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6月16日，適逢病毒學家、“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顧方舟誕辰100周年，由中國科協主辦，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中國科學家博物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聯合承辦的“一生一事一方舟——‘人民科學家’顧方舟誕辰100周年紀念展”正式開放。展覽上的圖片、實物資料展示了脊髓灰質炎防控過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1958年，顧方舟到了中國醫學科學院，擔任新成立的脊髓灰質炎研究室主任。
有一天，一個母親背著孩子來到研究室，請顧方舟救救孩子。這是一個患上脊髓灰質炎的小女孩，病情很嚴重。顧方舟告訴這位母親：這個病完全治好不大容易，只有到醫院去找整形科的大夫，幫助恢復一部分腿的功能。后來，那位母親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很長時間，很晚才離開。顧方舟非常內疚，沒有辦法幫助她。
脊髓灰質炎病毒破壞的是支配腿的脊髓前角的運動細胞，一旦被破壞就恢復不了。應對脊髓灰質炎唯一的辦法，就是發明疫苗預防。
1959年，衛生部與中國醫學科學院派出以顧方舟為首的四人考察組，前往蘇聯學習脊髓灰質炎疫苗制備技術。他們被安排在俄羅斯聯邦疫苗與血清研究所，那里正在生產一種滅活疫苗，也稱死疫苗。
在弄清楚生產工藝流程后，顧方舟算了三筆賬，敏銳地發現死疫苗不適合我國國情。第一，死疫苗打一針需要幾十塊錢，而且要連續三針，隔一段時間還得補第四針。中國需要打死疫苗的孩子上億，算經濟賬，國家承擔不起。第二，給孩子打針注射涉及安全等各方面問題，需要培訓龐大的專業防疫隊伍，這也不符合國情。第三，從專業技術上分析，死疫苗雖然能降低發病率，但控制脊髓灰質炎流行的效果并不如意。
當時，顧方舟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小兒麻痹疫苗研討會，了解到蘇聯和美國有合作研究活疫苗的協議。他拿到了一些資料，有空就到圖書館去看活疫苗的資料、做筆記。
他苦苦思考：死疫苗還是活疫苗，我國選哪條技術路線最合適？
比較明確的是，就我國當時的國情，選擇死疫苗的路線恐怕很難，光培養基就用不起。顧方舟給國內寫信：我的任務是了解蘇聯死疫苗的生產、使用情況，我了解到還有活疫苗，而且在國際會議上，專家們就這兩種疫苗爭執很厲害。
他判斷，我國應該走活疫苗技術路線，因為這條路線能夠間接消滅脊髓灰質炎，而且從經濟上看，我國能承擔得起。
美國研究活疫苗的沙賓教授把活疫苗樣本贈送給了世界上多個小兒麻痹癥研究室，包括顧方舟導師丘馬科夫的研究室。顧方舟從導師研究室得到樣本以后，怕樣本失效，就跟大使館聯系。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正在蘇聯訪問，他讓顧方舟馬上回去一趟。
顧方舟立即帶著樣品回到北京，報告了死疫苗、活疫苗的情況。他強調，消滅脊髓灰質炎主要在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免疫屏障，讓病毒再也進不來，而能不能快速在適齡兒童中建立起脊髓灰質炎免疫屏障是最重要的問題。
經過顧方舟的一番爭取，1959年6月，衛生部發布了《關于小兒麻痹活毒疫苗大規模試用計劃（草案）》。活疫苗的技術路線終于確定下來，顧方舟如釋重負。
顧方舟和他的團隊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活疫苗上，大家爭分奪秒、不遺余力地努力學習，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讓脊髓灰質炎活疫苗在中國盡快落地生根。
面對死疫苗與活疫苗之爭，顧方舟沒有迷信任何一方，而是從經濟上、國情上、科學上算了三筆賬，作出了符合我國實際的選擇。后來事實證明，采取活疫苗的路線，是我國消滅脊髓灰質炎過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措施。
顧方舟的女兒顧曉曼說：“父親做科學研究，每一步都很扎實。包括他給哥哥試吃脊髓灰質炎疫苗，并不是一腔孤勇或一時沖動，而是基于扎實的科學實驗作出的選擇。”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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