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何應對數智化？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題記：2026年5月20日下午，由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智聯招聘聯合主辦的“數智躍遷與經濟轉型——北京大學數字與人文·高端對話（第三場）”在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主題演講整理。

數智化被普遍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特征，借此機會，我談三個部分的內容。

1.工業革命與國家民族命運的關系； 2.我國應如何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如何應對相伴而生的挑戰，以更好地推進民族復興； 3.我對自主理論創新或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看法。 工業革命與國家民族命運的關系

眾所周知，在前現代的農業社會時期，中國是一個鼎盛的文明。歷史研究數據顯示，中國曾在1500余年的時間里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到了18世紀中葉，以蒸汽機與機械化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中國未能抓住此次機遇，由此從世界鼎盛文明跌落，淪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國家之一。

19世紀70年代，以內燃機、電力應用為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興起，中國再次錯失機遇，發展進程進一步落后，與工業化先行國家的差距持續擴大。

20世紀中葉以計算機、互聯網、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樣未在中國發生，我國依舊處于落后地位。

如何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

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然來臨，我國應如何把握這個機遇？

要抓住機遇，首先要有基礎。

盡管我國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均處于落后地位，但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保持了長期的社會穩定，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并且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雙奇跡”。經過持續努力，如今，在前三次工業革命的許多領域，我國已實現追趕甚至超越。例如，在電氣化領域里的家電產業，中國已成為全球公認的產業引領者；在鋼鐵產業，我國鋼鐵年產能達13億噸，超過全球排名前十的其他國家的總和；機械制造領域，我國與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已大幅縮小，盡管部分細分領域仍存在不足。

現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數字化與智能化為主要特征。在我看來，此次工業革命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們若能成功把握此次機遇，實現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甚至領先，那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必將實現。反之，若我們錯失此次機遇，即便曾在一些領域有領先基礎，亦可能重蹈歷史覆轍，因一步落后而導致步步落后。

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我們既要主觀上有良好的愿望，也需進行客觀理性的分析。

首先，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我國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其次，我國已基本完成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追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最重要的是，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國具備的一些獨特優勢是其他競爭國家所沒有的。

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相比，第四次工業革命有一個明顯不同的特性——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研發周期通常長達30年、50年甚至更久，而本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新產品研發周期相對很短，12個月已屬于較長周期，部分研發可能僅需半年。

這種特性的重要意義在于：若研發周期漫長，則研發過程不僅需要大量人才，也需要巨大的資本投入，而我國在資本密集的研發投入上尚不具備比較優勢。西方發達國家自第一次工業革命起便占據先機，從落后走向領先，已保持全球領先地位近250年，其資本積累遠比我國豐富。以人均GDP這一衡量人均資本的重要指標為例，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是我國的3倍、5倍甚至更高。因此，對于那些需要大規模資本投入的領域，除了涉及國防安全等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域必須集中力量、依托新型舉國體制推進攻關外，其他領域均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我國具備以下獨特優勢：

1.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研發周期內所需資本投入相對較少，主要投入是人才投入。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領域人才儲備，相關專業畢業生每年超過600萬人，超過其他排名前十國家的數量總和。因此，我國在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方面具備顯著的人才優勢。

2. 盡管我國人均GDP與先行國家存在差距，但我國人口規模龐大，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依托14億人口的規模優勢，我國擁有極為豐富的數字化、智能化應用場景，而應用場景對于數智化技術的迭代與落地十分重要。這是我國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又一重要優勢。

3. 智能化與數字化發展離不開硬件支持，我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硬件產業配套體系。在將創新構想轉化為硬件產品的過程中，我國所需的時間與生產成本是全球最低的。

4. 把握工業革命機遇需要持續進行創新與發明，但此過程中常常出現市場失靈現象。我國提出并善于運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理念，既通過市場機制激發企業家積極性，又注重發揮政府作用為企業家克服市場失靈。

基于上述分析，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我國不僅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次工業革命中實現領先。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英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是美、德雙輪驅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則由美國再度領跑；現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國至少能夠與美國并駕齊驅。而且，若能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更有望在眾多領域占據全球領先地位。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優勢，不僅能夠推動新興產業發展，還將助力我國在第一、二、三次工業革命涉及的產業領域實現升級。那些傳統產業的需求并不會完全消失，相關產品與服務仍是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如前所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我國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78年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產業產能實現可持續增長。盡管我國眾多傳統產業已實現追趕，但仍有不少領域存在發展差距。我們可以用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進而有望實現換道超車。

新能源汽車產業便是最為典型的例證。在以內燃機技術為主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德國一度領先，隨后美國加入并與德國并駕齊驅，日本、韓國也相繼在內燃機汽車產業領域取得突破，而我國在此階段始終處于艱難追趕的狀態。如今，在智能化與新能源技術融合的發展階段，我國已實現換道超車。

因此，我國不僅有條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與美國并駕齊驅，更能借助新的數智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實現追趕乃至換道超車。若能達成這些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必將實現。

如何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

當然，新機遇必然帶來新挑戰。事實上，自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歷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挑戰在本質上具有共性：一方面，新技術推動新興產業生產力水平提升，同時導致傳統產業被替代，因此相關就業崗位隨之消失；另一方面，在生產力提高的過程中，經濟結構必然經歷調整與轉型，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陣痛。例如，工業革命前，交通運輸主要依賴馬車，形成了包括馬車制造與馬車夫在內的產業體系與就業崗位，而蒸汽機的發明逐步取代了馬車在長途運輸中的地位，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內燃機汽車的問世，則使馬車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僅作為文化懷舊的小眾旅游產品存在。那么，馬車制造業從業者及馬車夫的失業問題如何解決？

當前，我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是顯著的，但同時對就業市場的沖擊也將更為突出，并且，此次沖擊與以往并不完全相同——歷次技術革命通常替代簡單勞動，而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被替代的很可能是以往被視為高端腦力勞動的崗位，例如會計師、律師、軟件工程師等職業。

總體而言，規則明確、重復性高、創造性弱的工作崗位，最容易被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替代，這一結論已得到眾多研究的證實。與之相對，具有高度創造性、蘊含人類情感因素，或需要在復雜環境下做出綜合決策的工作崗位，至少在目前階段仍難以被替代，且社會對此類崗位的需求還在增加。就業結構的調整所引發的社會陣痛，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之一。

第二大挑戰是財富相對集中的問題。這是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便存在的現象。馬克思最早對工業革命引發的財富相對集中與兩極分化現象進行了系統研究，而皮凱蒂的后續研究進一步證實，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正不斷加劇。從當前情況看，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加劇這一現象。例如，相關研究顯示，億萬富翁的人數逐年遞增。目前，與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工智能領域相關的億萬富豪已有114位，僅今年年初至今就新增了46位。財富集中不僅體現為富豪數量的增加，更出現了財富向少數寡頭高度集中的現象；英偉達公司市值已超過5萬億美元，甚至高于德國全年GDP。這一趨勢使得全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愈發嚴峻。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大量勞動力被替代，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大幅提升。因此，財富分配會向資本傾斜，利潤向資本集中，而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則會下降。在此過程中，傳統意義上被視為高端的就業崗位以及中產家庭所依賴的就業機會將出現萎縮。因此有觀點認為，未來的社會財富分配結構可能呈現“沙漏型”——頂端是少數掌握巨額財富的富豪，中產階層規模大幅縮小，底層則是數量龐大的低收入群體。

面對上述挑戰，我們的態度應是正視挑戰，不能因畏懼挑戰而不去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因為如果不去積極擁抱這一歷史機遇，便可能重蹈錯失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后續的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機遇的覆轍。

在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在享受其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新就業機會創造與財富增長等好處的同時，我們應如何應對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調整問題？

我認為，這需要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政府需創造鼓勵創新的環境，以助力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但要防范國家治理被少數巨富所裹挾。同時，在社會結構與就業結構變遷的過程中，政府還需解決以下問題：

1. 通過教育體系改革，培養能夠推動和適應數字化、智能化發展和工作需求的人才；

2. 通過再就業培訓體系，幫助被技術替代的勞動者實現再就業；

3.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幫助失業人員渡過難關；

4. 調節收入與財富分配。

政府若要在上述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關鍵在于堅守服務全體民眾的定位。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致力于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我相信政府能夠在鼓勵創新的同時，有效避免其可能引發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如果上述皆如愿做到，我相信我國在2049年必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如何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我曾在多個場合提及，到2049年，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保守估計人均GDP應能達到美國的一半。考慮到我國現在人口略大于美國的4倍，盡管兩國均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且美國可能因移民政策吸納更多人口，而中國移民相對較少，但預計到2049年中國人口仍將是美國的4倍。如此計算，若我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我國整體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2倍。在此情況下，中國將成為世界科技中心。科技發展依賴人才支撐，我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天賦高的人才總量約為美國的4倍，盡管美國有吸引移民的傳統優勢，但屆時我國對移民的吸引力或將超越美國，此乃因從科研投入看，美國和中國的研發經費一般占GDP的2.5%，因此，我國經濟規模的2倍優勢將使科研投入達到美國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能為科研人才提供更好的支持和發展平臺，以實現其個人能力與學術抱負。因此，憑借4倍于美國的人才數量，以及2倍于美國的科研投入所帶來的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世界科研中心和科學領域諾獎獲得者的中心一定會轉移到中國。

不僅如此，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將遷至中國。自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使經濟學成為獨立社會科學以來，英國曾長期是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其經濟學大師輩出的局面延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后，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移至美國，美國也出現了經濟學大師輩出的現象。成為學術大師固然需要聰明才智，但智力因素并非唯一決定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學大師主要集中于英國而非美國。英國經濟學家不可能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智商普遍下降，被美國超過。

事實上，能否實現理論創新、引領世界理論思潮，關鍵在于提出的理論是否重要。而判斷理論重要性的核心標準，在于其能否解釋發生在重要國家的重要現象。身處重要國家的學者，在解釋本國的重大現象、提出原創理論方面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

因此，我堅信，當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后，世界經濟中心將轉移至中國，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將隨之轉移至中國，中國將成為全球經濟學大師輩出的中心。這一規律不僅適用于經濟學領域，也適用于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應做好準備，迎接世界經濟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向中國轉移、全球經濟學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大師輩出的中心向中國轉移的歷史機遇。

但要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我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仍面臨挑戰。在我看來，最大的挑戰在于研究方法。我們必須轉變研究方法。

長期以來，我國學界一般是用西方主流理論解釋中國現象，或用中國數據去印證西方主流理論。這種研究方法無法產生原創性理論，也難以真正把握上述歷史機遇，因此我們必須轉變研究方法。

而轉變研究方法的前提是樹立正確的學術人生觀，明確做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現在不少人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發表學術論文，而運用西方主流理論解釋中國現象、用中國數據驗證西方理論，更容易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這是因為當前世界學術中心仍在美國，國際學術期刊的主編與審稿人對西方主流理論更為熟悉，也更容易接受相關研究成果。但我們必須明確，做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自己先認識世界，然后在此基礎上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只有秉持這一學術價值觀，我們才能深入挖掘中國成為全球新中心背后的發展邏輯，進而提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觀點。

若不再直接套用西方主流理論，我們應如何開展中國問題研究？固然，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可以用多種理論進行解釋。自亞當·斯密創立現代經濟學體系以來，經過250余年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已形成完備的知識體系，發生在中國的絕大多數經濟現象，似乎都能在這一知識體系中找到對應的解釋理論。但我們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同一現象。

那么，我們應依據何種標準判斷何種理論才是對中國現象的真正解釋？

總體而言，人類認識世界的方法論可分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大類。當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理論，大多帶有唯心主義傾向，側重于從上層建筑層面解釋社會現象。以我所從事的經濟學領域為例，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生產力發展與水平提升問題；而邊際革命之后，古典經濟學被新古典經濟學替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重心轉向給定生產力水平下的資源有效配置問題，多數研究聚焦于上層建筑層面和制度相關的因素；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成果，也多是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但我認為，要真正把握中國發展的歷史機遇，必須堅持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例如，前述分析我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獨特優勢時，我提到了人才優勢、市場規模優勢、產業配套優勢等，這些均屬于物質層面的客觀條件，屬于唯物的方法論。

只要我們掌握正確的方法論，樹立正確的學術人生觀與世界觀，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展研究，那么當世界經濟中心轉移至中國時，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都將隨之轉移至中國，不僅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也必將成為全球哲學社會科學大師輩出之地。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機遇，我們一定要主動迎之。我相信，我國不僅有條件抓住這一機遇，更能在此過程中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人類社會。同時，這一歷史進程也將為在座的各位企業家與學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