略戰爭。

正因為如此，中國批評日本出現“新型軍國主義”傾向，并非一句簡單的政治標簽，而是對一種發展趨勢的概括。從突破戰后法律約束，到構建域外軍事能力；從打造亞太“小圈子”，到融入“六眼化”情報網絡；從渲染“臺灣有事”，到推動北約東下亞洲，這些看似分散的動作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共同的戰略指向。

小泉進次郎試圖用“沒有核武器”證明日本不是軍國主義國家，但亞洲國家真正關注的，從來不是日本擁有什么武器，而是日本準備把這些能力用于什么方向。

歷史告訴人們，日本軍國主義最終走向的是對外侵略。今天，人們警惕“新型軍國主義”，并不是因為歷史正在簡單重復，而是因為歷史的邏輯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組合。當“和平國家”的外衣被一件件地脫去，當戰爭準備被包裝成安全建設，當同盟網絡被塑造成地區秩序，一個值得亞洲高度警惕的新型軍國主義正在逐漸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