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關于構建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幾點思考

5月31日，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經管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論壇暨光華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成果發布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博雅講席教授林毅夫發表了題為《關于構建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幾點思考》的主旨演講。

在本場演講中，林毅夫指出，自主知識體系是建立在自主理論創新基礎之上的，將一系列理論創新以一以貫之的邏輯系統地匯在一起，便構成了一個自主知識體系。他希望通過此次分享厘清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需要構建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二是怎樣構建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為什么需要構建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林毅夫指出，西方經濟學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成為社會科學中第一個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的專門研究領域，至今250年。以25年為一代人計算，已有十代經濟學家從事理論創新，形成了非常完備的知識體系。可以說，現在在中國看到的各種經濟現象，大多能從西方現有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中找到相應的理論來解釋。

然而，即便西方理論如此完備，我們仍然需要構建屬于中國自己的經濟學、管理學乃至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的雙重功能：理論一方面能夠幫助我們認知、解讀各類社會經濟現象，更重要的是，能夠指導我們改造現實、破解現實問題。

林毅夫觀察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現象越來越受到世界關注。但毋庸諱言，目前在國際主流雜志上發表的相關研究，無論是中國經濟學家還是西方經濟學家所作，總體上絕大多數是以西方現有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或用中國數據檢驗西方現有理論。這類研究盡管數量龐大，且刊發于高水平期刊，但仍不屬于中國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范疇，因為它們本質上仍然是西方現有知識體系的運用。

林毅夫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固有局限：對于同一個現象，經常有很多理論可以解釋，到底該用哪個理論？譬如，在應對經濟蕭條問題上，宏觀經濟學不同學派觀點可能完全相悖：凱恩斯主義主張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積極貨幣政策來創造需求。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貨幣政策是中性的，從長期看沒有作用，財政政策會受到“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約束，同樣沒有作用，因此該學派認為，即使經濟蕭條，政府也不該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

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內部存在眾多不同學派，而且盛行的理論像潮流一樣變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風靡學界，當時學界共識是“我們都變成凱恩斯主義者”；但到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又變成“反對凱恩斯主義者”了。原因在于，凱恩斯主義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時期，那時有大量勞動力未能就業、大量產能未使用，所以用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創造需求對推動經濟增長非常有效。而到了20世紀60-70年代，未充分使用的勞動力和產能已經被用光，此時再用積極財政政策和積極貨幣政策，雖然增加了需求，但產能無法相應增加，結果是滯脹。這就說明，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和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都有其隱含的前提，前提變了，盛行的理論也跟著變。

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理論？林毅夫強調，每個理論都是很簡單的因果邏輯，除了模型中保留的因與果之外，理論產生有其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這些條件被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我們現在所讀的西方理論，都是發達國家現象的總結，內嵌于該理論產生時的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如果用這些理論來指導中國實踐，前提是中國也要符合那些暗含的條件。如果完全契合這些暗含前提，我國就已然是發達國家，但作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我們并不滿足其中絕大多數前提條件。那些理論似乎可以解釋我們的現象，然而按照那樣的理論去做，由于暗含條件不滿足，經常無法產生理論所預期的結果，甚至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來說，理論的價值不僅在于解釋世界，理論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這正是我們必須倡導自主理論創新、構建自主理論體系的原因。

怎樣構建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林毅夫指出，要推進自主理論創新、構建系統化的自主知識體系，首先必須認識到，理論都來自于現象的總結，要把現象總結成理論，最后匯總起來變成知識體系。因此，理論創新必須立足中國本土的經濟現象與現實問題，這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首要前提。

早在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時，林毅夫就在祝賀文章中作出了一個大膽的預測：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他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倡導研究中國的問題、了解中國現象背后的道理，用規范的學術方法表述出來，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從而形成我們自己的理論和知識體系。

在研究中國現象時，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各類經濟現象幾乎都能找到對應的西方理論加以解釋，但林毅夫指出，要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一方面要研究中國問題，另一方面在看到中國現象時，要有“常無”的心態，腦子里不能有現有理論，因為腦子里有了現有理論，很容易對號入座。

林毅夫以2000年前后國際經濟學界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是否為真實的討論為例。中國在1998至2002年間出現通貨緊縮，國際上現有的理論認為通貨緊縮時經濟會低增長、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但中國那幾年的經濟增速高達8%，從主流經濟學理論看這是無法理解的。同時，中國從1997年到2000年能源使用量也是負增長。在這種狀況下，一位研究中國經濟且對中國非常友好的經濟學家撰文指出，根據他的研究，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增長并不是真實的，是扭曲統計數字滿足中國政府“保8”的目標的產物，實際增長頂多只有2%或3%。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政策并未遵照西方主流的“華盛頓共識”的建議，西方學界、輿論界一直對我國的快速發展存疑，這一研究為中國經濟數據不可信提供了“真憑實據”，在國際上引發了廣泛關注。

林毅夫分析，美歐發達經濟體出現通貨緊縮通常是由于泡沫經濟破滅：居民財富縮水，消費需求減少，產能過剩，物價下跌。發達國家的產業處于世界前沿，產能過剩后，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投資因而下降。消費和投資都下降，經濟因此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

中國在通貨緊縮時還能實現8%的增長，且能源使用負增長，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早期是短缺經濟，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進入市場，雖產權不清晰、技術效率不高，但因短缺而產品能賣出去。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大量涌入，連續五年投資增長30%以上，到1995年各行各業基本都過剩了，所以出現了物價全面下降的通貨緊縮。但是，因為沒有泡沫經濟破滅導致的財富縮水，所以在過剩時，消費需求的增長沒有受到多少影響。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現有的產業產能過剩，但是還有巨大的產業升級的空間，因而，企業仍然會繼續投資，另外，政府也采用積極財政政策去支持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所以，投資還維持相當高的增長。消費和投資都繼續增長，所以，GDP能夠取得8%的增長。

至于在8%的高增長時，為何出現連續幾年的能源需求負增長？其原因則是在產能過剩、物價低迷時，技術老舊、能耗高、效率低的鄉鎮企業被新的、能耗低、效率高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所淘汰，使得產出增加，但是能耗使用得以下降。

林毅夫指出，中國作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許多社會、經濟條件和發達國家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國經濟時，必須用“常無”的心態才能不對號入座，真正看清中國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是什么。

既然需要秉持“常無”的心態，那么，又如何從現象的觀察中認識世界，提出能夠改造世界的理論創新？林毅夫指出必須秉持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分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對應上層建筑范疇，唯物主義立足經濟基礎范疇。要改造世界首先要認識世界，應該以唯物的世界觀作為切入點進行觀察。因為經濟基礎的影響是第一性的、根本性的，上層建筑的因素固然也有作用，但是其作用屬于反作用，是第二性的。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

林毅夫指出，強調經濟基礎的第一性作用時，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是不同的，則還要弄清楚這種不同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經濟基礎是由生產力以及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共同構成的，其中生產關系被生產力決定，生產力起主導作用。過去學術界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更多探討的是生產關系的作用，對生產力到底怎么發展、怎么決定研究得較少。直到2023年“新質生產力”概念提出時，才真正開始研究生產力的決定因素。

林毅夫指出，新質生產力以創新為主導，以產業為載體，產業發展由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決定。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談新質生產力時，一方面講創新是第一動力，另一方面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以稟賦、現有的產業基礎與技術條件為依據——這也正是新結構經濟學努力的方向。

新結構經濟學以每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切入點，研究在這樣的要素稟賦條件之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么、技術是什么，由此決定生產結構。生產結構決定了生產力可能達到的水平，要達到該生產力水平則還必須有適配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

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林毅夫表示，他高興地看到經濟學界的眾多同仁現在正在進行自主理論創新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他指出，要構建一以貫之的知識體系，需要秉持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以“常無”的心態，觀察我們國家出現的各種現象和面臨的各種問題，了解其本質與決定因素。由于經濟基礎和發展階段不同，我們的各種經濟結構、制度結構不同于發達國家，由此形成的理論就會具有創新性。并且，有了唯物主義這一觀察各種現象的共同切入點，形成的各種理論統合起來就會變成一以貫之的知識體系。

林毅夫相信，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而且，來自中國的理論與知識體系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中國出現的現象、解決中國出現的問題，還因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發展目標一致、發展條件相近，所以來自中國的理論和知識會比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知識，對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更有參考借鑒價值。

來源|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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