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現代性的起源之謎，終于有了軸心文明的答案｜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現代社會為何最早誕生于西方天主教文明？這一問題始終是破解人類文明發展的核心謎題，也為理解當下世界格局提供著底層邏輯。

金觀濤老師先界定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三大本質差別：市場經濟的無限擴張性、科技革命驅動的生產力超增長、民族國家成為社會基本形態。隨后梳理學界研究脈絡，從李約瑟難題到 “大分流” 研究，指出單一領域的分析無法解釋現代社會的起源，而霍布斯鮑姆的 “雙元革命” 理論揭示了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同步性是關鍵。

核心論證則回歸軸心文明史觀，闡明天主教文明因兼具救贖與認知理性兩種超越視野，在社會危機沖擊下，兩種視野分離催生了工具理性、現代個人觀念，推動天主教社會組織藍圖解體，進而形成社會契約論與民族國家，讓市場和科技從社會有機體中脫嵌，最終孕育出現代社會。

圖： 老彼得·勃魯蓋爾 《巴別塔 》

現代社會起源之謎

文/金觀濤

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本質差別

眾所周知，現代性起源于西方社會，但現代社會為什么最早在天主教文明中誕生，這一直是個謎。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什么是現代社會？

只要稍具歷史視野，就可以發現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不同，具備如下三個特征：第一，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具有無限擴張的能力。傳統社會的市場嵌入社會有機體之中，現代市場經濟則可以從社會有機體中脫嵌，甚至形成獨立的市場社會。第二，科學技術革命一波接一波，它和市場機制一起引發生產力的超增長。傳統社會中也存在技術和某種意義上的科學，其生產力雖然增長，但從未發生過超增長。第三，民族國家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形態。傳統社會由不同軸心文明組成，每個文明用各自的核心價值來想象普世社會。現代社會與其不同，國際法和民族國家構成了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

從20世紀開始，人們順著現代社會這三個最基本的特征不斷深入研究，試圖回答“現代社會為何最早出現在西方”。甚至可以說，促使現代社會形成的各種因素都被考察過了。在某種意義上，即使過往學者所找到的原因都是正確的，也不能回答現代社會為什么最早誕生于天主教文明。因為一旦將每種解釋放到軸心文明比較的視野中檢驗，就會發現那些促成現代社會崛起的科技、經濟或政治因素，都不是天主教文明所獨有的。

圖： 倫勃朗 《月亮與狩獵女神 》

例如，科學技術無疑是現代社會興起的巨大動力。李約瑟（Joseph·Needham）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20世紀科學技術史的劃時代著作，為什么他要花一輩子時間來寫這部書？其目的正是把科技這一被視作西方文明獨有的東西，放到軸心文明比較視野中分析。李約瑟發現傳統中國的技術和西方一樣發達，有時甚至比西方更發達。據此，李約瑟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問題：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科技革命？如果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變遷真的是西方最早進入現代社會的原動力，為什么類似的過程沒有在中國發生？

或許會有人反駁說，現代科學技術中的“技術”是基于科學理論的技術，其原型是古希臘科學。相比之下，中國古代雖然有發達的技術，但缺乏古希臘式的科學理論。這種說法似乎不錯，但放到軸心文明比較的視野中就會立即顯示出破綻。科學在古希臘城邦并沒有催生現代社會，羅馬帝國滅亡后，古希臘科學曾一度被植入伊斯蘭文明，但是伊斯蘭文明仍沒有孕育出現代社會。至今，還有人批評李約瑟命題是張冠李戴，其實它的意義恰恰在于把現代社會起源與現代科技的形成視作同構的過程，只有把解釋放到軸心文明比較的視野中才能判別其對錯。

同樣的問題亦出現在經濟史研究中。市場機制的各個組成部分，無論是貨幣、銀行、產權，還是能源、勞動力和資本，都曾被經濟史家深入分析過。后來，研究者終于意識到，探討現代社會在西方的起源必須超越經濟史、科技史、政治史、社會史等單一領域，綜合考察現代社會的上述三大特征。其中最具啟發性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大分流研究。

“大分流”“雙元革命”和“全球化”

什么是“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現代社會形成的標志性事件是工業革命，它拉開了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的經濟差距，這場革命是在18世紀末突然發生的，經濟史家稱其為東西方經濟“大分流”。歷史學家曾經從生產技術的革命、資本的積累、煤的使用等角度，試圖闡明為何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英國。直到最近二三十年，相關研究才取得突破性進展。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等人以18世紀中期的西歐和東亞（主要是中國江南和日本）為研究對象，從經濟發展條件、人口、社會生活水平及生態等多方面作出比較研究，發現英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并不優于東亞。那么，為什么18世紀末西方會出現生產力的超增長呢？

“大分流”研究發現，導致經濟超增長（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西歐的資本積累、技術革命或者資源優勢，而必須到這些因素以外去尋求。彭慕蘭在歐洲經濟和生態因素之外找到的關鍵因素是美洲的存在，指出美洲的市場需求和貨幣、棉花供給在英國經濟超增長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國煤礦的地理位置優越，易于開采和運輸，推動英國率先向工業社會轉型。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啟示是：分析工業革命的真正原因不應如以往那樣去追溯一個地區、一個方面的細節因素，而應看到西方經濟起飛是大系統變化的結果。換言之，如果從單純的技術或經濟因素以外去尋找大分流的原因，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經濟超增長（工業革命）之所以最先在英國發生，原因在于市場（或技術進步）的機制從社會有機體內獨立出來；第二，新的社會制度為市場不斷擴張和科技運用提供了保障。

我們一旦具備了宏觀視野，就會立即發現“大分流”不是孤立的事件，與西歐工業革命同時發生的還有另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這就是西歐的社會革命。西方社會結構的巨變在時間上和地域上與工業革命的發展同步，兩者配合得天衣無縫，以至于歷史學家十分形象地把18世紀80年代開始的歐洲巨變稱為“雙元革命”（Dual Revolution）：一方面指從英國起步的經濟超增長（工業革命），另一方面指自法國大革命開始席卷整個歐洲的社會革命。

“雙元革命”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首先提出的。他強調英國的工業革命促使現代社會在西方興起的背后，實際上是歐洲社會的整體性變化。工業革命意味著市場經濟超出了單個國家的范圍，開始在國家之間發展。與此同步發生的社會革命，本質上是歐洲的天主教社會普遍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這兩個現象的同步發生表明，現代社會的興起必須依靠兩個輪子：工業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建立，如果少了民族國家這個輪子，工業革命的輪子是轉不起來的。

圖： 勞倫·哈里斯 《 一排房屋，惠靈頓街（街道畫作一） 》

在經濟史家眼中，革命意味著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利于經濟增長。“雙元革命”理論指出，一種能夠容納市場不斷擴張的社會結構，是經濟和科技持續超增長的前提，這種社會結構就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上述觀點可用“雙元革命”帶來第一次全球化予以證明。

所謂“全球化”，是指生產力的增長和市場經濟（特別是跨國貿易）的擴張是同步的，兩者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以至于把一個個國家都裹挾進來，形成世界范圍的市場經濟。相關研究指出，傳統歐洲的經濟增長率長期不到1%，但在西方普遍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奇跡出現了，“在19世紀的擴展性經濟世界中，工業生產與國際貿易的年平均成長率幾乎相同，大約為3.4%”。

市場經濟越過國家的邊界，生產力發展和國際貿易增長成正比，一種世界性的互相依賴的市場體系迅速形成。“在雙元革命期間（1780—1840），世界市場擴大了3倍多……到1870年，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的人均外貿額，已上升至1830年的4—5倍，荷蘭和比利時上升了3倍，甚至美國也擴大到原來的兩倍多……西方主要大國之間，每年大約有8800萬噸的海上貿易運輸，相對之下，1840年只有2000萬噸”，從1815年至1914年，世界人口增加了兩倍，但貿易額從20億美元增長到400億美元，增長了20倍。

總而言之，越來越深入的研究表明，對現代社會形成的解讀須從整體結構出發：原本蘊含在社會深處的市場和科技力量被解放出來，否則西方生產力的超增長、社會結構的巨變（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啟動是不可能相繼發生的。

馬克思是第一個對此有切身感受的人，他將其歸為蘊藏在社會勞動里的生產力被某種法術呼喚了出來。其實，馬克思關于“社會勞動”的提法，更完整的表述應該是“科技不受限制的應用”“市場對資源和勞動力的調配”以及“賦予個人謀利動機以正當性”，更重要的是，新社會結構容納了不斷擴張的市場。我要指出的是，20世紀對現代社會起源的研究，都指向一個目標：從一種新的整體性宏觀視角進行解釋。

在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發展史中，科技和市場經濟本不是什么新東西，它們原本就存在，只是一直深藏在社會內部，不能持續起作用。為什么？因為它們是個體形成的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這些組織被嵌入社會有機體內部，不能獨立發展，這源于軸心文明最基本的結構，都是超越視野的產物。1780年開始的西方經濟起飛和科技革命的本質正在于：西方文明最早在超越視野這一最深層面發生了變化，限制經濟、科技發展動力的桎梏得到解除。正因如此，才會出現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同步發生，以及發生全球化這一奇特的現象。

回到軸心文明史觀

這種超越視野的深層次變化之所以最早發生在天主教文明，關鍵在于天主教文明最早具備兩種超越視野，其演化模式與只具有一種超越視野的軸心文明不同，因此成為孕育現代社會的母體（圖4.1）。

圖4.1：天主教文明的基本結構

為什么天主教文明的演化會導致如此獨特的結果？我把軸心文明演化的動力歸為無組織力量的增長和社會變遷對社會組織藍圖的挑戰，天主教文明的演化亦是如此。法治封建社會的社會組織藍圖是天主教神學（經院哲學），它蘊含著“救贖”與“認知理性”這兩種超越視野。在天主教神學中，這兩種超越視野的結合是不穩定的，一旦出現社會危機對社會組織藍圖的挑戰，立即會出現這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這就是新價值系統形成的前提。

當軸心文明只有一種超越視野（或互相結合的兩種超越視野）時，該超越視野一方面規定個體，另一方面規定社會有機體。這樣，由個體組成的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這是市場機制和科學技術活動所依賴的組織形態），只能在社會有機體秩序的間隙中生長。現在，兩種超越視野分離共存，“工具理性”誕生，規定個體和社會有機體的機制立即出現故障。但超越視野使人從社會中走出來反思社會這一性質不變，兩種視野的緊張、分離共存終于把由基督教規定的個體變為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個人”（Individual）。

“個體服從的自然法”變成了個體應有的權利，自然法的解體產生了新的自然哲學和國際法，自然規律成為個人理性研究的對象，現代科學技術起源。在這些新觀念推動下的市場和科技活動不同于傳統社會，它們具有無限擴張的能力，不再是必須嵌入社會有機體的“準社會”。現代意義下的“社會”（我記為“S”）誕生了。而且在超越視野新觀念的支配下，社會組織藍圖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契約論和民族國家應運而生，可以容納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契約社會從此形成。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從原有社會有機體中脫嵌后，立即被納入一個容量不斷擴大的“赫胥黎之桶”中。生產力的超增長開始了。

我先講第一個邏輯環節，即法治封建社會中無組織力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如何沖擊天主教神學，促使現代價值形成。換言之，工具理性、現代個人觀念和民族認同觀念是同時起源的，它們構成了現代性的基石，缺一不可。現代性的起源導致天主教社會組織藍圖的解體，這就是西歐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再到宗教戰爭的歷史進程（圖4.2）。

圖4.2：天主教文明的解體

之后我們將將分析第二個邏輯環節，即現代社會組織藍圖的內容，以及它與現代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網絡的形成過程。我將證明：由于存在兩種互相排斥的超越視野，超越視野塑造社會有機體的過程不復存在，社會契約論興起，成為新的社會組織藍圖。新的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的網絡得以建立，這就是現代社會（民族國家的集合）（圖4.3）。加爾文宗社會、路德宗社會和未經過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國家建立現代社會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別，這些社會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天主教文明最早完成現代轉型以后，依靠科技和生產力超增長帶來的優勢（圖4.4），西方文明開始持續沖擊其他軸心文明，迫使它們開始現代轉型。

圖4.3：現代社會的形成與演化

圖4.4：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四章節第1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編發：銘凱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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