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錯誤應對通縮曾讓日本付出了什么代價？

作者：肖磊看世界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經歷了超高速的增長，這就是大家經常提起的，最瘋狂的時候，僅僅日本東京的地產市值，都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地產。如果單純從賬面去看，確實已經到了非常瘋狂的程度。

但這并不是發展的特例，美國也出現過數次房地產泡沫問題，就拿2008年這一次來說，跟當年的日本幾乎是一樣的，由次級債推動的美國房產泡沫，跟“美國夢”聯系到了一起，再加上零首付和超低利率，到2008年的時候，至少有一半的，本來無法拿到抵押貸款資質的購房者，都獲得了貸款，購買了房子。這個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問題在于，當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和美國對這種危機的認識、行動和決策等，都完全不同，這就使得日本整整錯過了20年的時間，至今依然還在努力擺脫泡沫破裂后對通縮的恐懼。而再去看美國，在短短兩年內就穩定住了市場，其行動之快前所未見，時至今日，美國早就完全修復了2008年的危機，同時也沒有影響美國發起新的產業、技術和消費體系。

那當時日本為什么會錯過整整二十年的時間呢？

這里面有很多非常現實的問題需要理解。首先是，泡沫破裂后，日本國內的主流認識并不是拯救危機，而是反思、甩鍋和追責，也可以這么說，在泡沫破裂后的很長時間里，日本整個體系，并不是去應對危機，而是在反思過去的快速發展，也就是解釋泡沫破裂的合理性，泡沫的破裂就變成了“罪有應得”。

到90年代后期的時候，日本已經陷入嚴重通縮和衰退，就連遠在美國的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都看不下去了，讓日本趕緊出臺刺激政策，并提供了一套很有價值的刺激理論。但日本依然處在反思當中，并沒有接受這種建議。等到什么時候才基于這套理論來刺激經濟呢，是到了二十年后的“安倍經濟學”這個時候，二十年后的安倍“三支箭”，其最早的理論基礎，就是克魯格曼等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提出的建議。

當時日本的反思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種權威并存的，可謂五花八門，認為過去的高增長，破壞了環境，影響了人文，讓房價高企，大家都不幸福了，都不生孩子了等等。但實際上房價降下來之后，增長停滯之后，日本的生育率更低了，整個社會的幸福感更少了。當時所反思和討論的，認為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后，房價降下來之后，人們會更愿意生孩子，因為買房成本更低了等等。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更重要的是，當時在進入通縮之后，很多企業經營困難，有非常多的企業開始破產，但這個時候依然在反思。整個社會并沒有同情和拯救這些企業，而是痛罵，意思是說，你們這些企業，此前擴張太快，進行高負債發展，沒有意識到泡沫終究會破裂，所以這都是你們過于貪婪造成的，也可以說如今的破產，純屬活該，是你們自己決策失誤，同樣“罪有應得”。

在這樣的背景下，所有人都在反思泡沫，并痛罵那些因通縮而破產的企業是活該。沒有人知道這會帶來何種后果。

首先來說，這就導致不可能產生應對危機的政策，把現代經濟的周期危機解決機制，變成了類似農耕時代的，洪水過后對土地的休養生息，認為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修復一切。但事實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生產資料，并不是土地和耕種，而是復雜的生產和消費關系，一旦放棄對危機的承認和應對，就會進入到螺旋式下降通道，生產和消費就很難恢復了，因為這里面不存在春種秋收的模式，不會有自然的冬春四季，現代經濟的冬天需要非常主動的刺激，才有可能看到春天，否則冬天會占據整個四季。

其次是，當全民開始反思泡沫的時候，實際上就啟動了更加長期的反饋循環，這里面就出現了全社會的“節衣縮食”現象，體現在經濟層面就是民眾消費能力的萎縮，只存款不消費，而企業層面不再擴張，不再貸款和投資。日本自己的學者將這種社會現象分別給出了專有名詞，即：民眾生活和消費層面的“低欲望社會”和公司企業層面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第三個是，由于遲遲無法走出通縮陰影，整個社會就更加的痛恨當初的泡沫，也就使得對泡沫的反思更加持續。這就引發了另一個非常持久的問題，也就是加劇了“疤痕效應”。每當有人提出要解決通縮或刺激經濟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人出來“展現傷疤”，高喊，難道忘了泡沫了？難道忘了泡沫破裂之后的慘烈了？千萬可別再刺激經濟了。這就又進入了新一輪的，由“疤痕效應”帶來的社會恐懼性反思和對刺激政策的雙重扼殺，讓拯救危機的政策很難擁有支持者，甚至連正常的討論都不太可能。

再去看最近一個周期內，美國拯救20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歐盟拯救2010年的歐債危機，實際上都是在搶時間，因為一旦讓危機帶來的“疤痕效應”永久化，對其整個發展的影響將是難以挽回的，其信心的恢復就需要數十年來計算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美國解決次貸危機和歐盟解決歐債危機，都沒有超過兩年，兩年實際上就是防止形成永久性“疤痕效應”的最佳時間。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個時間段內能解決危機，至少穩住市場信心，后期刺激經濟的成本會大幅降低，而效果會加倍放大。

日本由于錯過了對抗通縮，防止泡沫破裂后危機“疤痕效應”永久化的最佳時機，就使得后來就算達成共識去刺激經濟，其成本非常大，時間跨度也非常長。“安倍三支箭”從2006年提出，到2013年正式開始實施，到起效的時候已經是2020年后了，動用了類似負利率、央行買股票、直接發錢、免除債務等等手段。

當然，日本由于整個現代經濟模式的基礎較好，并沒有完全因危機而走向崩潰，只是錯過了一個重要的，具備更多可能性的時代。

這么說大家可能還不太理解，比如最近幾年的經濟復蘇，已經讓日本開始有了新的目標，提出了“敢于挑戰”的口號，在國際關系當中的活躍度迅速展現出來了。但為時已晚，因為正是由于日本在超過20年的時間里，反思泡沫、痛罵過去的高增長帶來的問題、制造和永久化“疤痕效應”、非常痛苦的承受通縮的持續等，已經錯過了世界層面的大建構周期。

這里面三個方面是日本無法想象的，第一個是歐盟的成長，德國等嵌入了歐盟體系，日本的單一體量已經無法適應這種新的國際關系了（找不到新時代的歸屬）；第二個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對日本來說可能知道中國的發展速度，但不會想到就在日本通縮的二十年里，中國會發展到如此規模；第三個是，日本一直認為美國只要遭遇一次危機，日本就會有機會跟美國較勁，于是還出了書，比如“日本可以說不”等，但事實是，美國連續出現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1年911恐怖襲擊、2008年次貸危機，甚至也經歷了新冠疫情等，但都被美國迅速的化解掉了，如今再去看日本跟美國的經濟差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也就是說，日本在錯過了對抗通縮的最佳周期之后，相當于錯過了整個世界，整個命運也都需要重構，跟美國的差距越拉越大，還失去了打造跟歐盟一樣經濟體的能力和可能，直到2013年的時候，才開始加入CPTPP這樣的體系談判（TPP有點像早期的歐盟雛形），同時又要面對新出現的中國這個巨大規模體系。

更重要的一點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以及長達三十年的房價下跌，都沒有刺激出更高的生育率，反而由于“疤痕效應”的永久化，使得民眾對未來失去增長的信心，進一步的增加了對養育等的恐懼。這就好比說，當人們預期經濟會增長、工作更好找、收入會有明顯增長的時候，就算房價漲一些，也是有信心的，對生育反而是積極的，而通縮帶來的房價下跌，另一個副產品就是經濟停滯、工作難找、收入預期大幅下降，這個時候僅僅基于下跌的房價，是很難去支撐婚育的。

如果不信的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數據，日本在所謂“泡沫”期間的生育率，反而是很高的，其生育率不可逆轉的斷崖式下跌，恰恰是陷入通縮之后，也就是房價大幅下跌之后。主導生育率的，也可以說能夠穩定生育率的，主要是民眾對未來的信心，而非具體可量化的技術性因素。

任何事情的推進，首先是信心，而不是單一成本計算，這就是為什么遇到經濟或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總是非常迅速的去拯救，而不是只停下來反思和痛罵，并加倍懲罰各類受害者，使其整個社會“疤痕效應”永久化，那再想獲得消費和投資的增長，難度就會指數級增加。歐美這些老牌發達國家，之所以先拯救危機，然后再去象征性反思，是因為人家進入現代經濟已經數百年了，知道如何認識和應對危機，什么是問題的重點，什么是次要問題。

遇到經濟層面的各類危機，為什么必須要及時拯救呢？這里面有沒有完整的學術理論支撐呢？其實這個問題并不是經濟學家就能說清楚的，我這里給大家嘗試著說一下近些年來我對這個問題持續的思考，供大家討論。

除了上面提到的，防止形成永久性“疤痕效應”，及時拯救和解決危機，實際上解決危機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經濟的發展能力和發展方法，這種能力和方法，是必須要掌握和理解的。

“通縮”實際上就是經濟的一種衰退現象，最典型的“通縮”性危機，主要是體現在債務上，無論是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后民眾和企業的負債問題，還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又或者是2010年歐債危機，實際上核心都是債務問題。

知道了債務問題，那解決債務問題的方式也就出現了，比如債務重組、降低債務利息、免除債務等等。可是，這些解決方法，都不是普遍性的方法，真正普遍性的，解決債務問題的方法是要通過普遍性的增長，這就使得“通縮”恰恰是解決債務問題最大的敵人，因為“通縮”讓實際債務持續增長，而不是下降。

這就好比說，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萬元戶”這樣一個概念，反過來說，如果那個時候誰要是“負債”1萬元，那就挺嚇人的了。但如果上個世紀80年代這1萬元的負債，放到今天來還，就沒有什么壓力了，而我們再假設現在的人的收入和物價，跟上個世紀80年代一樣，那大家想想，當初1萬元的負債，肯定會徹底壓垮這個債主。為什么只有增長可以解決債務問題呢？因為人們的收入增長之后，整個經濟也會處在可控的通脹當中，這種通脹和增長，就會稀釋原來的債務數字，過去的債務就不會變成壓力。

也就是說，只有未來不斷的增長，才能徹底稀釋當下的債務負擔，而“通縮”就意味著阻斷了增長（別抬杠，我這里說的不是結構性增長，而是普遍的增長），使得當下的債務，成為需要數十年才能消化的社會總體負擔，這就是為什么日本進入通縮之后，整個社會就開始進入死氣沉沉的狀態，原因就在于通縮會讓債務負擔無限放大，對債務的消化周期會無限拉長。

再去觀察歐美國家解決危機，也就是應對債務危機的方式，實際上就是短時間內策動收入和資產價格增長，迅速降低總債務在總資產當中的占比，當一個社會覺得按照這種增長，幾年之內就能還清債務，或者說會使得債務占整個資產比例越來越低的時候，市場的信心自然就恢復了。因此說，如果日本當年就是為了反思泡沫，就是要讓民眾長記性，不愿意拯救危機，就是要讓通縮長期化，那其實還有一種方式，也可以降低“疤痕效應”的永久化影響，就是普遍性的免除民眾債務，讓大部分的房貸等，成為銀行壞賬，同時不做其他刺激，這樣通縮也很有可能會自然的，加速消失，市場的信心也可能很容易恢復。

也可以這么說，在免除普遍性的債務和刺激更大幅度的增長方面，必須要選一樣，否則通縮問題就會成為發展最大的阻礙和成本，將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對以前的社會總積累進行消耗和吞噬，以至于而后不得不將非常多的國家和社會資源、精力放在解釋、定義、安撫和各種疊加應對這一危機上，很難有更多精力和多余資源去思考和應對更大的國際變局。這就是為什么日本到了通縮二十年后，才會同時開啟大幅度的刺激增長（三支箭）和積極介入國際組織變化領域的原因，這其實恰恰也是另一種對當初錯誤的認識危機，任其發展成“永久疤痕”的反思和彌補，但很多歷史性損失已經無法挽回。讓日本走進“局限”的，并不是七、八十年代的高增長，而是整個社會由反思主導的自負和愚蠢，以及自以為是的錯過了解決通縮的最佳時機。

以上僅供閑聊！

文/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