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淺析清末民初為什么會橫空出世一位歷史人物——張謇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淺析清末民初為什么會橫空出世一位歷史人物——張謇

作者 | 盛東林

張謇不是憑空降落的傳奇人物，而是歷史合力在特定時空中的結晶。他的誕生，既有天時地利的歷史必然性，也有著不可復制的個人偶然性。追溯張謇出現的復雜因緣，我們既要放眼全球的風云激蕩，也要洞察國內的制度轉型；既要理解時代潮流的浩浩蕩蕩，也要體認個體生命的獨特軌跡。

全球圖景：工業革命的浪潮與中國被撕裂的防線

理解張謇，必須先看清他所面對的世界。

十九世紀中葉，發軔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已如野火般席卷歐美。蒸汽機的轟鳴改寫了人類文明的底層邏輯，現代工廠制度以遠超手工業千百倍的效率進行著社會化生產。這場革命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更重塑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憑借堅船利炮與廉價工業品，西方列強將整個世界納入其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這個曾經傲視東方的古老帝國，在工業文明的撞擊下防線屢屢被撕裂。

工業革命的沖擊首先通過商業貿易的通道涌入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棉紡織品與鋼鐵成為列強輸入中國的最主要商品，1870年，僅棉貨進口一項就占到中國進口總值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五。這些價廉質優的機器制品如潮水般涌入，對中國傳統手工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更致命的是白銀的持續外流。晚清的“白銀危機”曠日持久，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操控匯兌、傾銷鴉片，使中國財富源源不斷向外流失，僅鴉片戰爭前后的四十年間，白銀流出總量便高達四億五千萬兩。在這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張謇像一位悲壯的提燈者，試圖用實業之光為民族照亮前路。

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節節敗退。1870年，茶葉和絲貨曾占中國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九十九，但到1910年，這一比例已銳減至百分之三十六。印度與錫蘭的茶葉種植園、日本的生絲產業，以更具效率的現代化生產方式擠占了中國的傳統市場。一個延續數千年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在短短幾十年間被瓦解、被重組、被納入一個由中國幾乎無法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之中。面對這些入侵，張謇的“棉鐵主義”不僅是一種實業策略，更是民族在生死存亡關頭的本能覺醒。

這便是張謇登臺時面對的全球舞臺。不是選擇，而是必須做出的回應。

國內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外部壓力不斷加大時，中國內部也正在經歷一場極其復雜的制度轉型與思想嬗變。

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先后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器物之變”、戊戌變法的“制度之思”，思想潮流在不斷遞進。洋務運動開啟了“師夷長技”的先河，催生了一批官辦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也使一部分士大夫走出了國門，開始以新眼光審視世界。但甲午戰爭的慘敗無情宣告了單純學習西方技術的道路走不通。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從根本上動搖了維系千年的士大夫政治根基。更深遠的變化是，在西方思潮的強力沖擊下，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日趨動搖，士大夫階層面臨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與身份焦慮。

正是在這種外部刺激與內部變革的雙重張力中，“實業救國”的思潮逐漸匯聚成流。一批先進的士人開始認識到，僅靠政治改革或軍事自強不足以挽救危局，必須從發展民族工業這一根本入手，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張謇的“棉鐵主義”正是這股思潮最精辟的提煉。

然而，制度變革滯后于思想變革，政府行動緩慢于民間行動。朝廷雖在庚子之后推出了新政，但官場的腐敗、制度的僵化、政策的短視，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步履維艱。甲午戰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是壓垮無數士大夫心理防線的最后一塊巨石，也在張謇心中燒起了最熾烈的火。

個體成長：一個晚清士大夫的嬗變之路

時代提供了舞臺，但最終走上舞臺并演繹出屬于自己角色的人，其個人稟賦與人生際遇同樣不可或缺。

張謇出身于江蘇海門一個農商兼作的家庭，父親有田二十余畝，兼營糖坊。家境雖非赤貧，卻也身處社會底層。出身寒微的經歷使他對民眾疾苦有著真切的體認，早年在家中“隨傭工鋤棉田草，大苦，乃益專意讀書”的經歷，更養成了他堅韌不拔的意志。

少年張謇便展現出過人的聰慧。十二歲時，塾師以“人騎白馬門前去”的上聯考他，他脫口對出“我踏金鰲海上來”，令先生大為驚喜。這“金鰲”的意象，仿佛冥冥中預示著他未來的非凡志向。然而，科舉之路對他而言卻格外坎坷。從十五歲踏上考場，他在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上蹉跎了整整二十六年。正是在此期間，他先后進入孫云錦和吳長慶幕府，積累了處理政務的經驗，也鍛造了經世致用的才干。在吳長慶幕中，他甚至成為日后叱咤風云的袁世凱的授業“夫子”，這段經歷為他積累了寶貴的人脈資源。

更重要的是，幕僚生涯使他有機會走出書齋，參與朝鮮平定亂事等軍事外交實踐，增長了對國際局勢的認識，也強化了國家意識。一個從書本中走出的傳統士子，就這樣在實踐的爐火中被反復錘煉。他不再是皓首窮經、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腐儒，而是一個既能書寫錦繡文章，又能處理復雜政務、洞悉國際風云的復合型人才。

一八九四年，張謇終于高中狀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這是他個人命運的頂點，也是他人生的轉折點。隨后發生的甲午戰爭，徹底改變了他的生命航向。張謇親眼目睹了北洋水師的覆沒，親耳聽到了馬關條約的屈辱條款。父親的去世讓他必須回鄉丁憂守制，而兩江總督張之洞請他籌辦紗廠的委托，則為他指明了新的道路。

抉擇與超越：從廟堂走向鄉野

張謇的人生選擇，是歷史轉折點上最值得品味的一幕。

以狀元之尊、翰林之貴，轉而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工商業，這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無異于一場驚世駭俗的自我放逐。兩千年的中華帝國，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士農工商”的等級序列根深蒂固。在傳統的義利觀下，商人始終背負著道德包袱。因此，張謇的轉型實際上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和道德風險。他曾用“舍身喂虎”來形容自己當時的艱難抉擇。

然而，張謇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官員下海”。他始終以儒商的身份自居，強調自己興辦實業是為了籌措經費發展近代教育，由士林出發、經過商賈、最終又回歸士林，這樣便在道義上為自己找到了立足的正當依據。更根本的動力來自他內心深處根植于儒家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情懷。在強烈的民族危機刺激下，他的“實業救國”思想日益成熟，最終促成了這個令他青史留名的抉擇。

正因為擁有傳統士大夫的身份與聲望，張謇具備了普通商賈難以企及的社會動員力和制度構建力。他可以借助狀元的金字招牌號召士紳投資，以其翰林院的名望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更可以利用其上層人脈網絡為事業爭取資源和政策空間。在創辦大生紗廠時，張謇創造性地使用了股份制方式募集資本；在經營事業時，他提出并踐行了“父教育而母實業”的發展方略，將工業利潤源源不斷地投入教育、慈善和社會公益事業。

他的“地方自治”思想，更是把治國理念濃縮于一個縣的版圖上進行系統性實驗。他以南通為基地，構建了涵蓋工業、農業、教育、慈善、交通、文化的完整發展體系，將一座閉塞落后的封建縣城打造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備的近代工商業城市。這種將“兼濟天下”的情懷與“腳踏實地”的精神完美融合的實踐路徑，是傳統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理想在近代條件下的創造性轉化。

結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時代先行者

張謇的一生并不圓滿，甚至帶有悲劇色彩。他晚年心力交瘁，辭世時大生企業系統已陷入困境。胡適評價他為近代中國“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說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但他至死不悔。

從國際的宏大視野看，張謇是在全球工業革命浪潮沖擊下，東方文明試圖自救并完成現代轉型的先行者之一。從國內的復雜圖景看，他是傳統社會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從自身肌體中生發出的最具創造力與擔當精神的回應者。

他用自己的生命軌跡證明，一個最優秀的傳統士大夫不僅能夠“坐而論道”，更能夠“起而行之”；不僅能夠“修身齊家”，更能夠“治國平天下”。他做到了，在更大格局下，他超越了時代。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同樣充滿變局的時代回望張謇，或許更能體會他那份“實業救國”的深沉情懷，更能理解他那份“士負國家之責，必自其鄉里始”的執著信念。這便是一個歷史人物穿透百年煙云所給予當代人的精神饋贈。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張謇以他波瀾壯闊的人生，為這句話做了最動人的詮釋。

賡續先賢薪火，點亮時代江海——記羅一民同志以半生實踐解讀、傳播張謇精神

作者 |陳敏

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在南通考察時指出，張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要大力弘揚張謇企業家精神。在江海大地上，有這么一位深耕南通十載、離任后仍矢志傳承謇公風骨的老同志——羅一民。

1999年11月，羅一民同志來到南通工作，擔任南通市委常委、副市長，后出任代市長、市長，再任中共南通市委書記。直至2011年調離，他主政南通超過十年，雖然后來擔任過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江蘇省委統戰部部長，但人們更愿意稱他“老書記”。

我是2000年初，經在南京大學讀研時的老師王振槐教授引薦，認識了羅一民。從多年的交往中，我發現在他的官員身份上，還有一層特別的學者氣質。現在，他又多了一重身份——江蘇省張謇研究會名譽會長，進一步深耕張謇研究。從官員到學者，由地方治理的決策者到張謇精神的研究者、傳燈人，這一條不尋常的道路，源自一份深沉的情感牽絆，更源于一種自覺的時代擔當。回憶多年前，在濠河畔，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張謇先生以一己之力興實業、辦教育、惠桑梓。你要以他為榜樣，富而思源，為國為民多作貢獻。”我真誠地回應道：“請您放心，張謇先生是我心中的燈塔，我一定堅守他的實業報國之志，熱心公益，扶弱濟困。無論我身在世界何處，一定不負時代，不負所托。”

履職南通：從邊緣城市到“江海時代”

2002年12月，羅一民正式擔任南通市委書記，成為南通前行的“掌舵者”。然而，他所面對的并非坦途。南通瀕江臨海，卻飽受“有江無橋、有海無港”的困擾。受制于長江天塹，南通與快速發展的上海、蘇南拉開了距離——本世紀初，南通的GDP增速在江蘇省十三個地市中排名靠后。這是最艱難的時期，也是最需要膽識與破局的時刻。

羅一民沒有選擇守成，甫一上任，便把目光投向那片沉默卻又充滿無限可能的廣袤沿海。他與團隊一起分析南通的地理稟賦、自然條件與人文歷史，確立了“依托江海、崛起蘇中、融入蘇南、接軌上海、走向世界、全面小康”的經濟社會發展總目標。這是一盤大棋，而棋眼，就在一個“港”字。

洋口港的開發，是南通從“江河時代”邁向“江海時代”的關鍵一步。但要推動此事，談何容易。長期以來，關于“洋口能不能建港”？“建設什么樣的港”？一直爭議不斷。為此，羅一民下定了實地考察的決心，乘拖拉機，劃小舢板，艱難地踏上西太陽沙島。當他踩在像鐵板一樣的沙洲上，心里反而踏實了——這片被寄予厚望的土地，是真實存在的，是有力量的。此后，他開始以“做學問”的心態研究地方工作，富有遠見地提出南通沿海開發具有國家戰略價值，應爭取提升到國家層面。

2003年3月，在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江海論壇”上，羅一民作了題為《打造洋口深水大海港，實施江海聯動新戰略》的演講。他堅定地指出，洋口港不再僅僅屬于南通，而應成為全省乃至長三角共用的寶貴資源。同年11月，洋口港開發工程正式啟動。兩年后，他親自兼任市洋口港開發建設領導小組組長，推進規劃審批、工程建設、招商引資“三大會戰”，全程攻克體制、政策、資金三大難題。正是這種敢想敢干的激情與腳踏實地的毅力，使得沉寂百年的“大港夢”照進了現實。

2009年，江蘇沿海開發成功上升為國家戰略，南通被列為重點建設的三個中心城市之一。消息傳來，這座江海之城的鐘聲，似乎也被新時代的和風吹響。十年間，南通從一個長三角的“邊緣城市”躍居為“明星城市”。這條逆襲之路的背后，凝聚著羅一民與一眾江海兒女開拓進取的汗水與智慧。這是現代南通的奮進故事，亦是張謇當年“實業救國”理想在當代的回響。

“中國近代第一城”：一次文明回望的學術激活

如果說，推動洋口港建設是羅一民在南通治理實踐中下的一盤關鍵棋局，那么，“中國近代第一城”概念的提出與推廣，則讓南通的文脈與底氣有了更加輝煌的歷史注腳。

2002年7月，年屆八旬的兩院院士、建筑學泰斗吳良鏞先生應邀來通，為南通博物苑設計新館。當天過江輪渡擁堵，吳良鏞一行用了很久的時間才抵達南通。但這位老人不顧旅途勞頓，夜里九點多到達后，便急切地趕往博物苑勘查。第二天清晨，他又深入西南營和寺街歷史文化街區考察。在中午用餐前的閑談中，時任南通市長的羅一民向吳良鏞興致勃勃地介紹了張謇創辦的多項“中國第一”——第一家公共博物館、第一所民立師范學校、第一所紡織學校，第一所戲劇學校，第一所聾啞學校……吳良鏞聽后，微笑又極為認真地回應道：“你說了這么多第一，不如就叫‘中國近代第一城’。”

這一提法，仿佛一束穿透歷史迷霧的亮光。羅一民先是一驚，隨即抓住了這一深埋已久的歷史判斷，立即組織有關部門對“中國近代第一城”開展論證和研討。2003年，吳良鏞先生刊發專題論文，系統闡釋了南通“中國近代第一城”的歷史定位：因為南通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產物，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強占領下發展起來的城市，而是中國人基于中國理念，比較自覺地、有一定創造性，通過較為全面的規劃、建設、經營而建成的第一個有代表性的城市。

這一論斷誕生后，迅速引起學術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南通在現代城市史上的獨特地位被重新發掘，張謇那被塵封已久的現代化規劃理念與前瞻格局，也重新回到世人面前。對于南通而言，這無疑是一次盛大的文明加冕；而對于羅一民來說，這也讓他與那個百年前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張謇，有了一次更深刻的思想碰撞。

精神相隨：為何退休后更深入地研究張謇？

張謇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在不同人的心中，住著不同的張謇。而在羅一民的心中，他是兼具政治家情懷、企業家膽識、教育家眼光與區域治理理念的開路先鋒。對于張謇的成就，羅一民之所以能層層剝繭、深挖內涵，與他在任期間對南通的全面認知與親身體感有著直接關系。他在主政南通期間，曾大力發掘、擦亮張謇這張珍貴的文化名片，讓張謇精神在江海大地上煥發光彩，成為南通城市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內核。但真正深入張謇研究，卻是他退休后才開始的。

退休后，羅一民將多年主政期間積淀的思考，付諸系統學術研究，全身心投入張謇精神的挖掘與闡釋。對他而言，這并非心血來潮，而是一種蓄積已久的情感釋放與精神追溯。有論文，有專著，從一位官員轉變為一位頗有建樹的張謇研究學者，他憑借數十年城市治理實踐經驗，如今結合文史研究視角，形成獨具特色的解讀體系。這種“實踐者+研究者”的雙重視角，使他能夠深入剖析張謇一生背后的政治抱負、治理智慧與人性張弛，極為難得。他將張謇的一生劃分為抱負遠大的書生，深度參與政局的幕僚，致力于創企業、辦教育、系政治的狀元實業家，以及傾力打造中國首個“模范縣”的現代化先行者四個階段，沿著這一脈絡，系統闡釋了張謇精神的核心內涵。

他撰寫的《開路先鋒：張謇》以及他的演講匯編《張謇三十講》等著作，凝結了他對張謇實踐的獨特解讀，成為他研究張謇、弘揚張謇精神的重要成果。更為可貴的是，羅一民深入挖掘了張謇作為“南通精神之父”的核心作用，從“自身行為的示范引領”“地方治理的教化”和“時代精神的倡導”三個層面，闡述了張謇如何以其遠大的抱負、務實的作風、開拓的膽識和開放包容的胸襟，孕育并塑造了近代南通的城市精神。

他推動成立了江蘇省張謇研究會，被聘為名譽會長；他冒著酷暑，追尋張謇考察日本的足跡，搜集到諸多第一手資料；他應邀走進“同心大講堂”、進入各大高校，為企業家群體與師生做內涵豐富的講座；他將張謇的實踐智慧與當下的發展相結合，與今天的現代化建設、地方基層治理實踐做深度比較。退休多年后，那一團團來自百年前的星火，仍在他手中熾熱燃燒。

跨越百年，張謇的實干報國理想，與羅一民深耕江海、造福桑梓的履職追求遙相呼應。張謇在南通興實業、辦教育、修水利、建道路，以看似微小的地方治理為起點，卻試圖照亮整個民族現代化轉型的前路。而羅一民同樣在這片江海交匯的土地上，規劃港口，連通南北，提振經濟，讓南通在當代揚帆出海。精神之所以相隨，在于他們同有一種“不必成就于朝堂，而可以成就于鄉梓”的務實操守，有一種著眼大局卻又扎根腳下的實干主義，有一種不求聞達浮名卻致力培育持久發展根基的長遠目光。百年流轉，江水東去，但他們留在這片土地上的，都是開拓的吶喊與追夢的足印。

尾聲

從主政南通到守望張謇精神，羅一民用一條幾乎貫穿半生的時間線，致敬了一位百年前的先賢，也激活了一片土地的文化記憶與前行方向。洋口港的汽笛響徹千里海疆，這是江海兒女的百年夢圓；一座“中國近代第一城”從學術話語走向城市共識，這是對民族現代化先驅的由衷致敬；一篇篇扎根實踐的學術著作、一次次深情而縝密的公開演講，這是精神相隨的具象表達。

張謇當年在《南通博物苑品目序》中寫道：“謇家所有，具獻于公。”他傾盡畢生心血建設南通。后來者接續先賢理想，以實干興城，傳遞薪火，持續讓張謇精神在新時代煥發活力。百年江潮奔涌不息，先賢報國情懷代代相傳。這是一種深邃而漫長的相望，盡管時光相隔百年，但那份熾熱的情懷，依舊在南通的每一寸土地上生生不息地流淌。

來源 | 張謇與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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