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關注的巨匪自知必死，臨死不斷呼救：劉志丹曾是我的副團長

1935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初抵陜北的寒夜里，吳起鎮四周槍聲尚未停歇，一位名字叫張廷芝的土匪頭子卻遠在靖邊縣城的煙花巷中醉飲高歌。他根本想不到，自己與共產黨之間那段剪不斷理還亂的舊賬，終會讓毛主席把他列入必須清除的黑名單。

要理解毛主席為何點名此人，還得把時鐘撥回到1929年。那一年，陜北鄉紳紛紛自建“土圍子”，用土墻、碉樓、雇傭槍匪自保。張家以1500多畝良田、數不清的煤窯、驛站和當鋪盤踞金佛坪，勢力輻射四百余村。張廷芝繼任族長，一開局就騎高頭大馬游街示威，搶田、收租、納妾、奪人妻，鄉里百姓敢怒不敢言。

野心并未止于鄉里。1929年冬，他出巨資組建民團，先掛靠譚世麟，又投蘇雨生，搖身變成寧夏騎兵第四師第16團團長。次年劉志丹秘密展開兵運，被禮貌“請進”此團任副團長，高崗也被安插為教導隊副隊長。看似熱絡的握手背后，各懷心思：劉志丹借機策反，張廷芝則把紅軍當“奇兵講習所”。

此后兩年，劉志丹幾番勸說，想把這支人槍兼備的地方武裝拉進革命隊伍；張廷芝卻更看重家族地盤和個人利益。他豪賭亂世，決定“魚與熊掌兼得”。當紅軍暫離，張廷芝假意聯姻，趁夜繳了周維祺的兵器，還把謝子長、劉志丹辛苦募來的馬匹悉數掠走。一場喜酒變土匪夜襲，由此結下血債。

紅軍并未善罷甘休。1935年中央紅軍入陜，馬鴻逵四團被擊潰，張廷芝的土圍子成了紅軍北進最后障礙。左權率警衛連和工兵夜襲，土墻崩塌，如推朽木。張廷芝又一次沒在場：他在縣城賭場豪擲千金。此役后，他對紅軍的恨意與日俱增。國民黨也趁機拉攏，授以“剿共”重任，張廷芝徘徊于國、偽、日三方之間，玩起靈活機動的“換旗術”，屢娶新歡般換東家。

抗日戰爭期間，他掛上了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軍銜；戰后國民黨一筆抹去舊賬，加封他為保安團長。1947年隴東戰役，他配合馬鴻逵進攻延安，卻被西北野戰軍痛打，倉皇逃走。1949年，22軍準備起義，他先探風聲又臨陣脫逃轉投綏遠董其武。不料董部也起義，張廷芝再度腳底抹油，竄向外蒙。蘇聯紅軍沒給面子，他只得折返大青山，糾眾自立“信義縱隊”，號稱“打紅保民”，實則劫掠牲畜糧草，沿途冒充解放軍招兵勒餉，百姓苦不堪言。

這一回，北京中南海徹底記住了他。毛主席批示：“此匪惡貫滿盈，務必擒之。”內蒙古騎兵第五師奉命清剿。沒想到，這位土匪在騎術上頗有章法，實行“一人雙馬”，部眾更達“三馬并帶”。蒙古騎兵奔襲上百里，仍望塵莫及。追剿連月，屢次圍而不殲，急壞前線指揮員。

轉機出現在1951年秋天。張廷芝帶著殘部突襲華池、折返大青山，再被打散，僅剩數騎，逃入武川縣一處廢棄莊園。他自信躲得天衣無縫，還命人宰羊設宴，連夜鼓瑟吹笙，絲毫不察外間風聲。偵察股長孫有光巡視山區，見荒園里燈影晃動、馬糞新鮮，直覺不對；打探柴戶得到線索后，立即布置包圍。11月15日凌晨，解放軍破門而入，不費一槍一彈便將熟睡中的張廷芝擒下。

押解途中，他一更醒轉，聲聲哀嚎：“叫高崇德來！我和劉志丹是同袍，他當過我的副團長！”一句“我是心向紅軍”還沒說完，就被押解車的閘聲淹沒。對話不過數語，卻暴露了他企圖攀附舊識求生的心態。

1953年春，歸綏市人民法院審理此案。卷宗厚如磚塊，涵蓋劫掠、殺戮、通敵、背叛等二十余年罪狀；證人、受害者、舊部供詞如潮。法庭上，張廷芝仍以“愿立功贖罪”為由請求寬宥。合議庭認定其“反復無常，罪惡昭彰，不足寬貸”。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行刑前，他還喃喃自語：“這次真完了……”隨后槍聲劃破清晨，塵埃落定。

回看張廷芝的沉浮，可見舊中國的亂世畸形：土豪劣紳動輒武裝自重，軍閥與日偽勢力彼此勾連，小小土匪竟能因天時地利而幾十年不倒。假若沒有新生政權鐵腕肅清，這類毒瘤或許仍在荒原與山谷間貽害。歷史留下的啟示簡單卻深刻——個人才能若沒有正確方向，終將轉化為災禍，毀人亦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