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智商與努力相當，為何只有少數人做出重大貢獻？

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有什么獨特之處嗎？一個事實是，許多青史留名的科學家，他們的才華天賦并不比其他人更好，也并不一定比其他人更勤奮努力。那么為什么是他們做出重要成果，而大多數人被時間埋沒？差異在哪？是運氣，還是其他原因？

漢明碼的發明者、數學家理查德·漢明（Richard W. Hamming，1915-1998）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研究，認為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將答案精華濃縮于1986年在貝爾實驗室舉行的演講中——《你和你的研究》（You and Your Research）。漢明曾就這一主題多次演講，在科學界極負盛名。40年過去，他的思考歷久彌新，仍舊可以為新一代的研究者帶來啟發。

本文是數字信號處理奠基人之一、貝爾實驗室電子工程專家詹姆斯·凱澤（James F. Kaiser）整理的1986年演講翻譯。他的整理也是公認的最佳版本，包含主持介紹和問答環節。由于文字較長，《返樸》將分三篇推送，標題與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理查德·漢明 | 圖源：Nps.edu

整理 | J. F. Kaiser

翻譯 | 嘉偉

序言

1986年3月7日，在貝爾通信研究公司（簡稱 Bellcore）下屬莫里斯研究與工程中心舉行的“系列研討會”上，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貝爾實驗室退休科學家理查德·漢明（Richard W. Hamming）博士，向約200名貝爾通信的員工和訪客發表了一場非常有趣且極具啟發性的演講，題為《你和你的研究》。（譯注：1984 年美國電信巨頭 AT&T 因反壟斷法被拆分，原本的貝爾實驗室被分割，其中一部分獨立出來成立了 Bellcore。）

演講基于漢明對一個問題的長期觀察與研究：“為什么只有少數科學家做出了重大貢獻，而絕大多數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被遺忘？”漢明擁有四十多年的科研經驗，其中三十年是在貝爾實驗室度過的，他曾近距離觀察了許多科學家，向他們提出了直擊要害的問題：研究內容、方式與動機，還研究了那些偉大科學家的生平與貢獻，同時也進行了深刻的內省，并對創造力形成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探究。這場演講分享了他關于科學家個體素質、能力、性格特征、工作習慣、態度以及為人處世方面的見解。

為了更廣泛地傳播這些信息，講座錄音經過了仔細的轉錄。轉錄稿包含隨后的問答環節。如同所有演講一樣，轉錄版本會因失去語調和肢體語言而有所缺憾。錄音中漢明博士的部分非常清晰，但部分提問者的發言較模糊，感謝文字處理中心的唐娜·帕拉迪斯（Donna Paradise）的專業貢獻。她負責將錄音內容轉錄成文字，這大大簡化了我的編輯工作。

主持人：艾倫·切諾維斯（Alan G. Chynoweth），杰出物理學家、時任貝爾通信研究公司副總裁

各位同事，還有許多聽說今日盛況而趕來的貝爾實驗室前同事們，大家好。我非常榮幸能向大家介紹我的老朋友和多年同事——理查德·漢明，或者按照我們一貫的稱呼，叫他迪克·漢明（Dick Hamming）。

迪克是數學和計算機科學領域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這一點無需贅言。他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并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二戰期間他參與了曼哈頓計劃。1946年他加入貝爾實驗室，我也在這里與他相識。那時我們物理研究小組常聚在一起吃午飯，而這位來自數學部門的怪人總是樂于加入我們。有他在場，我們很快樂，因為他總能帶來許多非傳統的想法和視角。我可以保證，那些午餐談話極具啟發性。

雖然我們的職業路徑在這些年里沒有太多交集，但我總能在貝爾實驗室大廳里看到他（的成果），始終對他的工作充滿欽佩之情。他的業績本身說明一切。細節實在太多，沒法一一細說。舉個直觀例子——他一共寫了七本書，內容涉及數學、計算機、編碼以及信息論等多個領域，其中有三本已經出了第二版，而且還在持續再版。這足以證明他的豐產和學術地位。

我最后一次見他大約是十年前在都柏林的一個小型會議上。他一如既往的幽默風趣。他曾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有些光波人類看不見，有些聲音人類聽不到，也許計算機也擁有人類無法理解的思維。”只要迪克·漢明在場，我們就不需要計算機。我相信接下來的演講會非常精彩。

你和你的研究

理查德·漢明：很榮幸來到這里。我懷疑自己能否配得上剛才那番介紹。我演講的題目是《你和你的研究》，內容無關研究項目管理，而是關于你個人如何進行研究。我也可以講其他話題，但這次我更想談談“你”。我談論的并非普通、平庸的研究，而是偉大的研究。為了方便描述，我會偶爾稱之為“諾貝爾獎級別”的工作。它未必真的獲得諾貝爾獎，但必須是我們公認的重要成就，比如相對論、香農的信息論，或是任何杰出的理論。

那么，我是如何開始這項研究的？在洛斯阿拉莫斯，我被派去運行已經搭建好的計算機，好讓那些科學家回到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發現自己像個打雜的工具人。我意識到，雖然在生理上我和他們是一樣的，實際上卻又不同。坦白說，我當時心生嫉妒。我想知道為什么他們和我不一樣。我近距離觀察過費曼（Richard Feynman）、費米（Enrico Fermi）、特勒（Edward Teller）和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也包括漢斯·貝特（Hans Bethe），他曾是我的老板。我看到了許多極具天賦的人。我開始對那些“做出了成就的人”和“本來可以做出成就的人”之間的差異產生了濃厚興趣。

來到貝爾實驗室后，我進入了一個非常高產的部門。波德（Hendrik Wade Bode；譯注：現代控制理論和電子通信先驅）當時是部門負責人，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也在那里。我繼續追問：“為什么？”“區別在哪？”隨后我開始閱讀傳記、自傳，詢問別人：“你是怎么做出成果的？”我試圖找出其中的差異。這就是今天這場演講的主題。

為什么這個話題很重要？因為據我所知，你們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即使真有來生，對你這輩子也于事無補。既然只活這一輩子，為什么不去做出點意義重大的成就呢？無論你如何定義“意義重大”，我不會去定義它，你們懂我的意思。我主要以科學為例，因為這是我的專業。但據我所知，別人也這樣對我說：我的結論同樣適用于其他領域。在大多數領域，杰出工作都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而我僅限于談科學。

為了觸及你們個人，我會用第一人稱來講。我得讓你們拋開謙虛，對自己說：“是的，我想做出一流的工作。”我們的社會其實不看好那些立志做大事的人——你不需要刻意追求，總覺得應該等待運氣降臨，自然會取得成功。這種想法很愚蠢。我想說，你為什么不立志做出一番大事？你不必告訴別人，但你應該對自己說：“是的，我想做點了不起的事。”

為了進入下一步，我也要拋開謙虛，以第一人稱談談我的見聞和感悟。我會談論一些你們認識的人，希望離開這里后，你們不要斷章取義地引用我的話。

關于運氣

讓我們先從心理層面而非邏輯的角度開始。人們認為偉大的科學研究全憑運氣，這是一個普遍的誤區。好，看看愛因斯坦，他做了多少偉大的工作，全是運氣嗎？難道好運總是重復地落在他身上？再看看香農，他不僅做了信息論，在此之前，他還做了許多其他優秀的工作，有些密碼學的研究仍被列為機密。

你會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個優秀的人身上不只有一件杰作。雖然偶爾有人一輩子只專注一件事——我們稍后再談這種情況，但更多時候是有重復性的。我堅持認為，運氣并不能解釋一切。我要引用巴斯德（Pasteur）的話：“機會（運氣）偏愛有準備的頭腦。”這正是我所相信的道理。運氣確實存在，但也不存在。有準備的頭腦遲早會發現重要的事情并去做它。沒錯，是有運氣——你具體做了某件事是關乎運氣，但你有所作為則不是運氣。

我剛到貝爾實驗室時是和香農共用一間辦公室。他在研究信息論，而我在做編碼理論。我們兩個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做這些事，這有點奇怪——簡直是命運的安排。你可以說這是運氣。但換個角度你也可以問：“為什么當時貝爾實驗室那么多人，偏偏是我們兩個做出了這些成果？”是的，部分是運氣，部分是有準備的頭腦，而“部分”就是我接下來要談的其他因素。雖然我還會多次談到運氣的問題，但我希望明確一點：運氣不應成為解釋一個人能否取得卓越成就的唯一理由。我認為，你對運氣有一定的控制權，但不完全。最后，我引用牛頓的一句話：“如果其他人像我一樣努力思考，他們也會得到類似的結果。”

勇氣與獨立思考

你會發現偉大的科學家有一個特點，很多人也有：他們在年輕時通常有獨立的思考，并且有勇氣去追求這些想法。比如，愛因斯坦在大約 12 或 14 歲時就問自己：“如果我以光速去追趕一束光波，那么我看到的光波會是什么樣子？”他知道電磁理論表明不能有一個靜止的局部波峰。但如果他以光速前進，他就會看到一個靜止的波峰。他在年少時就能看出其中有矛盾，事情并不完全合理，光速有某種奇特之處。后來他創造了狹義相對論，難道是運氣嗎？其實早期他已經通過這些碎片化的思考鋪下了基礎。這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我接下來要講的所有因素，既是運氣，也不是運氣。

擁有“天才大腦”聽起來很好。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足夠的腦力去做一流的工作，但偉大工作不僅僅關乎腦力。腦力的衡量標準有很多。在數學和物理領域，腦力通常與符號處理能力相關，因此（這些領域的研究者）一般的IQ測試得分通常很高。但在其他領域則不然。例如，研制出（半導體）區域熔融法（zone melting）的貝爾·法恩（Bill Pfann）。他有一天來到我辦公室，頭腦中只有一個模糊的想法和幾個方程。我很清楚他沒有什么數學功底，表達也不清晰。但我認為他的想法很有趣，回家稍微研究了一下。最后我教他如何用計算機處理，這樣他就能自己得到答案了。我給了他計算的能力。他繼續深入探索，盡管沒得到多少自己部門的賞識，但最終他囊括了該領域的所有獎項。一旦起步，他的羞澀、笨拙和詞不達意都消失了，他在各方面都變得多產，表達也變得流暢多了。

另一個例子是克洛格斯頓（Allan M. Clogston；譯注：貝爾實驗室杰出物理學家、在微波技術、超導等領域貢獻卓著），我想他今天沒在觀眾席里。我初見他時覺得他沒什么特別，他那時在皮爾斯（John R. Pierce；譯注：傳奇電氣工程師、衛星通訊先驅，提出了“晶體管”一詞）的組里做研究。我的一個朋友，也是他的校友，說他在研究生期間表現平平。如果是我，可能會解雇他，但皮爾斯聰明地留住了他。克洛格斯頓最終發明了克洛格斯頓電纜（Clogston cable）。此后，他的好點子接踵而至。一次成功帶給了他信心和勇氣。

勇氣是成功科學家的重要特質。一旦你鼓起勇氣，并且相信自己能夠解決重要問題，那么你就真的能做到。反過來，如果你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做不到，那幾乎可以肯定——你真的做不到。勇氣，是香農身上最突出的品質之一。想想他的那個著名定理就知道了。他想構造一種編碼方法，但一開始并不知道該怎么做，于是干脆考慮“隨機編碼”。接著他卡住了，然后他問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問題：“一個隨機編碼，平均來說會表現得怎樣？”隨后，他證明了平均意義下的編碼可以任意接近最優，因此必然至少存在一個真正好的編碼。除了一個擁有極大勇氣的人，誰敢去這樣思考？這正是偉大科學家的特征：他們有勇氣。在極其困難、幾乎不可能的情境下，他們仍然勇往直前；他們不斷思考，而且一直思考下去。

年齡與名譽

年齡是另一個物理學家特別擔心的問題。他們總說你必須年輕時做成大事，否則就沒機會了。愛因斯坦很早就功成名就，而那群研究量子力學的，做出他們最杰出的工作時都年輕得嚇人。大多數數學家、物理學家最好的工作確實是在年輕時完成的。這并不是說年老時做不出好工作，而是我們最珍視的往往是其早期貢獻。而在音樂、政治和文學領域，杰作往往誕生于晚年。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領域是否符合這個規律，但年齡確有一定影響。

我來說說為什么年齡會有影響。首先，如果你做出了好工作，你會被拉進各種委員會，無法繼續鉆研，結果再沒時間搞學術了。我記得布拉頓（Walter Brattain）獲得諾貝爾獎的那一天（譯注：因發明晶體管和巴丁、肖克利共同分享1956年諾貝爾獎），我們聚集在阿諾德禮堂，三位獲獎者都上臺講話。第三位就是布拉頓，他幾乎含著淚說：“我知道諾貝爾獎效應，我不會讓它影響我；我會繼續做那個老伙計布拉頓。”（譯注：他確實也是三人中年齡最大的，當時已經54歲）我心里想：“這很好。”但幾周后我發現得獎還是影響了他。現在他只研究那些大問題。

一旦你出名了，就很難再去研究小問題了。香農就是如此。在信息論之后，他還能做什么來續寫輝煌？偉大的科學家常常犯這個錯誤：他們不再繼續播種那些或許會長成參天大樹的小橡子，而是試圖直接創造偉大的成就。但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你會發現，早期的榮譽似乎會讓人失去創造力。我要分享一句多年來我最喜歡的話：在我看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毀掉的好科學家比它培養出來的還多——從他們來之前的工作和來之后的工作就能看出來。不是說他們后來的不好，而是他們來之前是卓越的（superb），來之后只是好（good）而已。”

工作條件

這引出了一個新話題（或許順序有點亂），那就是工作條件。大多數人認為（應有）最好的工作條件，其實并非如此。很明顯不是，因為人們往往在條件艱苦的時候最有生產力。劍橋物理實驗室成果最豐碩的時期之一，正是在那種幾乎像棚屋一樣的環境里，他們創造出了物理學史上最好的一些成果（譯注：指原子核物理誕生的時期，當時實驗室由盧瑟福領導）。

我給你們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早期我就意識到，貝爾實驗室不會按那時普遍的做法，給我一大群程序員，讓他們用絕對二進制為計算機編程。很明顯他們不會這樣做。但當時大家都是這么做的。我完全可以去西海岸，去造飛機的公司找份工作，不會有任何困難，但貝爾實驗室有令人興奮的人才，而飛機公司沒有。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在想如何能一舉兩得。最后我對自己說：“漢明，既然你認為機器幾乎無所不能，為什么不讓機器自己去寫程序呢？”對我來說，最初是缺陷的東西強迫我進入了自動編程領域。原本看起來是劣勢的東西，換個視角，往往會變成你最大的資產。但當你第一次面對它時，你很可能只會想：“天啊，我永遠不會有足夠的程序員，那我怎么能做出偉大的編程呢？”

還有許多類似的故事。格蕾絲·哈珀（Grace Hopper）也有類似的經歷（譯注：她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程碑式的人物，曾任美國海軍少將）。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偉大的科學家常常通過稍微改變問題的角度，把缺陷轉化為資產。很多科學家在發現自己無法解決某個問題時，最終開始研究為什么不能解決，然后他們反過來思考，“原來如此，這就是問題的本質”，于是得到了重要的結果。所以，所謂的理想工作條件其實很奇怪。你所渴望的條件，并不總是對你最好的。

動力

現在說說動力（Drive）。你會觀察到，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驚人的驅動力。我和約翰·圖基（John Tukey；譯注：美國數學家，以開發快速傅里葉變換算法聞名，創造了bit一詞）共事了十年，他有著巨大的動力。有一天，我發現圖基其實比我還小幾個月。圖基是個天才，而我顯然不是。我沖進波德的辦公室問：“跟我同歲的人怎么能比我知道的多那么多？”波德向后一靠，雙手抱在腦后，微笑著說：“漢明，如果你像他那樣努力工作這么多年，你也會驚訝自己能知道這么多。”我灰溜溜地走出了辦公室。

波德的意思是知識和生產力就像復利。假設兩個人能力差不多，其中一個人每天比另一個人多工作 10%，那么后者的產出會超過前者兩倍以上。你知道得越多，你學得越多；你學得越多，你能做的就越多；你能做的越多，你的機會就越多——這非常像復利。我不想給出具體的利率，但它非常高。假設兩個人能力完全一樣，其中一個人每天能多思考一個小時，那么在一生中，他的生產力會大大超過另一個人。我把波德的話銘記在心，多年來努力讓自己更勤奮一些，結果發現確實能完成更多工作。我不太愿意在我妻子面前說這些，我確實有時忽略了她，因為我需要鉆研。如果你想完成目標，就必須有所取舍。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動力這個問題上，愛迪生說過：“天才是 99% 的汗水加 1% 的靈感。”他可能有些夸張，但意思是持續的努力能帶來驚人的成果。穩定持續地付出努力，再加上一點額外的聰明勁，運用得當，才是關鍵。問題在于，如果動力用錯了地方，就毫無效果。我常常想，為什么貝爾實驗室里許多朋友和我一樣，甚至比我更努力，卻沒有得到與之相配的成果。錯誤的努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光靠努力是不夠的——必須合理地運用。

不確定性

我還想談一個隱秘的特質，這個特質就是不確定性（ambiguity）。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發現它的重要性。大多數人喜歡相信某件事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偉大的科學家卻能很好地容忍不確定性。他們既足夠相信理論，因此可以繼續研究；同時又保留足夠的懷疑去注意錯誤和缺陷，從而能夠向前邁進，創造新的替代理論。如果你過分相信，你永遠看不見漏洞；如果你過分懷疑，那么你根本無法開始。這需要一種微妙的平衡。

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非常清楚他們的理論為什么成立，同時也非常清楚其中一些細微的不契合之處，并且不會忘記它們。達爾文在自傳中寫過，他發現必須把每一條看似與自己信念相矛盾的證據都記錄下來，否則它們會從記憶中消失。當你發現明顯的缺陷時，你必須敏銳地跟蹤這些東西，并留意它們如何被解釋，或者理論如何被修改以適應它們。這些往往就是偉大的貢獻。偉大的貢獻很少是通過再加一個小數點完成的。歸根結底，這是情感上的投入。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全身心投入到他們的問題中。那些沒有投入的人很少能產出杰出的一流工作。

潛意識

同樣，光有情感上的投入本身還不夠。它顯然是必要條件。我想我可以解釋原因。所有研究創造力的人最終都會說：“創造力來自你的潛意識。”不知怎么的，就靈光乍現。我們對潛意識知之甚少，但有一點你很清楚：你的夢也來自潛意識。而你也知道，夢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當天經歷的再加工。如果你日復一日地鉆研，身心沉浸其中，你的潛意識也會別無旁騖，只專注于那個問題。于是某天早晨，或者某個下午，答案就出現了。那些沒有專注于當前問題的人，他們的潛意識也會“偷懶”做別的事，就不會得到重大成果。所以管理自己的方式是：當你有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時，不要讓其他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要讓思維始終停留在這個問題上。讓你的潛意識保持饑餓感，迫使它去處理你的問題，這樣你就能安然入睡，并在早晨得到答案，免費。

重要的問題

艾倫·切諾維斯提到，我過去常常和物理學家一起吃飯。我原本和數學家們一起吃，但我發現自己已經懂了不少數學，（跟他們一起）實際上并沒有學到多少新東西。而物理學家的餐桌，正如他所說，是個令人興奮的地方，但我認為他夸大了我貢獻的程度。聽肖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布拉頓、巴丁（John Bardeen）、約翰·伯特蘭·約翰遜（J. B. Johnson；譯注：熱噪聲的發現者）、肯尼思·麥凱（Kenneth G. McKay；譯注：推動半導體材料工程化的重要人物，后成為貝爾實驗室高管）等人討論非常有趣，我學到了很多。但不幸的是，諾貝爾獎來了，晉升也來了，只留下“殘羹剩飯”。沒人愿意和剩下的人混一起。嗯，那就沒必要再和他們一起吃飯了！

在餐廳另一邊是化學家的餐桌。我曾和其中的大衛·麥考爾（David W. McCall；譯注：長期擔任貝爾實驗室化學研究部主任，發展了保護海底電纜的高分子材料）一起工作過，而且他當時正在追求我們的秘書。我走過去說：“介意我加入嗎？”他們不好意思說不，所以我和他們一起吃了一段時間。然后我問：“你們領域里的重要問題是什么？”過了一周左右，我又問：“你們正在研究的重要問題是什么？”再過一段時間，有一天我走過去說：“如果你們做的事情并不重要，而且你們也不認為它會引向重要的成果，那你們為什么要在貝爾實驗室研究它呢？”從那以后我就不受歡迎了，只好找別人一起吃飯！那是春天的時候。

到了秋天，大衛·麥考爾在走廊里攔住我說：“漢明，你那句話讓我很受觸動。我整個夏天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是我所在領域的重要問題。我并沒有改變方向，”他說，“但我覺得這種思考很值得。”我回答：“謝謝你，大衛。”然后就走開了。幾個月后我注意到他被任命為部門主管。前幾天我注意到他已經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他成功了。而坐在那張桌子的其他人，我從未在科學界聽到他們的名字。他們無法拷問自己：“我所在領域里的重要問題是什么？”

如果你不研究重要的問題，你就不可能做出重要的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偉大的科學家會仔細思考他們領域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并始終思考如何去攻克它們。但我要提醒你，“重要問題”必須定義得很謹慎。我在貝爾實驗室的時期，物理學中三大難題在某種意義上從未被研究過。我所謂的重要，指的是保證能拿諾貝爾獎、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獎金的那種。我們沒有研究 (1) 時間旅行，(2) 瞬間傳送，(3) 反重力。這些并不是重要問題，因為我們無從下手。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結果，而在于你是否有合理的研究切入點。這才是使問題重要的原因。當我說大多數科學家沒有研究重要問題時，我就是這個意思。就我觀察，普通科學家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他們自己也認為不重要的問題上，而且他們也不相信這些問題會引向重要的問題。

我之前說過要播種橡子才能長成橡樹。你不可能總是準確知道該種在哪里，但你可以在可能有作為的地方保持活躍。即使你認為偉大的科學是運氣，你也可以站在電閃雷鳴的山頂，而不是躲在安全的山谷里。但普通科學家幾乎總是做常規、安全的工作，因此他們幾乎沒有什么產出。就是這樣簡單。如果你想做出色的工作，顯然你必須專注于重要的工作和問題，你應該有這個概念。

在約翰·圖基和其他人的鼓勵下，我最終設立了我稱之為“偉大思想時間”的制度。每到周五的午餐時間，我專門討論偉大的思想。所謂偉大的思想，指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計算機在整個 AT&T 中將扮演什么角色？計算機將如何改變科學？

我當時提出一個觀察：十個實驗里有九個在實驗室完成，一個在計算機上完成。我曾對副總裁們說，這個比例會反過來，也就是十個實驗里有九個在計算機上完成，一個在實驗室完成。他們覺得我是個瘋狂的數學家，沒有現實感。我知道他們錯了，事實證明他們錯了，而我對了。他們還在建實驗室，但已經不需要了。我之所以看到計算機正在改變科學，是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計算機會對科學產生什么影響，從中我又能做什么？”我問自己，“它將如何改變貝爾實驗室？”我曾在同一個演講中還說過，在我離開之前，貝爾實驗室超過一半的人將頻繁使用計算機。如今你們都有終端了。我認真思考了我的領域將走向何方，機會在哪里，哪些是重要的事情。我得去那個方向，這樣我才有機會做出重要的工作。

大多數偉大科學家都知道許多重要問題。他們手里有十到二十個重要問題，等待找到突破口。當他們看到一個新想法出現時，你會聽到他們說，“它與那個問題有關。”他們會放下其他事情，全力追逐它。現在我可以給你們講一個“悲慘的故事”，這是別人告訴我的，我不保證其真實性。我在機場和一個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朋友聊天，談到裂變實驗在歐洲完成是幸運的，因為這讓我們在美國開始研究原子彈。他說：“不，其實在伯克利我們已經收集了一堆數據，但我們沒來得及處理，因為我們在建造更多設備。如果我們當時處理了那些數據，我們就會發現裂變。”他們已經遇到了機會，卻沒有緊追不放。結果他們成了第二名！

偉大的科學家在機會出現時會立刻行動，緊追不舍。他們放下其他事情，專注于新的想法，因為他們早已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思考。他們的頭腦已經準備好，所以他們看到了機會就立即撲了上去。當然，很多時候結果并不成功，但你不需要成功很多次就能做出偉大的科學。這其實挺容易的。一個主要的訣竅就是——要活得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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