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14歲男孩與13歲女孩發生關系后，家長為避免被判刑賠償8萬

四川簡陽，14歲男孩與13歲女孩早戀發生關系，女方報警后，男方父親為“撈人”簽訂8萬元賠償協議，女方申請撤案，男方支付1萬元后，警方以情節顯著輕微撤案，男方卻以重大誤解為由拒付剩下的7萬元，女方遂起訴至法院，法院會如何判決？

（案例來源：裁判文書網）

被害人小花（化名）身世極為坎坷，父母、祖父、外祖父均已離世，經親屬協商，由其親哥哥擔任法定監護人。

案發時，小花剛滿13周歲，正處于身心發育的關鍵期，加害人小壯（化名）時年14周歲，兩人系同學早戀關系，在交往期間多次發生關系。

我國《刑法》第236條第2款明確規定：“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且該罪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點為14周歲。

小花的家人發現此事后，基于對法律紅線的清晰認知，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警方經初步核查，認為確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遂對小壯立案偵查。

刑事立案，意味著小壯可能面臨重罪追訴，其父親慌了神，為規避兒子的刑事風險，他主動找到小花的哥哥進行協商。

雙方在立案后次日即達成書面《和解協議》，該協議的核心條款如下：小壯的父親一次性賠償小花人民幣8萬元，該款項明確用于彌補小花的身心創傷及精神損失；小花一方自愿諒解小壯，不再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責任，并主動向公安機關提交撤案申請。

小壯的父親當場支付了1萬元現金，并就剩余7萬元向小花出具了欠條，承諾在一周內付清，然而，刑事司法程序具有其獨立性和嚴肅性，并非當事人可隨意處分。

小花的哥哥依約向警方遞交了撤案申請書后，警方明確告知：強奸罪屬于公訴案件，是否撤銷案件，需由公安機關依法獨立審查決定，被害人及家屬無權直接撤案。

公安機關并未因當事人的和解申請而直接終止偵查，而是繼續依法審查。

約20余日后，警方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條“但書”條款（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及相關司法解釋（針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在早戀過程中偶爾與幼女發生性關系，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作出了撤銷案件的決定，認為小壯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這一撤案決定，成為了小壯父親拒絕繼續履行賠償協議的直接“理由”，在警方撤案后，他立即停止支付剩余7萬元，并明確表示將不再支付。

其提出的核心抗辯理由是：當初同意支付8萬元的高額賠償，其前提是“兒子小壯的行為構成強奸罪，需要以經濟賠償換取被害方諒解從而爭取從寬處理”。

如今司法機關最終認定小壯無罪，說明其在簽約時對行為的法律性質產生了根本性的錯誤認識，這構成了民法典意義上的重大誤解，因此雙方簽訂的協議應當被撤銷。

雙方協商無果，最終對簿公堂，小壯的父親主張，其對“兒子行為構成犯罪”這一核心事實存在錯誤認知，該錯誤直接導致其作出了支付8萬元的意思表示。

男方進一步認為，在行為不構成犯罪的前提下，8萬元的賠償金額過高，明顯超出了合理范圍，協議內容顯失公平。

那么，法院會如何判決？

首先，重大誤解不成立，風險預判不等于事實錯誤。

根據《民法典》第147條，構成重大誤解，要求行為人對其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價格、數量等產生根本性的錯誤認識。

本案中，在雙方簽訂和解協議時，小壯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尚處于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并無任何生效法律文書作出認定。

小壯父親所認知的“犯罪風險”是存在的、客觀的，但他將“存在被定罪的風險”等同于“必然被定罪”，這是其對自身行為后果的一種風險判斷和利弊權衡，而非對既有客觀事實的誤解。

另外，小壯父親的行為性質屬于自愿避險，其支付賠償款的核心目的，是希望通過經濟補償換取被害方的諒解，從而影響司法機關的處理決定，為兒子爭取最有利的結果。

這是一種主動的風險管理和利益交換行為，是其在當時情境下自愿選擇的法律策略，不能因事后結果對其有利而反悔。

其次，協議合法有效，目的已實現。

法院認定，該《和解協議》是雙方平等協商、自愿簽訂，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也不違背公序良俗，屬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

協議明確約定8萬元用于彌補小花的身心傷害，這是對小壯行為造成客觀損害的一種民事賠償和撫慰，無論該行為最終是否被追究刑事責任，其給小花造成的民事侵權損害是客觀存在的，予以賠償具有事實和法律基礎。

并且，小壯父親簽約的核心目的——“獲取被害人諒解以影響案件處理”——已經實現。

小花一方依約提交了撤案申請并表達了諒解意愿，這在公安機關最終作出“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的撤案決定時，無疑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因此，小壯父親的合同目的已然達成，其無權以“結果與預期不完全相同”為由拒絕履約。

綜上，法院經審理，最終駁回了小壯父親關于“重大誤解”的全部主張，判決其必須按照協議約定，支付剩余的7萬元賠償金及相應的逾期付款利息。

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