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 | 突厥魯尼文碑銘研究的新視角新發現

19世紀末，漠北鄂爾渾河谷古代突厥魯尼文碑文的發現，催生了現代突厥學，引發俄國、土耳其、芬蘭等國學者的研究熱潮，成為國際突厥學研究的重要開端。目前，歐亞大陸現存400余通（條）突厥魯尼文碑刻，結合敦煌西域出土的100余份突厥魯尼文寫本，構成了國際突厥學研究的核心史料，也是記錄突厥語部族歷史的重要載體。

歐美學者在突厥魯尼文碑文解讀上貢獻突出，但受“內亞中心論”“農牧二元對立論”“征服王朝論”等錯誤理論影響，部分學者刻意忽視突厥語部族與中原王朝的友好往來，回避其內部族群互動的復雜情況，存在“選擇性失明”，難以還原歷史全貌。

當前，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邊疆學史料體系、話語體系及理論體系，是中國學術界的重要使命。將傳統民族史范疇的突厥語部族歷史納入邊疆學視角，可為相關研究拓展理論空間，也是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增強文化自信的關鍵措施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突厥語部族歷史研究需要緊跟時代，科學揚棄國際研究成果，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既能推動邊疆學深入發展，也能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敘事提供支撐，彰顯中國學術的本土價值與現實意義。以下將從三個維度介紹突厥魯尼文碑銘研究的新發現，以求教方家。

葉尼塞碑銘的華夏印記：物證與語證

葉尼塞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向北延伸的重要區域，其出土的150余通魯尼文碑銘（黠戛斯汗國遺存，約8—11世紀），承載著突厥語部族與華夏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鮮活史料。這些碑銘雖鐫刻粗陋、解讀難度較大，卻留存了中華文明深入影響突厥語部族社會的直接證據。深入研究葉尼塞碑銘，不僅可以推動突厥語部族歷史研究的深化，更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堅實的歷史支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在文化層面，碑銘印證了華夏文化符號在突厥語部族中的傳播與本土化。E77唐代三樂鏡上的魯尼文銘文，將漢字“孔子”音譯為“künsi”，并將孔子視作“男兒的護佑物”，體現了華夏圣人形象與突厥語部族原始信仰的有機結合，說明華夏文化已深入其精神生活。E130唐八卦百煉鏡銘文提及的“塔失八里”（），則印證了黠戛斯汗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原及西域地區的交通關聯，展現了其融入華夏交通網絡的歷史事實。

在經濟與社會層面，唐代錢幣的流通見證了突厥語部族與中原的緊密聯系。E78開元通寶、E79順元天寶銅錢背面的魯尼文銘文，表明唐朝錢幣融入當地婚姻禮儀，成為定情信物或聘禮，反映出中原經濟文化對突厥語部族社會生活的影響，也佐證了雙方交往的常態化。

在政治層面，華夏政治術語的傳入重構了突厥語部族的統治體系。葉尼塞碑銘中頻繁出現的“都督”（to-toq）、“職使”（）、“長史”（）、“將軍”（）、“王”（ong/oo）等漢語音譯詞，均源自中原職官體系，且已深度融入黠戛斯汗國的官僚體系與社會稱謂中。這些術語的傳播與使用，證明突厥語部族主動吸納華夏政治文明成果，形成了與中原王朝相呼應的統治模式，打破了“游牧與農耕對立”的片面認知。

突厥鄂爾渾碑文的唐文化影響

后突厥汗國（682—745）建有一批突厥魯尼文碑和漢突雙語碑。其中的闕特勤碑（732年建成）與毗伽可汗碑（734年建成）為漢突雙語碑文，因發現于漠北鄂爾渾河谷，被統稱為突厥鄂爾渾碑文。其文本布局與形制，深刻體現唐文化的影響。

闕特勤碑采用漢突雙語分面鐫刻形制，西面為唐玄宗御制漢文銘文，南、東、北及其棱角面為突厥魯尼文，二者構成有機整體。西面漢文悼文以唐朝和突厥的父子關系為核心，彰顯唐朝中心地位與雙方友好格局，是當時唐突政治秩序的直接體現。碑西 “御制御書”下方補刻的2行魯尼文，經實地考證，起始部分新釋為 “狼頭神人他帶來了烏古斯—鐵勒人”，系毗伽可汗追贈闕特勤的哀榮。銘文刻意縮小字符、匹配漢文規格，不破壞漢文面莊嚴性，直觀展現突厥汗國對唐朝的敬畏與禮制遵從。碑南面魯尼文獨立成篇，以可汗口吻告誡民眾堅守于都斤山根本、與唐朝保持距離。這些言辭中對唐朝的貶抑表述，并非背離中原，而是對西面漢文銘文的針對性回應。漢文銘文凸顯突厥歸附與中原主導，魯尼文則立足本族立場，二者并存反映唐突關系的復雜性，并非單向對立，而是政治互動下的雙向表達。在形制布局上，鄂爾渾碑文螭首龜趺、立碑歷法、尚西規制，均深度承襲中國傳統喪葬與禮制文化。后突厥汗國碑文龜趺朝西、以西面為尊，契合秦漢至北魏帝陵“以西為上”的陵寢制度。鄂爾渾碑文采用唐朝歷法、紀年方式，印證突厥對中原歷法體系的接納，是華夏制度文明向北方游牧民族傳播的實證，也成為8世紀東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物見證。闕特勤碑所反映出來的唐朝—突厥融合文化，既有突厥固有習俗，又是中原文化浸潤的結果，是華夏制度文明向北方游牧民族傳播的鮮活例證。

闕特勤碑西面魯尼文銘文所見突厥—鐵勒關系

闕特勤碑西面鐫刻有唐玄宗親書的漢文御制悼文，右側補刻有2行突厥魯尼文。百年以來，學術界對這部分補刻魯尼文的釋讀存在明顯偏差，最具影響力的釋讀是起始部分為“西方的粟特人叛亂了”。不過，這一釋讀與碑文整體語境、闕特勤的生平事跡邏輯割裂，無法合理闡釋補刻銘文的意義。經實地探查，該部分應識讀作“狼頭神人他帶來了烏古斯—鐵勒人”，同時可以確信第2行銘文為毗伽可汗追授闕特勤“值得信任的大斷事官達干”的榮譽稱號，以此彰顯闕特勤在汗國中的崇高地位與卓越功績。其中，“狼頭”指代突厥狼祖之靈，與漢籍記載的突厥狼祖傳說、突厥部族標志性的“狼頭纛”文化內涵一脈相承。

這一全新釋讀，清晰揭示了闕特勤之死的歷史真相：銘文間接暗示，闕特勤的死亡與烏古斯—鐵勒部族密切相關，大概率是在與該部族的沖突中陣亡。

烏古斯—鐵勒部族是唐代漠北地區重要的游牧集團。闕特勤碑記載，“九姓烏古斯（即九姓鐵勒）的民眾曾經是我自己的民眾。由于天地混亂，他們成為了敵人”。可見，突厥與烏古斯—鐵勒長期處于復雜的統治與反抗關系中——后者既是突厥汗國軍事上依賴的重要力量，為汗國征戰四方提供軍事支撐，也是頻繁發動反叛、動搖汗國統治的不穩定勢力。后突厥汗國出于維護統治穩定需要，刻意隱瞞了闕特勤的真實死因，未將其與烏古斯—鐵勒的沖突寫入碑文。此外，闕特勤碑南面銘文顯示，732年立碑之際，后突厥汗國內部的團結并非牢固，九姓鐵勒作為汗國統治核心集團外的重要力量，已與統治階層貌合神離，而闕特勤葬禮中并未有烏古斯—鐵勒部族參與，進一步印證了二者當時的敵對態勢。

以上關于突厥魯尼文碑銘的新解讀研究，兼具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在學術層面上，修正百年定論，厘清突厥語部族內部族群關系，填補中國突厥語部族歷史研究空白，彰顯中國學者在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話語權，打破西方學術界“游牧—農耕二元對立”的片面敘事，還原突厥語部族與華夏文明深度交融的實相。

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角看，研究證實突厥、鐵勒、黠戛斯等突厥語部族的歷史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突厥鄂爾渾碑文的雙語共存、形制同源，以及葉尼塞碑銘展現的文化雙向融合，印證了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為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鮮活史料，強化了“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

在現實層面上，該研究能深化多民族交融認知，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促進構建本土視角的突厥學自主知識體系。同時，為維護國家邊疆與文化安全提供了學術支撐，為邊疆治理提供了歷史借鑒，有助于鞏固邊疆歷史話語權，做好學術戍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郭飛

新媒體編輯：宗敏 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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