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柯達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數碼相機。2012年,柯達宣告破產。
數碼攝影革命的開創者,最終被數碼攝影的浪潮淹沒。
如果連技術都有了,轉型為什么還是失敗了?
同樣的疑問,正擺在2026年每一個企業管理者面前。
麥肯錫今年發布的《2026年組織狀況》報告顯示,88%的企業已經在部署AI,但81%的企業沒有實現有意義的商業回報,只有1%的企業認為自己的AI部署已經成熟。
Gartner的數據同樣殘酷:全球超過90%的企業推出過生成式AI試點,但真正跨越實驗階段、進入生產環境并形成規模化價值的項目不足41%。
根據行業觀察,超過90%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項目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甚至徹底失敗。而在央國企陣營,2024至2025年間,已有數十家央企、省屬國企背景的數科公司完成注銷、解散或吸收合并。曾經高峰期突破1200家的國資數科公司,正在經歷一場集體退潮。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為什么跨部門協作的問題,買套協同軟件解決不了?為什么所有人都喊著要擁抱變化,組織偏偏就是動不起來?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鄭曉明教授和江濤教授,用了十年時間,系統研究了微軟與諾基亞、富士膠片與柯達、IBM與惠普、西門子與東芝這八家企業的轉型歷程——四對成功與失敗的對照組,試圖從中找到答案。他們的研究成果,凝結成了這本《重塑心智:組織數智化轉型成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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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心智》
鄭曉明 江濤 著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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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舊地圖,無法導航到新大陸
書中提出一個叫“雙核”的模型。
“外核”,指的是戰略制定、結構調整、流程優化、人才培養。幾乎每一本管理教科書都有這些,每一場轉型動員會都會提到這些。它們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容易被看見。正因為容易被看見,人們以為做了這些就夠了。
“內核”,藏在水面之下:利益與權力、惰性與慣性、壓力與動力、心智模式。這四個隱性要素,極少出現在戰略規劃書的目錄里,也不會被寫進季度工作匯報。然而作者的研究發現,它們才是真正決定轉型成敗的深水區。
一家企業推行數字化,IT部門摩拳擦掌,業務部門卻在臺面下處處設障,這是利益與權力在作祟;一家企業在行業里做了三十年,人人都說要改變,卻沒有人真的動起來,這是惰性與慣性的問題;領導者用KPI壓力和末位淘汰來倒逼變革,員工焦慮倍增,創新反而被扼殺,這是壓力與動力關系的失調。
而最難撼動的,是心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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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里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自定制家居品牌索菲亞的數字化轉型。
當IT部門向業務部門推行新系統時,業務部門并非因為不懂技術而抵觸,而是因為新系統動了他們既有的數據權限和績效考核邏輯。數據變透明了,以前靠信息差建立的話語權消失了。這是權力版圖的重新劃分。
作者在書中指出:轉型,本質上是對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
數智化讓組織的價值創造方式發生根本改變,誰掌握數據,誰定義流程,誰就擁有影響力。這場角力,從轉型啟動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只是很少有管理者愿意正視它。
那些轉型推進遲緩的企業,往往是缺少一張把所有人的利益擺上臺面、從而真正凝聚共力的“利益地圖”。
正如書中所說:“用舊地圖,無法導航到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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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功,越難改變
富士膠片和柯達,曾經是同一個賽道上的兩座巨峰,同時面對數字攝影興起、膠片時代終結的沖擊。
2012年,柯達破產。2024年,富士膠片營收突破1515億元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核心業務已經變成了醫療健康和高性能材料。
這兩家公司的差距,不在技術,不在資金,甚至不在戰略判斷的早晚——1975年,柯達工程師史蒂夫·薩森就已經在柯達內部做出了世界第一臺數碼相機原型機。比市場上所有競爭對手都看得更早、更清楚。
二者真正的差距在于:能不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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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出,一個組織越成功,積累的核心競爭力就越深厚,而這份深厚,同時也是越來越難以撕下的標簽。“那些令你感到舒服的能力,也在束縛著你。”
柯達的在膠片業務上建立的專利技術、生產線、渠道體系、人才結構,每一塊都是真金白銀的投入,每一塊都綁著說不完的既得利益。
放棄,意味著這一切全部清零。于是它選擇了繼續投資自己最擅長的東西,一直到時代徹底轉身,它才發現自己被落在了原地。
富士膠片的轉型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為時任CEO古森重隆率先承認:“我們的核心業務,已經沒有未來了。”
這句話說出口當然不容易。但正是這句話,打開了富士膠片跨界轉型的第一道門。
惰性與慣性,是人類和組織在長期生存壓力下形成的節能機制。它在穩定時期幫助我們高效運轉,卻在需要變革時成了一堵無形的墻。打破它,需要的是愿意主動終結昨天的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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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活了,諾基亞死了
既然轉型這么難,很多管理者的本能反應是——加壓。
設更高的目標,搞末位淘汰,用危機感和緊迫感把人從舒適區里逼出來。但這本書提出:靠壓力驅動的轉型,注定走不遠。
“如果你要遠航,最重要的不是開始造船,而是激發水手對大海的向往。”
書中花了大量篇幅,從大腦運作機制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這是真的:壓力觸發的是防御性思維,人在高度焦慮的狀態下視野會收窄,創造力會衰減,最終的結果不是大膽創新,而是自保和規避風險。
這正是諾基亞的悲劇。
在諾基亞最后幾年,中層管理者甚至不敢將手機銷售下滑的真實數據如實匯報給高層,因為擔心自己被當作壞消息的來源而遭到清洗。這種自上而下的恐懼文化,讓本來可以被提前預警的危機,一直積壓到崩潰前夜才被看見。
同樣是面對智能手機的沖擊,微軟活了,諾基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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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的薩提亞·納德拉接手時,公司內部盛行一種文化,用他自己的話形容,“know-it-all(裝作什么都懂)”。沒有人敢承認自己不懂,因為暴露無知意味著失去地位。
納德拉做的,是把這套文化徹底翻轉為“learn-it-all(愿意學習一切)”。他從自己開始,公開談論失敗,公開承認不確定,把容錯機制從口號變成了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2014年,微軟市值約3000億美元。到2024年,這個數字已接近3萬億。
壓力可以讓人加速,但只有真正被點燃內心的人,才愿意冒險,才愿意打破規則,才愿意扛著不確定性往前走。這才是轉型最需要的那種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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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了所有對手,卻輸給了時代
書中對“心智模式”的定義是:一個復雜的內部認知框架,整合了來自意識與潛意識層面的多重要素:經驗、知識、信念、直覺、想象力。它悄悄決定著我們的感知方式、判斷方式,以及面對變化時的第一反應。
心智模式,是四大隱性要素中最難被觸及的一個。作者寫道:數智化轉型里,最難改變的,不是流程,不是技術,而是心智。
這個判斷,在今天的AI熱潮里尤為值得回味。
書中引用了一個微軟的例子:微軟前CEO史蒂夫·鮑爾默在卸任后公開反思,坦承公司曾嚴重低估移動互聯網的顛覆性,將維護Windows桌面生態置于移動業務之上。整個組織的心智模式,還停留在“軟件授權”時代,沒有更新到生態服務的維度。
納德拉上任后,第一件事是讓組織承認自己的盲區,讓“不知道”變成學習的起點,而不是羞恥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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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提亞·納德拉
反觀同期的大潤發,其管理層對電商的理解長期停留在“把貨架搬到線上”,而阿里巴巴早已通過大數據實現了億級商品的智能化調配。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對“商業是什么”這個根本問題認知的差距。大潤發董事長黃明端后來說了一句話,道盡了多少企業轉型失敗的根源:“戰勝了所有對手,卻輸給了時代。”
2026年,大語言模型工具已經鋪滿整個辦公場景。AI助手、智能數據平臺、自動化系統,企業花重金采購,員工人手一套。
但有多少企業真正追問過這樣的問題:
我們對效率的定義,更新了嗎?我們對什么是好的管理的判斷,換過鏡片了嗎?我們的激勵邏輯,我們對失敗的態度,有沒有跟上數智時代的節奏?
很多企業買了最先進的工具,卻還在用工業時代的邏輯管理一支數字時代的團隊。外核裝了最新的硬件,內核還在跑二十年前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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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活在過去”到“推動未來”
書的結尾,作者提出了數智化轉型的三個層級。
第一級:活在過去。企業用數字化手段復制和強化原有的商業邏輯。技術是外掛,心智沒有更新。導入了系統,思維還在原地打轉。
第二級:適應現在。組織能夠感知變化并做出調整,但本質上是被動跟隨——市場變了才動,政策出了才改。
第三級:推動未來趨勢的發展。組織不再是變革的跟跑者,而是主動參與塑造行業格局的塑造者。書中長期跟蹤研究的那批中國企業——華為、美的、海爾、海底撈、新奧……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組織心智更新的速度,始終快過時代的拐點。
2012年柯達破產時,倉庫里還存著數以百萬計的未曝光膠卷。
柯達沒有找到那個讓自己徹底放手的人,也沒有找到那種愿意質疑自己的組織文化。它缺的,是一場心智的重塑。
轉型,是每個時代對組織提出的同一道考題,答案寫在人的認知里,寫在組織的文化里,寫在那些愿意承認我們可以更好的人身上。
這,正是《重塑心智》想告訴你的事。
清華學者長期跟蹤研究
關注企業數智化轉型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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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6.22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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