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十虎將的名氣很響亮，那么，十位虎將的政委都是誰？

志愿軍十虎將人人皆知，那這些赫赫有名的虎將對應的政委都是哪些人呢？

1952年深秋，上甘嶺主峰被硝煙與硝石味包圍，15軍軍長秦基偉站在坑道轉角，摘下鑲著泥巴的帽檐，低聲囑咐：“弟兄們，再熬一夜，天亮前一定守住。”身旁的政委谷景生拍拍他的肩膀，“只要心里亮堂，陣地就不會黑。”這句簡短的鼓勁，是志愿軍軍長與政委并肩作戰的縮影。若將時間撥回兩年前，剛剛跨過鴨綠江的，是二十七個軍，而真正叫敵人聞風色變的，卻是后來被士兵私下稱作“十虎將”的那十支勁旅及其政委拍檔。

當志愿軍在1950年10月組建之際，一張獨特的指揮網隨即成型：彭德懷總司令坐鎮，鄧華統兵主攻，韓先楚專司機動，洪學智兜底后勤。戰斗命令自前線傳向后方，不到半日便能層層落實。每一條作戰電文都需軍長與政委共同簽字，軍事與政治的兩把鑰匙同時轉動，這在世界各國軍隊中頗為少見，卻在關乎存亡的境地下顯露鋒芒。

第二次戰役里，第40軍溫玉成與政委袁升平率部突入開城，趁夜色封死三所里退路；第38軍軍長梁興初與政委劉西元則在龍源里“搶道”，搶下公路要點，把美第二師楔進清川江畔。有人事后問梁興初，夜奔三十里險過鬼門關時心里有沒有退意，他只抖著大氅道：“劉政委在后面盯著，我怎敢慢一步！”一句半玩笑，透露的卻是雙人操盤的默契。

氣溫驟降到零下三十四攝氏度的長津湖，是檢驗意志的熔爐。20軍的張翼翔與政委譚佑銘在雪地里挨家挨戶搜羅棉被，硬是讓部隊的凍傷率低于預估；27軍的彭德清攜手劉浩天整宿督戰，炮彈打光便讓戰士上刺刀，硬把美陸戰一師壓回水門橋。另一側，50軍軍長曾澤生與政委徐文烈守在清津港外，頂著風雪斷敵退路，為東西兩翼合圍贏得時間——這段故事鮮為人知，卻是長津湖全局收網的關鍵一環。

到了1951年春，鐵原成了新的焦點。63軍在傅崇碧、龍道權這對老搭檔的調度下，利用山地構筑七道火網，晝夜頂住了對方四個師的輪番沖擊。美軍指揮官曾在作戰會議上搖頭嘆氣：“那個山頭后面一定埋著兩個人，一個打槍，一個鼓勁。”鼓勁的正是政委，打槍的則是軍長——這句半真半假的揣測，道出了他們分工的奧秘。

鮮為外界注意的，還有64軍。漢江以南，張祖諒與政委袁子欽帶著工兵連推小船偷渡夜襲，捉回一批俘虜，第一時間審訊所得情報，為總部判斷敵主攻方向提供了證據。洪學智后來在回憶錄里寫：“如果說前方把仗打贏了一半，那么另一半，是后方給補出來的。”46軍軍長吳瑞林深有同感，他和政委周彪經常半夜爬進連隊防空洞，只為弄清一線缺什么、怕什么。周彪負傷回國后，郭成柱接任，兩人交接不到半小時便各赴前沿，兵心無縫銜接，這種“交班不停火”的傳統，日后被寫入部隊戰備條例。

再看39軍。第五次戰役時，吳信泉與政委徐斌洲策動“穿插+伏擊”組合拳，云山、清川江一路猛插，隊列拉得細長，卻憑借嚴明紀律沒有半點混亂。值夜時，吳信泉向政委低聲囑咐：“萬一掉隊怎么辦？”徐斌洲回以一句：“喊一聲‘共產黨跟你在一起’，就沒人掉鏈子。”這是當時的真實口號，也是一劑提振軍心的強心針。

從三所里到上甘嶺，每一場硬仗都能看到軍長揮舞指揮刀的身影，卻常常忽視了那位緊隨其后的政委。政委工作看似無形，卻點燃了士氣，使得戰術意圖得以徹底執行；軍長定下的計劃，若離開政委的政治動員和后方統籌，往往難免搖擺。志愿軍的“雙首長”制度在戰火中反復檢驗，最終凝結為一句口口相傳的話：作戰靠智勇，也靠信念。

不得不說，極端環境為這套機制提供了試金石。零下四十度的寒夜、密集炮火撕裂山體的白晝、再加上跨國遠征帶來的補給拉鋸，沒有強韌組織力，很難解釋志愿軍能夠連續發動五次戰役。十虎將赫赫聲名背后，正是十位政委日夜維系的軍心與血性。溫玉成沖得快，可若沒有袁升平在后穩住干部骨干，40軍不可能在漢城門口打出“第一個攻占首都的中國軍”名號；秦基偉調的是兵，谷景生穩的是神，上甘嶺才能在硝煙中屹立四十三晝夜。

戰爭在1953年7月停火。志愿軍凱旋那天，許多士兵看到首長們走下火車，一排軍長、一排政委，肩章閃光，神情卻極為平靜。有人好奇，為何他們的榮譽總是被合在一起提及？老兵笑答：“一支部隊有兩副舵，風浪再大也翻不了。”這句樸實話，或許就是對“十虎將”與其政委最佳的注腳——在朝鮮戰場，他們讓世界見識了軍事與政治雙軌同心的力量，也為后來的人民軍隊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