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人x張璞：宋朝從廟堂到江湖無不推崇文學

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先生曾說過一段話：“過去一百年的讀書人是幸運的。他們得以走出傳統，卻依然有底氣去深愛傳統。立于古今中西的交匯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闊視野。”

日前，著名學者、作家遠人與作家張璞，在湘江之畔的長沙圖書館，就“宋代名家傳記”系列圖書創作話題進行深入訪談，開啟一場傳統文化的精神遠游與溯源之旅。

（本篇為訪談第2部分）

歷史人物不獨立于時代之外

張璞：談到這兩幅名畫，想起我讀《關河夢斷：陸游的愴旅人生》后的感受，覺得里面展示出你作為藝術評論家的個性氣質。你通過疊壓線條、色彩來支撐空間縱深，通過模糊主角配角關系消解邊界，實現歷史互證。除了繪畫技法，發現你擅用歷史、文學、學術疊加，多視角、多維度、多路徑相互構造的方式，來揭示歷史本來真相和傳主精神品格。這種歷史敘事具有非凡個性，展現出非凡的解釋力。請問你在創作過程中是如何處理歷史、文學、學術之間的關系的？

遠人：我得承認，你說的“發現”并不是我的刻意為之。甚至在每部書動筆之前，我也沒想過要怎樣來架構全書，想的只是如何完整地呈現那些傳主的一生。他們恰好是時代的代表，無論為文還是做官，都不可避免地和時代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我也就不可避免地必須寫到他們所在的時代。沒有人能孤立于時代，時代就是那些傳主的背景，所以將時代背景與傳主的人生結合起來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方向，也是充滿魅力的方向。我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都很感動于他們與時代的關聯。為什么會感動？我真還發現一點，那就是無論那些傳主處在時代的什么位置，他們都沒有左右時代的能力，甚至被那個時代毫不容情地打擊和吞沒。但他們有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不管遭遇什么，都在全力以赴地生活，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自己的事業。這是讓人敬佩的地方，也是他們身上特別值得后人珍視和珍惜的地方，因為他們在遭遇打擊和吞沒時，都有改變的機會，但都放棄了。為什么會放棄？就因為他們內心有種極其堅定的意愿或志向，有自己所堅守的人生準則。這就是他們最了不起的地方。

人性包含了脆弱和屈服，當他們堅守個人準則的時候，就意味著他們在脆弱時選擇了堅強，在吞沒時選擇了自己追求的價值取向。這些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太難了。所以你問我怎樣來處理歷史、文學、學術三者之間的關系，我覺得不需要刻意去處理，我調動的只是手法，更多的還是那些傳主提供給我的情感波動，順著我的情感波動來寫，也順著我對他們的認識和理解來寫。當我對他們的理解越深，我也越容易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來書寫我對他們的認識。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也是有著非比尋常的吸引力的。

張璞：接著上面的話題，從目前已出版的蘇東坡、辛棄疾、文天祥、陸游四部傳記來看，在封面上都寫有一句“一部XXX的仕宦史、交際史、思想史”。我是學中文的，了解這些歷史人物，更多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你的這些傳記里也都選評了不少他們的代表作品，但看起來又似乎在回避傳主的“文學史”，這是為什么呢？有什么深層次的考量嗎？

遠人：這恰恰是我剛才說過的，和他們發生主要關系的就是時代，也就是他們的“仕宦史、交際史、思想史”，如果沒有這些元素，他們的作品是寫不出來的。在“仕宦史、交際史、思想史”的前面，已經有了“大文豪”“大詩人”等文學定位，這些文學定位離不開他們的思想史；他們的文學作品從來都沒有孤立于文學范疇，而是因為有了坎坷的仕途、人際的交往和思想的深入，才使他們能夠寫出那樣具有時代氣息的作品。就這些傳主而言，沒有誰的詩詞歌賦是來自象牙塔里的冥思苦想，而是充滿時代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并沒有回避他們的“文學史”，相反是有了更豐富的提示——因為在那樣的時代，他們才有那樣的作品。因此，不論是書的作者還是讀者，都得從更復雜、更包容、更開闊的角度來面對他們的作品，說到底，面對他們的作品，就是面對他們的時代。

我還要強調一點的是，除了一些極為罕見的個體，古代很少有人把文學創作視為自己的畢生事業。你看，李白的志向是“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的抱負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柳宗元寫得更明白，是“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從這里能看出，那些古代的文人都是以政治抱負為先、文學創作為后，甚至文學創作就是他們的政治心聲，哪怕他們筆下也不乏風物之作和應酬之作，有些風物篇章已成為今天的名篇，但在當時未必是他們的創作重心，因為他們畢竟大都經歷過十年的寒窗苦讀，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出仕，但也鍛造了不凡的創作才能。

大宋文學走上中國文學史巔峰

張璞：宋代的文學發展特別繁榮，你筆下的蘇軾、辛棄疾、文天祥、陸游都是文壇的大咖，剛剛脫稿的歐陽修更是泰山北斗、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袖。請問你如何評價宋代文學、文風？

遠人：中國文學史上有“唐詩宋詞”一說，這就表明詩在唐朝和詞在宋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果再看“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據六席的事實，可見散文在宋朝也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宋代為什么能達到這一地步，又得回到前面說過的話了，那就是時代的原因。幾乎每個讀者都知道宋代的政治特征是“重文輕武”，當一個時代都在推崇文學時，這個時代的文學肯定會取得相當大的成就。我在剛剛脫稿的《俯仰流年：歐陽修的達旅人生》里寫到了一些細節，那就是到宋真宗的時候，因為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大宋天下終于迎來了太平，這時候宋真宗感到“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余習”，與大宋蒸蒸日上的時代氣象不匹配，于是他發布詔令要求改變文風。所以，當皇帝以詔令的形式對文人們提出新的要求時，是不是會引起天下士大夫的響應？但改變文風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舊的慣性特別強大，所以在宋真宗時代有“西昆體”，在宋仁宗時代有“太學體”，二者都追求晦澀、追求一些不為大眾所知的典故，歐陽修推動的文學復古運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崛起的。

另外，我在《關河夢斷：陸游的愴旅人生》里也談到了一件事，陸游在二十歲時決心投身古學。陸游的決心反映了中國歷史上每次發生極大動蕩乃至改朝換代時的人文標志——堪為時代代表的人物總將視野轉向古學。“初唐四杰”及陳子昂等人反對當時流行的宮廷風尚，從復古中解放詩歌，奠定了盛唐詩風的雄烈基礎；“安史之亂”后，韓愈、柳宗元又提倡古學，前者強調“修其辭以明其道”，后者則干脆提出“文者以明道”；到趙匡胤立國建宋后不久，開寶六年（973年）進士柳開第一個提出“尊韓”，反對浮靡文風。柳開在今日罕為人知，留下的詩歌也只三首，但錢鐘書先生編《宋詩選注》時將其列為全書之首，實有深長意味——我覺得錢鐘書的目的就是對柳開率先提出復古進行的歷史肯定。蘇舜欽、穆修等人也堅持復古；隨后的范仲淹提出改革文風；從這些志存高遠的群體中出場的歐陽修，終成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從這個角度看，宋朝是結束了中原近百年之亂后而崛起的一個王朝，它有足夠的理由開創新的文風，尤其從廟堂到江湖無處不推崇文學，就決定了大宋的文學創作能走上中國文學史的巔峰。

歐陽修“衣缽傳蘇”終成歷史佳話

張璞：談到歐陽修，遠人兄還記得我們在江西永豐歐陽修紀念館看到一組蠟像，是蘇軾兄弟拜會歐陽修的。蘇軾在《祭歐陽文忠公及夫人文》中記載歐公見到蘇軾兄弟“拊掌歡笑”，說“此我輩人，余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并留下著名的潁州“衣缽傳蘇”。請你講講蘇東坡與歐陽修的交往佳話。

遠人：今天說起歐陽修和蘇東坡的關系，都知道蘇東坡是歐陽修的門生。但這里的“門生”不是說蘇東坡自幼跟隨歐陽修學習過如何讀書和撰文，而是蘇東坡金榜題名時那屆的主考官是歐陽修。古代的師生關系很多是因為考生和考官的關系而建立。但對蘇東坡來說，他八歲在眉山天慶觀道士張易簡那里求學時就聽到負“人杰”之名的歐陽修的名字，心中涌起仰慕之情，所以蘇東坡在嘉祐二年（1057年）躍登金榜成為歐陽修門生，既是令他喜悅之事，也是冥冥中的天意。至少在今天來看，除了歐陽修，誰有資格視蘇東坡為門生？就嘉祐二年的考試來說，也有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當初審官梅堯臣讀到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試卷后極為欣賞，轉給歐陽修，后者也極喜該文，決定列為第一，但轉念覺得能寫出這等水平文章的只怕是自己的弟子曾鞏，為避嫌疑便將該考卷列為第二。等到放榜那天，歐陽修才發現該文是出自眉州考生蘇軾之筆；當蘇軾給梅堯臣致書感謝后，梅堯臣將自己的復信和蘇軾的一并給歐陽修過目，歐陽修讀后對梅堯臣驚喜地說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今天的成語“出人頭地”也就是由此而來。

我們在永豐歐陽修紀念館看到“衣缽傳蘇”的塑像，不僅是蘇軾后來轉敘歐陽修所說的“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之句，還因為當時已六十五歲的歐陽修退居潁州，蘇軾、蘇轍兄弟去看望恩師，這也是歐陽修與蘇氏兄弟的最后一次見面，他在蘇氏兄弟離開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所以，“衣缽傳蘇”是一種祝愿，也是一種后人歸納，不論當時還是今天都能發現，除了蘇軾，沒有人能真正繼承歐陽修的衣缽。中國幾千年道法相傳，就是在這樣一種自然狀態下一代代完成的，令人面對時不免感嘆和感慨。

張璞：講到蘇東坡，有一樁事一直想請教，就是蘇軾與《漢書》的因緣際會。

遠人：蘇東坡與《漢書》的關系很有故事性，與其說因緣際會，不如說從中看到蘇東坡的治學態度。這個故事說的是蘇東坡貶黜黃州后，某日有個姓朱的司農登門。就常理而言，蘇東坡身為貶官，聽到司農登門后應該很快出來，但朱司農等了很久才見蘇東坡從內室出來。蘇東坡對朱司農表示道歉，說自己在做“日課”。朱司農很好奇，就問蘇東坡在做什么“日課”。朱司農沒想到的是，蘇東坡的回答竟然是“抄《漢書》”。朱司農吃驚地說道：“以先生這樣的天才，讀書過目不忘，怎么還要自己手抄呢？”蘇東坡回答說：“這已經是第三次抄《漢書》了。”不論朱司農從《漢書》哪個字開始，蘇東坡都可立刻接下去背誦。朱司農大為吃驚，回去后告誡兒子說：“像蘇東坡這樣的天才都如此勤奮，像我們這樣資質平凡的人，有什么理由偷懶呢？”后來，蘇東坡在又被貶至海南后，要求陪伴他的三子蘇過也手抄《漢書》，并稱這是“窮兒暴富”。

我讀到蘇東坡的這些故事時沖擊是很大的，從中可見蘇東坡對問學的孜孜不倦。我雖然沒有像蘇東坡那樣去抄《漢書》，但也會偶爾抽時間抄抄《古文觀止》里面的文章。有句俗話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的體會是：抄些經典文章是對心性的培養，讓自己能坐得住，沉得住氣。這點在今天是很重要的，至少對我重要。蘇東坡給后人的啟示真的太多，雖不必亦步亦趨，但他的問學態度是值得后人學習的。

辛棄疾“歸正人”身份尷尬

張璞：“蘇辛”齊名，辛棄疾是兩宋之際的代表，他在長沙留下訓練“飛虎軍”的故事，留下了地名“營盤街”。請你講講辛棄疾“歸正人”這一特殊身份，以及這重身份對他的人生、詩詞作品的影響。

遠人：在今天來看，文武雙全的辛棄疾無疑是南宋極為難得的大將之才。當他在二十三歲的青春之年擒敵南歸，似乎應該得到南宋朝廷的重視和重用才對，但辛棄疾不得重用的悲劇根源就在于他的“歸正人”身份。

所謂“歸正人”，是當時翰林學士知制誥史浩對從北方金國南下投宋人的蔑稱。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降人降將素來得不到重用，辛棄疾雖然不是降將，但畢竟是從敵國（當時山東濟南府歸屬于金國）過來的人，其身份就很難得到朝廷的充分信任。當史浩在朝廷公開說出“中原決無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的話時，就決定了以辛棄疾為代表的“歸正人”根本不在朝廷的視野之內，所以當宋孝宗發動“隆興北伐”時，辛棄疾就只能得到冷落一旁的命運。

但有意思的是，當南宋出現“茶商軍”叛亂時，朝廷又任命辛棄疾前往平叛，可見朝廷對辛棄疾的軍事才能心知肚明，但又絕不會命其在與金國對峙的前線掌兵權，其緣由依然是對他并無信任，哪怕后來韓侂胄準備北伐，想借助辛棄疾的聲望而重新起用他，還是不給辛棄疾兵權，也不將其命為前線將領，致使辛棄疾最后在壯志未酬中抱憾而終。

因此，今天讀辛棄疾的詩詞，時時能見出他的悲憤和不甘。對后人來說，能讀到辛棄疾筆下的精彩詩詞，獲得閱讀的享受；但對辛棄疾來說，這些詩詞卻根源于他始終郁郁不得志的內心，終究會令讀者讀到一種悲涼和惻然。從這里也可見能被時間認可的作品，都無不來自作者最真實的內心。

張璞：談到辛棄疾，想到南宋還有一位名人陸游，他們是見過面的，但是見面的時間很晚。請你介紹一下他們之間的交往，同時分析他們以及他們文學創作的不同特征。

遠人：辛棄疾與陸游見面時已到晚年。那年，辛棄疾六十四歲，陸游七十九歲。在后人眼里，自然希望他們的見面有些戲劇性的事件，但我覺得他們的見面應該很平淡。首先在年齡上，他們都經歷了各自的不同人生，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其次在雙方的寫作上，辛棄疾當時無一字一句提及陸游，陸游也只在辛棄疾赴臨安登門告別時才寫下一首贈詩，可見他們的交往談不上密切。

辛棄疾曾在上任之初拜見過陸游，能見出他對陸游的尊重，但也止于尊重。當時已致仕還鄉的陸游對官場已徹底失望，就陸游的性格來說，始終與官場人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態度。從陸游筆下的“辛幼安每欲為筑舍，予辭之，遂止”可見，當時身為浙江安撫使的辛棄疾見陸游所居草堂簡陋，曾提出為其筑新舍之議，但被陸游婉謝，辛棄疾也不加勉強。從中能判斷的是，辛棄疾對陸游不失尊敬，陸游對辛棄疾的聲望和才華也抱以認可，但就私人關系而言，未必覺得到了能接受如此饋贈的地步。

就他們的創作來說，辛棄疾在當時有“詞壇第一人”聲望，陸游則是當仁不讓的“詩壇第一人”。他們的風格很近，都有豪放氣質。史料中沒有他們對彼此創作的評論，倒是陸游在晚年對自己的填詞之舉有“予少時汩于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的自認，這表明陸游對詞體有點瞧不上，辛棄疾又恰好是將畢生文學才能貢獻給詞的人，陸游會不會因此輕視辛棄疾的創作呢？該問題沒有任何史料記載，但也沒有陸游稱贊辛棄疾作品的記載。我有時設想陸游讀辛棄疾作品時的內心感受，覺得是一個難以描述的場景，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陸游恢復之念與南宋時代格格不入

張璞：接著陸游的話題，陸游一輩子沒當什么大官，也沒參與什么大的事件（如戰役等），在晚年被朝廷召回修過兩朝實錄，生活過得很是凄慘，一些言行作為甚至被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所鄙視。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遠人：陸游的遭遇不僅在中國歷史，也是在世界歷史中最屢見不鮮的現象，即名垂青史的人物往往與他生活的時代格格不入。陸游生活在南宋，當宋孝宗支持張浚發動的“隆興北伐”失敗后，朝廷就開始奉行“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的政策。當時士大夫階層是什么態度呢？后來宋理宗朝史館檢閱黃震稱朝廷的四大弊端之一是“士大夫無恥”，而林升筆下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士大夫無恥”的最好證明。但士大夫為什么會無恥？很大原因是南宋朝廷奉行的政策所致。今天退一步看當時的南宋，沒有了戰爭，老百姓開始安居樂業，是不是就證明“畫疆守盟”的政策是對的呢？這不是一句簡單的“是”或“否”就可以給出答案的。但不論當時是怎樣的氛圍，陸游幾乎是士大夫階層始終渴望收復中原的那一個，這就決定了他與時代和沉溺享受的士大夫階層格格不入。

今天的讀者贊許陸游的志向，但在當時陸游得到的不是贊許，而是孤立。用今天的話說，陸游在當時就是“不合群”，一個不合群的人當然會被孤立。但士大夫階層又是以清高自許的群體，他們飽受韓侂胄的打壓，所以對陸游為韓侂胄撰寫《南園記》和《閱古泉記》的行為大為憤怒，乃至《宋史》對陸游的蓋棺定論是朱熹所說的“不得全其晚節”。這在今天看來是一種譏諷。士大夫階層是異常復雜的，不能簡單地說它好，也不能簡單地說它壞。士大夫階層固然有骨氣，但這骨氣是建立在朝廷的政策方向之上。所以，南宋的士大夫骨氣是一言難盡的骨氣。

陸游的骨氣是建立在個人對歷史的面對之上，是那個時代所缺少的骨氣，卻又是歷史最需要的骨氣。所以，陸游生前遭受打壓和孤立，但歷史終究給了他青史間的定位。項安世在辛棄疾去世后撰寫的祭文中有“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憎；則其死也，必享天下之名”的句子，這是對生者無情的表達，也是歷史必然給出的回答。

（待續）

制作｜熊思琪

初審｜熊思琪

復審｜謝 惠

終審｜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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