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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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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會中人的主體性:從認知重塑到治理重構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 楊永恒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動人類社會邁入智能社會,深刻改變知識生產、認知能力、社會結構與治理體系,也對人的主體性構成沖擊。智能社會的本質是生產力智能化躍遷、社會關系深度重構與文明形態協同演進。機器成為全新知識生產主體,知識生產呈現高均值、低方差的平庸化傾向,人類文化豐富性和異質性面臨壓縮。
維護人的主體性是智能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應堅持人本主義立場,培養全民人工智能素養與批判性思維,提升問題定義能力。完善內容治理機制,建立高質量語料庫,筑牢認知安全防線。重構治理體系,將算力納入公共基礎設施,構建敏捷治理體系,積極參與全球規則制定。唯有以價值理性駕馭工具理性,人類才能在算法洪流中保持思考的尊嚴與主體地位。長遠來看,智能社會的存續與發展,需在堅守人類主流價值與回應時代需求之間尋求平衡,既要以人工智能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更要從哲學和意義層面思考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詳見)
作者簡介
楊永恒,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公共服務與管理、中長期戰略與規劃、文化戰略與政策,主要著作有《發展規劃:理論、方法和實踐》《現代治理視角下的發展規劃:理論、實踐和前瞻》(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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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數智時代大勢與小我能動性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博導 邱澤奇
中國式現代化要求,每一個小我都能參與并享有現代性的成果。小我能動性的關鍵在于與大勢隨行而仍能保有人的自覺。自覺的含義,是在每一具體交集上保有選與不選的元能力。算法的推送、平臺的中介、人工智能的輸出、數據化親密的侵入、價值的塑造,是大勢作用于小我的常見入口。在每一個入口前,小我都應保有最后的元判斷,即在系統給出的默認選項之外,保留選擇與拒絕的機會與權利。每一個小我的能動性,是在每一次人機接觸中的覺知與判斷。
中國話語對現代化有落地的具體方案。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發展觀的總指向,智能向善作為科技倫理的方向引導,“人工智能+”行動作為產業落地的政策抓手。在此背景下,能動性在中國話語中落腳于國家與社會對人工智能的可審核、可監督、可追溯、可信賴。實現每一個小我的現代化還需有相應的配套機制,其著力點在于把小我導向人機之間的雙向互生。為此,在“人工智能+”行動中還可考慮正式增設人機互生配套機制。(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詳見)
作者簡介
邱澤奇,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數字治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數智社會發展、數智社會治理、人機互生、技術與組織,主要著作有《重構關系:數字社交的本質》《基層治理的數智轉型》(合著)等。
智能化下人類勞動轉型三重脫嵌:組織、關系與個體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梁玉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對勞動的組織形態產生深遠影響。為系統把握智能社會中勞動的轉型邏輯,必須超越單一的技術決定論或單純的制度決定論,建立多維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勞動的三重脫嵌”理論框架,通過整合勞動過程理論、技術批判理論與平臺政治經濟學三條線索,可系統分析智能社會中勞動轉型的結構性特征。在勞動組織層面,勞動的生產單元正從“企業”向“人機組合”的“一人公司”轉變;在勞動關系層面,勞動控制機制從工業時代的科層管理,轉向智能時代的算法治理,催生新型勞動關系;在勞動者個體層面,人工智能引發“技能壓縮”效應,原本嵌入勞動者職業身份中的能力,可能被部分轉移到人工智能系統之中,判斷力成為稀缺的人類能力。
社會學的基本范疇預設人類中心主義前提,而智能社會要求發展出能夠對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共同生產的社會現實進行理論化的框架。智能社會中人類勞動的轉型,已經超越生產效率的工具性層面,推動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社會關系和人類存在意義發生轉變。在智能社會中,我們需要呼喚一種更為立體的“三向運動”對技術資本極度市場化邏輯進行防范與規制;重構勞動者從舊有制度保護中“脫嵌”后的社會底線;并積極擁抱新興技術所蘊含的解放潛能,即從算法控制中解放、從認識論異化中解放,以及從提取性平臺治理中解放。(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11期,詳見)
作者簡介
梁玉成,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主任、教授、博導,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社會分層與社會不平等、計算社會學、中國社會轉型及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主要論文有《技術與社會轉型互構下的“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引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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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溪龍鄉西苕溪沿岸。潘學康 攝(人民視覺)
深化產業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姜長云
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之間并非單純的因果關系或線性邏輯,而是存在多重相互作用甚至螺旋式演進關系。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斷演進,科技創新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的作用愈發顯著,在學科日益分化的同時,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相互滲透日趨深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雙向互動、互為支撐關系日趨鮮明,科學革命向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的轉化周期也明顯縮短。
深化產業融合可主要通過以下路徑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重點產業提質升級并提升產業鏈自主可控水平,推動優化提升傳統產業;促進服務業和數字經濟優質高效發展,發揮其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引領支撐作用,推動完善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發展生態。在對策思路上,可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通過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更好地促進產業融合;推動產業政策更加重視產業生態、創新生態建設,并將提升產業鏈群現代化水平放在突出地位;提升產業監管規制的包容性和強化底線思維,鼓勵打造新型產業融合場景,并發揮其引領示范作用,推動形成產業融合高質量發展助力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新引擎。(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9期,詳見)
作者簡介
姜長云,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產業融合發展、農業農村發展、服務業發展,主要著作有《農業強國》《服務業大趨勢》(合著)等。
“親和空間”對全球文化傳播格局的重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曾慶香
“親和空間”的興起,標志著全球文化傳播迎來一個歷史性轉折點。這并非意味著傳統“中心-邊緣”格局的消亡,其邏輯在互聯網絡空間仍有延伸。數字媒介所催生的“親和空間”,掀起了一場深刻的國際傳播變革。其關鍵在于,傳播的驅動力從外在的、硬性的政治經濟權力,轉向內在的、軟性的心理情感連接。從構建渠道到營造空間,從宣傳到激發共鳴,這不僅是策略的轉變,更是一場關乎話語與認同的深刻變革。
展望未來,國際傳播的競爭將愈發體現為一種“連接的藝術”。“親和空間”所形塑的全球文化傳播格局顯示,真正的文化影響力,不在于我們單向度地“說了什么”,而在于我們提供的內容能否成為全球對話的引信,能否激發他人講述自身的故事,能否在跨越疆界的文化場域中,為心靈提供棲息之地,并引發價值的深遠回響。在擁抱“親和空間”潛力的同時,也應對其缺陷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算法推薦在精準連接同好的同時,也可能筑起無形的“興趣繭房”,在促進跨文化對話的同時,也可能在宏觀上固化甚至加劇文化的部落化與割裂。其次,資本與流量邏輯同樣會滲透并收編“親和空間”,使看似自發的“共創”活動,淪為被精心設計和引導的營銷行為,從而削弱其真正的活力。再次,基于心理接近的連接往往是碎片化和去歷史化的,其可能促進受眾對某一文化符號的喜愛,卻難以承載對一種文明深厚歷史與復雜性的整體性理解。 (選自《學術前沿》2026年第4期,詳見)
作者簡介
曾慶香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傳播理論、新聞敘事、新聞話語、傳播符號、國際傳播,主要著作有《新聞敘事學》《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敘事:話語嬗變與模糊邊界》等。
本期編輯 | 常嫦 張堯
音頻剪輯 | 李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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