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今天的中國經濟，讓我想起1930年代的美國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半導體、人工智能、機器人、高端制造、生物醫藥等領域不斷取得突破，中國企業在許多行業已經進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居民消費意愿不足，企業投資信心偏弱，價格水平長期低迷，GDP平減指數連續數年處于負增長區間。

怎么理解這種現象？按照許多人的直覺，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創新突破似乎應該自動帶來經濟繁榮；而經濟增長放緩、企業低價競爭、盈利下降，則往往被理解為產業缺乏競爭力或者創新能力不足的結果。

但經濟史上的一些重要案例表明，這個直覺并不正確。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分化局面，讓我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

01

技術進步與經濟蕭條可以同時存在

提起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大蕭條。1929—1933年，美國經歷了現代經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崩潰之一：實際GDP大幅下降，失業率達25%，數千家銀行倒閉，物價持續下跌，大量家庭失去工作和積蓄。即使到1940年，美國的失業率仍接近15%。對于親歷者而言，大蕭條無疑是一場經濟災難。

但如果因此把美國的20世紀30年代理解為一個技術停滯、生產率倒退的時代，則會忽略這段歷史的另一面。

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菲爾德（Alexander Field）在其名著《大跨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與美國經濟增長》（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并非一個創新停滯的時代，反而是一個技術進步很快的時代。在那個十年，美國電力網絡繼續擴張，公路建設快速推進，卡車運輸逐漸改變物流體系，航空工業取得重要突破。與此同時，化學工業快速發展，尼龍等新型合成材料開始問世，塑料和人造纖維逐漸進入商業應用。汽車、家電等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技術持續進步，流水線生產和大規模標準化制造進一步普及，企業在生產組織、庫存管理和供應鏈協調方面也取得顯著改進。

菲爾德教授甚至認為，從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角度看，20世紀3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技術進步最快的時期之一。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美國，即使失業率長期維持在雙位數水平，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并沒有停止，技術進步與經濟蕭條可以同時存在。

今天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美國1929年的股市崩盤本身并不足以導致后來那樣嚴重的大蕭條。真正使普通衰退演變為現代經濟史上最嚴重經濟災難的，是隨后幾年一系列政策失誤。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未能及時阻止銀行體系崩潰和貨幣供給收縮，通貨緊縮不斷加劇。財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雖然增加了公共工程支出，但當時聯邦政府規模本來就很小，而州和地方政府又受到平衡預算規則約束，難以進行大規模逆周期擴張。在私人消費和投資急劇萎縮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遠不足以填補需求缺口，結果經濟持續下滑，最終演變成大蕭條。

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美國開始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美國擺脫了嚴格金本位制度的約束。羅斯福政府提高黃金價格、擴大貨幣供給，并逐步扭轉持續數年的通縮預期。在財政政策方面，羅斯福推出了著名的新政。政府修建公路、橋梁、水壩和電力設施，組織大規模公共工程項目，并通過各種就業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

這些政策頗有效果。1933年以后，美國經濟停止了此前自由落體式的崩潰，恢復了增長。但復蘇式增長和經濟恢復正常并不是一回事。此前的崩潰實在太深，以至于即使經濟有所恢復，也不足以填補已經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到1937年，美國失業率仍然高達14%左右。到1940年，美國經濟雖然比1933年大為改善，但失業率依然高企，大量勞動力和生產能力仍然處于閑置狀態。美國經濟的完全復蘇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

從今天的角度看，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財政刺激力度其實遠沒有公眾印象中那么大。當時美國失業率達20%，經濟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而聯邦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常只有幾個百分點。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美國相比，或者與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歐美國家實施的大規模財政擴張相比，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刺激規模其實相當有限，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力度不足以完全彌補私人部門需求崩潰所造成的缺口，所以總需求恢復始終不夠充分。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始終擔心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當經濟剛剛出現改善時，政策便開始轉向。1937年，美國政府削減財政支出，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結果經濟再次陷入衰退。今天許多經濟史學家把1937年視為“過早退出刺激”的經典案例。

02

不充分的刺激與漫長的停滯

類似的故事后來又發生在日本。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企業和家庭開始長期去杠桿，消費和投資需求持續疲弱，經濟問題逐漸從資產泡沫演變為長期需求不足。

與許多人想象的不同，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日本在汽車、機器人、精密制造、材料科學和消費電子等許多領域仍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索尼、松下、佳能、豐田等企業依然是全球行業標桿。

日本許多著名消費電子企業競爭力的明顯下滑，主要發生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以后，而不是20世紀9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間。換句話說，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開始，早于這些企業競爭力的大規模衰退。也就是說，日本經濟停滯并不是因為這些企業失去了技術優勢。事實上，在日本經濟已經低迷十多年之后，部分企業才逐漸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失去了領先地位。

這期間，日本政府并非沒有采取刺激政策。相反，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10年，日本先后推出了多輪財政刺激計劃，日本央行也不斷降息，最終進入零利率時代，但日本經濟仍然經歷了長期停滯。

許多研究日本經濟的學者認為，日本的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力度不夠大、持續時間不夠長，而且經常在經濟剛剛出現改善跡象時便開始擔心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問題，從而過早退出刺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等學者都曾指出，日本長期需求不足和通縮壓力的持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觀政策擴張力度不足。1997年提高消費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時日本經濟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恢復跡象，但消費稅上調和財政收縮很快導致需求再次走弱，疊加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重新陷入衰退。

長期下來，日本政府債務不斷累積，利率降至接近零，但總需求始終沒有完全恢復到位。在金本位時代，通縮可以理解。但在現代主權貨幣體系下，一個擁有發債能力和貨幣發行能力的國家長期陷入通縮，是不可思議的。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與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當然并不相同。美國經歷的是劇烈崩潰之后的不充分復蘇，日本經歷的是長達三十年的緩慢停滯。但兩者有一個共同特點：先進產業仍然在發展，技術進步仍然在發生，而總需求卻長期不足，經濟增長長期低于其潛在水平，大量資源無法得到充分利用。

03

今天中國面臨的相似挑戰

今天的中國與這兩個歷史案例存在某種值得重視的相似性。

今天的中國經濟當然不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也不是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國家之間的制度、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也很不一樣。我這里所比較的，并不是三個國家在三個歷史時期整體經濟表現的相似性，而是它們在這些不同時期所呈現出的一種相似的經濟狀態，即技術創新依然活躍，但總需求卻持續疲弱。

近年來，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中國企業在部分行業已經進入全球第一梯隊，甚至開始成為全球技術前沿的重要參與者。無論從研發投入、專利數量、工程師規模還是產業鏈完整性來看，中國都已經是一個創新能力很強的超級經濟體。

與此同時，中國的消費和投資增長緩慢，價格水平持續低迷。中國的出口表現則相對強勁，說明供給側仍有很強競爭力；但在消費和投資疲軟的背景下，它也反襯出內需不足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這兩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先進產業的發展并不會自動解決宏觀需求不足的問題。先進產業的成功容易讓人產生樂觀情緒，但它們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畢竟有限。即使我國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繼續高速發展，它們仍然難以填補房地產調整、居民消費偏弱以及企業投資不足所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

因此，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為高科技產業的亮眼表現而低估宏觀需求不足的嚴重性。

當前，我國經濟政策的討論較多集中在產業升級和科技攻關等議題上，這對于提高長期增長潛力固然重要。但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主要影響的是供給能力，并不會自動創造宏觀需求。如果家庭擔心收入增長前景，企業缺乏盈利預期，房地產價格持續調整導致家庭財富進一步下降，那么整個經濟仍然會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

對于需求不足的問題，真正有效的仍然是宏觀面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中國當前財政赤字率與正常年份相比并不算低，地方債務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一些人因此擔心進一步擴大財政刺激會帶來債務風險。這種擔憂并非毫無道理，但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在經濟增長明顯承壓、價格持續低迷的環境下，更大的風險往往來自宏觀政策力度不足。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如此，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

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企業會推遲投資，居民會減少消費，價格下行會進一步強化這種行為。經濟主體的預期一旦轉弱，需求不足便可能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隨著時間推移，政策需要付出的代價反而會越來越高。及時、大力度地扭轉需求不足和價格下行趨勢，往往比長期、小力度、斷斷續續地刺激經濟更加有效。

04

提振總需求，關鍵在規模和力度

在總需求不足成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主要約束的情況下，政策的重點應當更多地放在擴大需求上，而不是僅僅增加供給。具體而言，無論是發放大規模、無使用限制的消費券，更大力度地提高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水平，清理和置換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債務以恢復地方財政能力，還是通過收購部分存量住房轉化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其共同目標都應當是增加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修復企業盈利預期，并阻止需求不足與價格下行之間的相互強化。

當然，具體政策工具可以討論，實施方式也可以優化，但關鍵不在于選擇哪一種工具，而在于政策的力度和規模必須足夠大、推出必須足夠快、持續時間必須足夠長。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的重要教訓就在于，當需求缺口很大時，小規模、漸進式、斷斷續續的刺激往往難以改變經濟運行的方向。當私人部門需求不足、地方財政乏力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必須足夠大、足夠快、足夠持續，才能使經濟重新回到正常增長軌道。否則，即使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升級，一個經濟體仍然可能長期低于其應有的增長水平。

總之，我們不能把高科技產業的亮眼表現誤認為整體經濟的改善，或者把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視為解決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先進產業的發展令人鼓舞，但它們無法替代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面對需求不足和價格低迷，更大力度的財政政策以及與其相匹配的貨幣政策不僅必要，而且需要盡早實施。在經濟下行階段，行動過慢、力度過小的代價，往往遠遠高于行動快、力度大的代價。

這或許正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留給今天中國最重要的歷史啟示。

教授簡介

朱天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桑坦德經濟學教席教授、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他于2005年加入中歐，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十年。過去十多年來，朱教授專注于從全球比較的角度研究中國經濟，著有《中國增長之謎》、《中國式增長》和《趕超的邏輯：文化、制度與中國的崛起》，并常在各類傳媒及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

本文以《科技產業如此亮眼，為什么我們仍需關注內需不足？》的標題發表于《觀察者網》。

封面圖片由剪映AI生成，文中創意圖片已獲視覺中國授權。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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