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德州被埋葬的外國國王是誰？如今，他的后人正高調呼吁復國

汽車在德州北營村口停下的時候，車上的那個菲律賓女人愣住了。她祖輩口口相傳的那個詞，叫Quiapo，意思是村子。菲律賓南部也有Quiapo，馬尼拉最老的老城區就有一個奎阿坡，宗教集市混在一起，熱熱鬧鬧。可她眼前這個村子太安靜了，灰撲撲的柏油路，矮圍墻圍起來的小院，院門口蹲著曬太陽的老人，跟她腦子里那種熱帶海島的Quiapo完全不搭界。

她按照地址摸到一戶姓安的人家門口，敲門。門開了，里頭走出來一個老人。倆人面對面站了一會兒，誰都不知道該說什么，因為誰也聽不懂誰的話。最后是老人的孫子從里屋跑出來，用手機上的翻譯軟件一個字一個字地翻，才把話說通——這家人，是蘇祿國東王的后代，她也是。她是菲律賓那邊的后裔，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跑來德州尋根，而這位姓安的山東大爺，打從記事起就知道自己身上流著那個漂洋過海的海島王族的血。兩個人站在北營村的巷口，背后是一座六百年前修的穆斯林陵墓，墓前的石羊石馬靜靜站了幾百年。

那女人哭了。

這大概就是德州北營村最魔幻的一幕：一個六百年前病死在異鄉的外國國王，像一顆釘子，硬生生把一片南太平洋群島和華北平原的這塊黃土地鉚在了一起。

說“魔幻”一點不夸張。你打開世界地圖，菲律賓南部的蘇祿群島在赤道附近，熱得要命，到處是椰子樹、沙灘、珊瑚礁。而德州在華北平原，四月中旬還得穿夾襖，冬天能把耳朵凍掉。兩個地方隔了三千多公里，坐飛機加上轉機折騰一天一夜。可偏偏就是這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被一個已經在土里埋了六百年的人，緊緊拴在一起，到現在也沒松過。

很多人聽見“蘇祿”這倆字，覺得耳生。但要說到“蘇祿蘇丹國”，熟悉國際新聞的人肯定有印象——就是那個跟馬來西亞打了好幾年官司要沙巴土地、索賠上百億美元的古國王室。沒錯，就是那個蘇祿。蘇祿王墓里埋的那個東王，就是那個蘇祿蘇丹國的東王。說穿了，山東德州這塊墳地底下的人，是如今在全世界到處打官司追討祖產的那個王室的老祖宗。

事情的起點，得退回到明成祖朱棣坐龍椅的永樂年間。那時候明王朝的國力正往上冒，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一趟又一趟往南洋跑，帶回來的不只是香料和寶石，更是一個巨大的國際關系網。當時的南洋島嶼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政權，有的已經被印度教或佛教覆蓋，有的還處于部落狀態，而蘇祿群島上的那個國家，算是比較出挑的一個。

蘇祿國的政治架構挺有意思，不像我們印象里的王國那樣一元獨大，而是搞了一套有點“合伙人制度”味道的模式：三個王，東王、西王、峒王，東王是老大，說了算，但另兩個王也不是吃干飯的，有自己的地盤和人馬。權力松散，但也讓整個王朝的觸角伸得更遠。1417年，三王商量好了一塊兒往北走，帶著三百四十多人的使團，浩浩蕩蕩出發。三百四十人，放在明朝的朝貢使團里都算大陣仗，可見這次訪問不是走過場，而是有大事要辦。

果然，蘇祿國想跟明朝做生意。那時候的蘇祿國可不像現在這樣被人想不起來。它在菲律賓南部那片海域算一霸，掌控著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重要通道。船從這兒過，就得交錢、交水、交補給，光這一項就讓蘇祿的國庫鼓得滿滿的。再加上群島盛產珍珠、玳瑁、蘇木、香料，搞搞商貿，日子過得相當滋潤。它缺什么？缺一個能在北方鎮場子的大腿。明朝就是那條大腿。永樂皇帝對鄭和下西洋的投入不計成本，為的就是把明朝的影響力鋪到南洋去，來而不往非禮也，朝貢體系在那個時候就像一套政治和經濟捆綁出售的組合套餐——你來朝貢，我承認你，咱們之間的貿易通道就可以暢通無阻。

蘇祿國這次訪問，算是找對了人。

使團從福建泉州登陸，穿過江南，一路北上，在八月中旬抵達北京。永樂皇帝在奉天殿隆重接見了三位王。賜印誥、賞賜衣冠、配備儀仗器物，好吃好喝招待了二十七天。對當時的蘇祿來說，這趟朝貢值了——永樂皇帝開出的條件夠爽快，蘇祿國拿到了明朝的封號認證，也就等于掛上了通行牌，以后東南沿海的貿易，誰也不能攔著你。

二十七天之后，三王帶著隊伍從北京往南走，打算回到福建，再坐船回蘇祿。可走到德州的時候，出事了。

德州的這個節點，現在說起來還是有點突兀。一幫從赤道附近群島來的國王，吃了大半年的中國飯菜，旅途勞頓，水土不服，加上當時轉涼的北方秋天，東王巴都葛·巴哈剌的身體很快就撐不住了。史料上只有簡單一句“以疾卒于德州驛館”，沒說到底是什么病，但照當時的情況推測，大概是某種急性感染或嚴重的消化不良之類。反正人一到驛站就不行了，九月份，他沒活著走出德州。

消息傳回北京，永樂皇帝的反應很快——派禮部郎中帶祭文趕赴德州，以王禮厚葬東王，賜謚“恭定”，還親自寫了碑文。明朝開國沒多久，外交上正需要樹立一個寬厚仁義的榜樣，蘇祿國王死在中國境內，這事兒辦不好，以后誰還敢來朝貢？所以朝廷不但批了這塊地，還按照大明親王的規格來辦喪事。修石像生、立神道、建御碑亭，齊齊全全。

陵墓選在德州城北的黃河故道邊上，占地八十多畝，這規模放在今天看都是闊氣得很。

如果故事到這兒就斷了，那蘇祿王墓也就只是個古跡，頂多算一個明朝外交史的花邊新聞。但轉折出在東王的家人身上。

東王死了，東王妃葛木寧和幾個孩子都在使團里。按照常理，辦完葬禮之后他們應該扶靈柩南歸，把國王的遺體運回蘇祿群島，落葉歸根。可現實情況非常棘手：從德州到福建海岸，走陸路得折騰幾百公里，再從福建坐船穿越南海到蘇祿，那會兒的航海技術完全不可控。萬一路上出點什么閃失，靈柩掉進海里怎么辦？王室成員的命也搭進去怎么辦？

最后他們做了一個讓后人說幾百年都不會倦的決定：東王的長子帶著大部分人馬回蘇祿繼承王位，而王妃葛木寧帶著次子溫哈剌、三子安都魯留在了德州，留下來的任務只有一個——守墓。

守墓這事兒，擱今天聽起來挺矯情，但在穆斯林傳統文化里，守護祖墳的意義不比漢民族的“入土為安”輕。明朝政府也算仗義，不但給王妃和王子撥了祭田、免了賦稅，還從歷城遷來夏、馬、陳三姓回民，幫著一起守陵。后來又在墓區西南邊蓋了一座清真寺，讓他們能按自己的習慣過日子。

從那時候開始，德州城北就多了一群說話帶福建口音但不姓漢姓的人。王妃葛木寧后來在1421年回了國，可能是想家了，也可能是那邊有事要處理。但她的兩個孩子，溫哈剌和安都魯，從德州長成了德州人。他們生在這里、長在這里，娶了這邊的女人，死后也葬在了父親墓的東南邊。兩座小小的王子墓，說明了一個事實：根，已經扎下去了。

到了清朝雍正年間，1731年，這家人做了一個更干脆的決定——入籍中國。那年東王的第八代孫子溫崇凱和安汝奇隨蘇祿朝貢使團進京，順道向清廷遞了一份請求，意思很直接：我們在這兒守墓守了兩百多年，早就把德州當家了，申請入中國籍。雍正皇帝批準了，溫、安兩姓就此正式落戶，成了實實在在的“朝廷百姓”。從那以后，他們能參加科舉、能做官、能經商，跟本地人沒兩樣，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們住在那座陵墓邊上，每年清明要去掃一座異國的墳。

德州北營村的溫家、安家，就是這么來的。

你要是今天去北營村走一趟，站在蘇祿王墓前，聽安金明老人用一口濃重的德州方言給你介紹祖宗，腦子里會跳出一種說不清的恍惚。這老爺子皮膚黝黑，面相上看確實帶點兒南方人的輪廓，但你絕不可能把他跟“菲律賓王室后裔”六個字畫等號。他會跟你說，“今兒清明節，我要給我老祖宗上墳”，說完就從電動三輪車上拿下買好的香火和紙錢，一沓一沓地燒，燒完了再拿幾樣三牲擺在墓碑前面的石臺上。他不懂蘇祿語，不會唱什么伊斯蘭經文，但他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這座墳里埋的那個人，是他祖宗的祖宗。

不止安金明一個。北營村三百七十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八十多戶是蘇祿東王的后裔，遍布各行各業，當老師的、做生意的、干農活的，已經跟普通山東農民沒啥兩樣。他們的姓氏讓你一眼能認出是哪一支：姓溫的是次子溫哈剌的后代，姓安的是三子安都魯的后代。從始祖算起，到今天已經傳到第二十二代。這些人在德州，吃煎餅卷大蔥，喝豆汁兒啃饅頭，說著一口標準的魯北方言，但身體里流著的血，是從幾千公里外的赤道海島上淌過來的。

如果德州這支溫安家族代表了一條安靜、穩定、逐漸融入命運線，那遠在東南亞的那支蘇祿王室后裔，命途就完全倒了個個兒。

東王的長子當年回國繼位之后，蘇祿蘇丹國繼續走它的路。16世紀中葉，歐洲人的船隊抵達了這片海域，西班牙殖民者扛著十字架和火槍，從墨西哥出發渡過太平洋，1578年前后開始大規模進攻蘇祿群島。蘇祿蘇丹國跟西班牙人打了三百多年的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北邊站穩了腳跟，把菲律賓群島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天主教化了，但蘇祿群島這塊硬骨頭啃了三百年，始終沒徹底拿下來。蘇祿人靠著支離破碎的群島地形和靈活的海上襲擾戰術，讓西班牙的重型戰艦在這片暗礁密布的水域里寸步難行。一場仗從1578年斷斷續續打到1898年，成了東南亞殖民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軍事對抗之一。

三百多年，蘇祿蘇丹國的武力抵抗消耗了西班牙人大量的軍力和財力。但到十九世紀末，時代變了，蒸汽動力戰艦讓西班牙人第一次在速度上壓過了蘇祿人的風帆戰船，加上美國人的出現，把西班牙殖民帝國打了個措手不及。1898年的美西戰爭一結束，西班牙戰敗，簽了《巴黎條約》，把菲律賓群島整體割讓給了美國。蘇祿蘇丹國在不情愿中被裝進了這個新殖民帝國的袋子里。

1915年，最后一任蘇祿蘇丹基朗二世跟美國殖民當局簽署協定，蘇丹被迫放棄實際統治權，只保留宗教領袖身份。蘇祿蘇丹國作為一個世俗政治實體的歷史，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但故事沒完。真正讓蘇祿這個名字重新響徹全世界的，是兩個人。

1878年，那時候蘇祿蘇丹國還在，蘇丹賈馬魯爾·阿拉姆簽署了一份租借文件，把北婆羅洲（也就是今天的馬來西亞沙巴州）租給了一家英國特許公司，每年拿一筆象征性的租金。當時的殖民者心里清楚，這份租約等于是給后來的領土歸屬問題埋了一顆超級大雷。果然，雷在二十世紀炸了。馬來西亞1963年成立的時候，沙巴被并入了聯邦。馬來西亞政府倒也沒賴賬，每年繼續向蘇祿蘇丹的繼承人支付5300林吉特（大概合1600美元）作為象征性租金。

2013年，一個叫賈馬魯爾·基拉姆三世的人跳了出來。這人自稱蘇祿蘇丹后裔，帶著幾百名武裝人員從菲律賓南部乘快艇沖進了馬來西亞沙巴州的拿篤鎮，宣布要收回祖產。馬來西亞軍警跟他們打了起來，幾十條人命搭進去。馬來西亞政府順勢徹底翻臉——從那一年起，象征性的5000馬幣也不給了。

基拉姆三世這個硬闖引起了一連串后果。2019年，另一批自稱蘇祿王室合法繼承人的后裔，跑到巴黎搞了個國際仲裁，說馬來西亞違反了1878年的租約條件，從2013年停付租金起就算違約，要求馬來西亞連本帶利加違約金賠149.2億美元。一百四十九億美元，這個數字之大，讓聽到的人都覺得是開國際玩笑。

但巴黎仲裁庭在2022年居然判了——部分支持蘇祿后裔的訴求，判馬來西亞賠。消息一出，國際法律界炸了鍋，馬來西亞政府氣得跳腳，迅速提出上訴，說仲裁程序本身就有問題，涉及到國家主權的事情不能這么兒戲處理。法國法院后來中止了裁決執行，再后來駁回了蘇祿后裔的上訴。

更狠的是，馬來西亞把這九個參與仲裁的蘇祿王室成員直接列入了恐怖分子名單，凍結他們在馬來西亞的一切資產。

雙方在法律、政治和外交上的角力，到現在也沒消停。

這中間有個沒法繞過去的事實：蘇祿蘇丹國作為一個主權實體，已經消失了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當年的租約還能不能當作有效的法律依據來使用，是讓全球法學家腦袋發疼的問題。但對那些蘇祿后裔來說，這是他們僅存的武器。他們的祖產被殖民條約反復撕扯，最后連每年五千馬幣的象征性租金都被連根砍掉——他們當然要反擊。哪怕勝算小得可憐。

站在德州北營村的角度回看這個故事，你會覺得特別有意思——同一個血脈，沿著太平洋的波浪分成了兩岔：一岔在北方扎根，變成土生土長的山東農民；一岔在南方漂流，變成了跟馬來西亞打一百四十九億美元官司的王室后裔。

德州這支溫安家族，活得太老實了。幾百年來，他們沒鬧過任何動靜，安安靜靜守著那座墓。當年英國殖民者坐著快船沖到東南亞的時候，他們沒在意；美國人在菲律賓南部跟蘇祿人火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西班牙人的艦隊在蘇祿海域燒了幾個村莊，他們從報紙上讀到都覺得太遠；1915年最后一任蘇丹簽字放棄統治權的時候，誰也沒通知北營村的溫家和安家。

不是不想管，是管不著。祖輩早在十八世紀就入了中國籍，早就跟這片土地長在一起了。他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墓前多磕幾個頭、除除草、燒燒紙。

而留在南洋的那支后裔，沒有退路。他們的祖產被殖民者分割、轉手、賣來賣去，折騰了將近兩百年。西班牙人來了，西班牙人走了；美國人來了，美國人走了；菲律賓政府成立了，但沙巴被馬來西亞拿走了。層層疊疊的歷史債務，到今天還是一團理不清的亂麻。

說起來有點殘酷——幾百年后，溫家和安家的人在德州能安穩過日子，恰好是因為他們早早放下了那層“王族”的身份，融進了一個更大的集體里。而另一支后裔在國際法上一次又一次碰壁，恰恰是因為他們拼命想抓住那個早就消失的、名叫“蘇祿蘇丹國”的身份。

講到這里，得回頭說說蘇祿王墓本身。

這座墓在德州北營村，占地兩萬平方米左右，算得上規模不小。墓碑上刻著“蘇祿國恭定王墓”幾個字，筆鋒已經被六百多年的風雨磨得有些模糊。墓前有一條神道，兩側整整齊齊排列著石像生——石人、石馬、石羊、石虎。這些東西放這里本來挺扎眼的，畢竟一個外國國王的墳前豎幾尊中國式的石像，怎么想都覺得有點混搭。但看久了，居然生出一種奇異的美感。永樂皇帝的御碑亭還立在墓東南側，龜趺上馱著一塊巨大的石碑，碑額上雕著蟠龍，碑文里寫著永樂皇帝親自給這個死在他鄉的國王賜謚號的來龍去脈。

北營村里還有一座清真寺，是當年明宣宗在位時建的，伊斯蘭風格和中式建筑的飛檐疊瓦搭在一起，看起來不協調，但也無所謂了——幾百年蓋的東西，協調不協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還在那兒，還在用。

1988年，蘇祿王墓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了德州第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又在1998年被評成了山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5年改造成了蘇祿文化博物館向社會免費開放。王墓周邊的環境也整修過不止一次，石像生補了一些缺口，清真寺也加固了一下。政府還專門制定過地方文物保護條例，劃定保護范圍，安排專項資金。總之這座從明朝開始就沒斷過香火的墓，到了社會主義中國也沒被怠慢。

你要是路過德州，順著導航找到北營村，只要天氣好，一眼就能看見那座綠樹成蔭的墓園。門口有講解員，可以免費領票進去。進去之后先是一條長長的神道，石人石馬站在兩邊，然后是一個偏殿和正殿，供奉著蘇祿東王巴都葛·巴哈剌的畫像。畫像具體畫得像不像，沒人知道——誰也沒見過活的東王。但看著那幅穿著明朝官袍、留著胡須的面龐，你會覺得這座墓確實不像一座普普通通的異國王陵。

正殿的左邊有一條岔路，通向幾座偏墓。兩座是溫哈剌和安都魯的墓，一座是王妃葛木寧的衣冠冢。兩座小石墓矮矮地臥在側邊，幾乎看不出跟普通墳堆有什么區別。但如果你知道這兩座小石墓底下埋的人是兩脈延續至今的溫、安兩姓的第一代祖先，那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

從2015年左右開始，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歐美的蘇祿后裔，陸陸續續通過各種渠道跟德州的文保部門聯系上，申請來中國訪問。有帶了厚厚一沓復印件族譜的，有拎著老照片到處跟安家后人認親的，也有什么也沒帶、只是站在墓前哭得說不出話的。

安金明老人第一次接待這些遠方親戚的時候，手忙腳亂。他請人在院子里搬了幾個小馬扎，幾個人坐在灰撲撲的水泥地院子里，用手機翻譯軟件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菲律賓那邊的來人好奇地翻著安家的家譜——碳素筆抄寫的、密密麻麻記錄著從溫哈剌開始每一代的名字——安金明指著一個名字說“這是我爺爺”，指著另一個說“這是我爹”。菲律賓親戚點點頭，也翻開自己帶的那本舊紙冊子，把兩邊的譜系對比著看，核對名字和輩分，有時候翻著翻著就激動地喊“cousin”“cousin”。

安金明的老伴給他們倒了茶水，端了水果切盤。他們用生硬的中文說了謝謝，然后陪著安金明去墓前合影。從墓前返回來，這些菲律賓親戚坐在村口的大槐樹下，拿手機地圖找自己的老家，指了指菲律賓南部蘇祿群島上的一個小島坐標，“看，我們就是從這里過來的，沿著海路往北走，走了一個月，還要換船。”安金明點點頭，也指指自己的腳下，“我們這兒離港口不算遠，天津那邊有船過來的。”

兩邊人的表情都很復雜。一方面是血緣認同上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充滿了彼此完全陌生的人生圖景——一個六百年的家族，硬生生被歷史的岔路斷成了兩截。

2023年春天的那個尋根的菲律賓女人，在安家門口跟安家人面對面抱住了。她哭著說，她小時候她爺爺就跟她說，遠方有座墳，是一個叫Quiapo的地方，墳里埋著我們最早的那個王。她一直以為Quiapo是菲律賓南部的某個村子，等她查了幾十年的族譜和史料，才發現Quiapo就是北營村。她從馬尼拉飛到北京，坐高鐵到德州，在汽車上顛了近一個小時才找到這里。看到村口那塊“北營村”的牌子和門口刻著“蘇祿國恭定王墓”的碑石，她在公共汽車上就開始掉眼淚。

安金明說，別哭了，進來了就是一家人。

這句話說得很簡單，但細想之下，分量很重。三百多年前，溫家和安家入籍中國，成了中華大家庭的一員。三百多年后，從菲律賓飛來的親戚，在安家的院子里找到了一家人共同的血緣證明。歷史有它的諷刺，也有它的溫暖。

很多人問過安金明，你們守著這座墳，到底有什么意義？

安金明的回答從來沒什么大詞，“我爺爺的爺爺告訴我，這下面埋著我們家的老祖宗，老祖宗囑咐過不能壞了墳頭，我們當然得守。沒什么道理可講，這是祖宗的話。我今年八十三了，只要還能動彈，每天早上走到墓地前頭看一眼，讓我孫子別在墓前亂跑，這就夠了。”

至于那座墳里的人是誰，他曾經是哪個國家的國王，那些國際官司打得怎么樣了，安金明不太上心。他甚至不大清楚蘇祿島在什么地方。你問他菲律賓在哪兒，他比劃一下，“往南走，走到底，能到吧？”他說得含混，但你看他清明在墓前擺的祭品，看他把紙錢一張一張丟進火盆里燃成灰燼的樣子，你會覺得，這個人身上的東西，跟那些大詞、大事件、大歷史都沒關系。他只是老老實實守著他該守的東西，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傳了六個世紀。

這大概就是德州北營村這個故事的底色——一個錯入時空的國王，一支落地生根的后裔，一場跨越六百年的漫長告別與堅守。它不需要慷慨激昂，不需要任何總結和評論。你只需要站在這座墓前，看到石羊的石頭上長滿了青苔，碑文被風吹得看不清了，但墳還在那兒，人就覺得踏實。

安金明端著一盆清水走到墓前的臺階上，彎腰蹲下來，把抹布浸濕，一塊一塊地擦石碑上的浮土。

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樹皮，但動作很輕。

水沿著石碑上的刻字往下淌。

“蘇祿國恭定王墓”——那七個字經他的手一擦，突然清晰了起來，在深秋的陽光下泛著幽幽的光。

旁邊大槐樹的葉子簌簌落下來，有幾片正好飄在碑上。安金明扭頭看了一眼，伸手把它們捏起來，吹了一口氣，落葉悠悠蕩蕩地打著旋落到了旁邊碎石子鋪的甬道上。

他起身，拎著水桶往回走。

自行車停在墓園的鐵柵欄門外，車筐里放著一塑料袋的豆芽和兩根大蔥。他老伴剛才來電話了，晌午包餃子吃。

身后的夕陽把那座墳的影子拉得老長。

再過幾天就是今年的清明節。菲律賓那邊會不會又來親戚，安金明說不好。但有一點他很確定——不管來不來人，他都不會耽誤了去墳上上香。

六百年了，這件事就沒斷過。

而蘇祿蘇丹國那邊的后裔，也許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為祖先的遺產繼續奔波，也許在馬尼拉的某個辦公室里翻閱著泛黃的條約副本，也許剛跟律師通完電話討論完上訴的策略。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被殖民條約、國際仲裁與國家主權這堵墻反復撞回原點的路。路上全是溝溝坎坎，走得很費勁。

歷史的潮水把蘇祿東王的血脈沖到了兩個方向。一邊在北營村扎了根，成了中國最普通不過的老百姓；一邊仍在國際風云里漂流，試圖抓住舊時代的浮木。

但不管怎樣，那條連接兩邊的細線始終沒斷。

村口的幾棵老槐樹知道，那座青石墓前的神道知道，那些被安金明手里的抹布一塊一塊擦過的碑文也知道。

或許歷史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需要你一直記住所有細節，但你總會回到那個地方，回到那座墳前，回到那個不知為什么被命運選中的原點。

東王睡在德州六百多年。無論他生前多威風，如今也只是一座安靜的墳。但這座墳維系的東西，比一個朝貢儀式的歷史意義要大得多——它維系了一個消失在風里的古國、兩個分處天涯各端的支脈，和一份刻在黃土地里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