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并不是一蹴而就，之前有通道、黎平、猴場三次會議鋪墊

老周
摘要：長征期間的遵義會議被譽為是偉大的轉折，教員重新回到指揮崗位，挽救了黨組挽救了紅軍。歷史評價非常高。不過遵義會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鋪墊才水到渠成的。

長征期間的遵義會議被譽為是偉大的轉折，教員重新回到指揮崗位，挽救了黨組挽救了紅軍。歷史評價非常高。不過遵義會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鋪墊才水到渠成的。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戰役歷經七天血戰，紅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紅軍從8.6萬人銳減至3萬人，減員達到了三分之二。不僅僅是傷亡慘重，而且對于之后的前景普遍感到迷茫，對于博古、李德的指揮極為不滿，希望教員重新指揮紅軍的呼聲逐漸出現。
但是從湘江戰役到遵義會議，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經過了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三次充分鋪墊才實現的。
首先是通道會議，是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召開，所以史稱通道會議。湘江戰役之后，博古、李德堅持繼續北上前往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師。但這個戰略意圖實在是太明顯了，所以國民黨軍方面正在調兵遣將，在紅軍北上路線上張網以帶，如果繼續北上，無疑將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因此，“三人團”的另一位成員周恩來就提議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教員的建議。

教員建議放棄原定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轉而向國民黨軍兵力相對薄弱的貴州進軍。這不是教員第一次提出“轉兵”的建議，最早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之前就提出了，之后在湘江戰役前的道縣和文市，又兩次提出“轉兵”建議，但當時“轉兵”的目的地是湘中。直到通道會議前，“轉兵”的目的地才根據形勢改為貴州。
會議經過正式討論，多數人同意教員的建議，但博古和李德反對，所以會議最終沒有形成決議。雖然沒完全統一意見，但教員的建議得到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的支持，最終雖然未能對戰略大方向作出決定，但接受了教員轉兵西進的建議。會議結束后的當晚19時3-分，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命令部隊攻占黎平，打開進入貴州的通道，改變了進軍方向，從北上改為西進，史稱“通道轉兵”。???

接著是黎平會議，是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所以史稱黎平會議。
12月15日，紅軍占領黎平，按照之前的計劃，還是要向湘西進軍。通道會議雖然在行軍路線上作了一些調整，決定進軍貴州，但并未從戰略上、組織領導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轉變。黎平會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這也是紅軍長征以來召開的首次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李德因病未參加會議。
與會者激烈爭論了紅軍進軍路線的問題，最終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徹底放棄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原定計劃。會議結束后，李德看到會議決定譯文，非常生氣，與周恩來發生了激烈爭吵，兩人針鋒相對，周恩來拍了桌子，把桌上馬燈都震起來熄滅了——向來沉穩儒雅的周恩來，這樣發火，是非常罕見的。
黎平會議在改變戰略方向上起了關鍵性作用。教員的軍事路線得到了采納和執行，會議結束后，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新決定，中革軍委立即轉發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其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同時立即對部隊進行整編。12月19日，中革軍委做出《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黔北地區前進。

最后是猴場會議?，是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甕安猴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所以史稱猴場會議。
猴場會議是為確保黎平會議制定的軍事路線能順利實施，糾正博古、李德的錯誤影響而召開的。會議通過深入討論，發展和完善了創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轉兵貴州、進軍黔北的戰略方針，做出了北渡烏江向遵義方向前進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為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的主要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且，猴場會議最重要的是，明確了今后紅軍重大戰略決策，必須要由政治局集體表決，而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少數兩三個人關起門來決定。這其實就已經動搖了博古、李德的指揮權，為下一步剝奪他們的指揮權做好了鋪墊。
周恩來后來曾說，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夜。在長征途中，軍事路線不僅關系紅軍的生死存亡，還關系中國革命的前途與未來，制定正確的戰略作戰方針是中共領導層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從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再到猴場會議，都是緊緊圍繞這個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在思想上、軍事上和政治上做出的各項行動與決策，都為遵義會議做了準備，共同構成了遵義會議的前奏。

到了這個節點，遵義會議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關于遵義會議，說的太多了，這里就不多贅述了。只是必須要說明一點，教員在遵義會議上并不是直接一步到位成為黨和紅軍的一把手，他只是重新回到領導核心，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撤銷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三人團”，廢除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稱總書記）；?由?周恩來、王稼祥和教員?組成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行動；周恩來為黨委托，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而且很多人并不了解，在遵義會議之后還有兩次重要會議。第一次會議是1935年2月初，紅軍到達云南威信、貴州畢節、四川敘永三地交界處的雞鳴三省村。2月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重要會議，所以史稱雞鳴三省會議。會議調整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稱總書記），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教員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補充，從組織上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為進一步確立教員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3月4日，中革軍委設立前敵總司令部（也稱前敵總指揮部），朱德任總司令，教員任政委，這樣教員才算有了名正言順的指揮職位。但僅僅幾天之后，由于大多數人都不顧教員的反對，主張進攻打鼓新場的黔軍王家烈部，教員大怒，憤然辭職。

緊接著，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遵義茍壩召開會議，史稱茍壩會議。會議先是討論紅軍下一步軍事行動，發展為討論紅軍下一步戰略方針和成立軍事領導小組。到會同志一致同意成立由教員、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首，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取代之前猴場會議形成的集體決策領導——直到此時，教員雖然還沒有成為真正的一把手，但隨著之后紅軍在教員揮下四渡赤水后，強渡烏江，分兵黔東，巧渡金沙江，徹底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教員的威信逐漸確立，進而逐漸成為黨和紅軍的掌舵人。
在很多人的認知里，似乎覺得遵義會議是憑空而來，突然就來了個急轉。其實是一系列的會議，才逐漸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通道會議改變了進軍方向；黎平會議改變了戰略方向；猴場會議確立了正確的戰略方向，同時動搖博古、李德的指揮權；再是遵義會議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教員重新進入領導核心；雞鳴三省會議明確了新的領導核心的分工；茍壩會議成立新的最高核心……這樣一步步從錯誤中扭轉了過來。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