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掉“藏地電影新浪潮”的標簽后，他才真正看懂故鄉|專訪導演久美成列

（圖/久美成列）

久美成列想記錄那些活生生的、在高原上奔走的個體。他的創作母題是：漂泊與回歸、身份認同，以及一個年輕人在他生長的那片土地上，如何找尋自己的敘述方式。

?記者 | L

?編輯 | Felicia

在藏地，名字向來不是隨便起的。一般情況下，其往往來自佛教經典，孩子出生時，家人會請熟識的活佛進行占卜，盡力尋找生辰的特別意義。“我感覺，名字里蘊藏著指引人生的能量。”

講話者是導演久美成列。他在話筒那邊講話，聲音不大，語調平靜。他從童年講起，一點點勾勒出走過的人生軌跡。那個12歲離開青海來到北京漂泊的孩子，如今已站在“藏地電影新浪潮”導演行列之中。

而從他的講述中也能聽出，藏地于他，不再是遙遠的想象和固守的家園，他與故鄉正處在一種持續變化、不斷被重新理解的關系之中。

（圖/ 久美成列 ）

啟蒙，都來自痛苦

10歲那年的夏天，久美成列第一次遠走，目的地是北京。抵達那日，溫度很高，天氣不好，霧霾嚴重。他坐在車內，向外看去，感覺路邊的房子有些老，設計也不太新潮，街道的氣質似乎“還沒有西寧年輕，不是我想象中大城市的樣子”。路邊，有許多騎電動車和自行車的人與他擦肩而過，他感到些許“擁擠，疲憊和不怎么快樂”。

在那兩年之后，這種感受得到延續。彼時，久美成列離開青海，正式到北京上學。隨著不適感逐漸加深，他開始懷念家鄉輕松愉快的氛圍。好在，慢慢地，一些細小的東西，讓這座龐大的城市變得不太一樣。

或許是因為同學對他藏族人的身份感到好奇，總愿意和他聊一聊，他也時常請同學到家里，慶祝生日，交流感情。這些社交，使得他的生活在灰蒙蒙的城市中生出亮色。不過，在收獲溫暖的時刻之外，一種難以言說的迷惘也悄然襲來。

他的茫然感與他的父親不無關聯。他的父親是萬瑪才旦，那個被公認為“藏地電影新浪潮”開創者的導演。從小到大，久美成列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在對他講同一句話：“你一定要成為你父親那樣的人。”深受激勵之余，他陷入另一種情緒之中。“即便在我感覺自己有一些優點的時候，我也覺得它們不值一提，因此會產生很多自我懷疑和對自己的不滿。”

他沒有和他人分享過那些心緒，只記得，每次從電影學院回來，父親總是拎著兩個大的紅色塑料袋，里面裝的全是碟片，有動畫片、奇幻電影、香港類型片等，那些成了他的電影啟蒙。至于父親的作品《靜靜的嘛呢石》《老狗》等，在年歲尚小的久美成列看來，“晦澀難懂”。

比起電影，久美成列更愛繪畫，坐在畫布前，他得以短暫地與迷茫作別。后來因偶然的契機，他看到英格瑪·伯格曼的《秋日奏鳴曲》。電影剖析的是女兒與鋼琴家母親之間的關系。當中那些深刻的主題，被導演用電影的語言完成了呈現，“臺詞是高級的，畫面是有意味的，看到那部片子時，我開始慢慢明白電影的語言、嚴肅性以及電影和人的聯系”。

（圖/ 《秋日奏鳴曲》 ）

自此，他愛上電影，不因父親的光環，全然來自他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以及那些他深夜獨自面對的困惑。他這樣總結：“我覺得生命各個階段的啟蒙，其實都來自痛苦。”

去標簽化，思考和群體之間的關系

16歲那年，父親突然找到久美成列，拋出一句話：“念完高一就別念了。”父親接著告訴他，果洛有一間學校，叫吉美堅贊民族職業學校，想讓他去那里學藏文，和藏族的師生們共同生活。久美成列的第一反應是不情愿。但父親告訴他，如果不去，以后可能就沒有什么機會了。因為“大學一畢業，整個人的生活節奏會完全不一樣，要考慮的事情更多”。他想了想，最終決定前往，也正是那次機緣，讓他得以回歸藏區。

學校在果洛，屬于福利學校，由兩位僧人一手創辦，學生大多來自牧區，一年只消交兩三百元的伙食費和書本費，就能從字母拼音學到“大小五明”，學習從文學到數學、英語、計算機等知識。

讓久美成列最意外的，是人與人之間那種近乎神圣般的尊重。“當你走在街上，如果看到30米甚至50米之外有老師朝你走來，你要停下腳步，站在路邊，恭恭敬敬地等著老師，然后向他鞠躬，等他慢慢走過。”

他能斷定那是發自真心的，因為他不止一次見過類似的行為。有一次，他參加畢業班的結業典禮。全校師生坐在大會堂的臺階上，學生們幾乎都在哭，老師們為他們送畢業證書，獻上哈達，哭聲越來越重，整個會堂都被某種情緒籠罩——“是感動”。后來，他弄清楚了這一情感的來源：“對那些從牧區來的孩子來說，這些老師是改變他們命運的人，所以孩子們才會格外動容。”

一年轉瞬即逝，離開學校的那晚，他和同學道別，之后回到宿舍收拾行李。他回頭時，驀然發現，全班同學再次出現在他的宿舍門口，站成長長的一排，每人手里還都拿著禮物。其中有個孩子，年歲很小，大概在上三年級，那個孩子贈予他禮物的同時，眼中滿是真摯，說：“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久美成列難以抑止地開始哭泣，出了宿舍門，坐上車，直到車子駛離校園，眼淚還在臉上。那一年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更準確地說，是令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和藏區的土地之間，有一種他此前從未正視過的聯結。

他這樣描述那種變化：“以前在北京，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游離在外部的個體，去了藏區學校再回來，好像有了一種被接納的感覺。現在，我更加認識到，自我的完整性是最重要的，不需要給自己下各種各樣標簽化的定義，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去思考自己和群體之間的關系。”

松弛感，讓電影產生更多可能性

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后，久美成列迎來了另一個重要的人生節點。大一那年，老師布置的作業是拍一部紀錄片。恰巧，他放假時去了拉華加導演的《旺扎的雨靴》劇組。在那里，他看到了父親的很多合作伙伴，譬如優秀的藏族演員金巴、執行導演達杰丁增。

他幾乎是本能地舉起了鏡頭。他先對準金巴。他很好奇，一名演員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在劇組里又有何不同？可是在拍完金巴后，他的沖動蔓延開來，想拍下劇組里的其他人，比如那些藏族人在遇到電影之外的事情時，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生活狀態。

他順利拍完，又很快剪完這部短片，拿給家人看時，父親為他想了紀錄片的名字，“要不就叫《他們在高原拍電影》”。母親當時也在場，三個人一致認為，“名字太好了”。這成了久美成列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并非什么大制作，只是一名學生舉起鏡頭，去審視他從小熟悉的那群人。

（圖/ 《他們在高原拍電影》海報 ）

久美成列說，短片意外長出了應有的結構。它形成四個章節，每個章節的命名，均來自被采訪者自己說的話。話在每一個章節里被放大，意義就隨之不同。“我確實沒有想到，能在一個小體量的、只是紀錄片作業的情況下，創造一些不同層次的討論。”

做完這部短片，他又暗暗想：“我一定要拍長的紀錄片，嚴肅認真地去采訪那些藏族電影人。”盡管這個愿望至今尚未實現，可那段經歷讓他意識到，他該記錄的，不該是獵奇的藏地奇觀，而是那些活生生的、在高原上奔走的個體。如今回溯，當年的學生作業里已經隱約埋下了他現在所關注的創作母題：漂泊與回歸、身份認同，以及一個年輕人在他生長的那片土地上，如何找尋自己的敘述方式。

在正式執導長片之前，久美成列在父親所在的劇組里做了許多不同的工種。《旺扎的雨靴》中，他是場記；到了《氣球》劇組，他做攝影助理。他知道，父親在有意識地培養他，讓他從不同的角度理解電影制作。

學技術之外，他在父親身上感受到了許多“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東西”，比如松弛感。“當你具備這點的時候，整個劇組的人對現場和對故事的感受就會變得更加親切，你所呈現出來的東西，也會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可久美成列明白，父親看似松弛，實則對細節的把控早就胸有成竹。他會在不經意間說出某些改動，而那來自長久的思考與生活的積淀。這個體悟是久美成列拍首部長片《一個和四個》時發現的。他不得不承認，當時的自己，“跟父親差得太多了”。

“共通的情感”

《一個和四個》的故事發生在一間冰天雪地的森林小屋里，幾人對峙，氣氛緊張，戲劇張力極強。劇本改編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讓的短篇小說。讀原著時，久美成列被深深吸引，其中的荒誕性、粗糲感和直接的對抗性，令他興奮。

（圖/ 《一個和四個》 ）

興奮是一回事，將興奮變成鏡頭語言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片場，他的緊繃感無處不在，那或許是他從小便背負的東西。再緊繃的狀態也會慢慢放松下來，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大家逐漸建立了信任。劇組的同事認可他拍的素材，也看到他與演員溝通，“雖然費勁，卻也有效果”。久美成列的總結言簡意賅：“全程下來，我發現我這人還挺能扛事兒的。”

《一個和四個》的結尾中，乍現了一只鹿。在藏地文化中，動物往往是宗教或神話的象征載體。但久美成列說，那只鹿和宗教關聯不大，“更多的是人對生命和自然的一種感受的體現”。馬、鹿本就是林場里經常出現的動物，所以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故事里。

（圖/ 《一個和四個》 ）

有趣的是，他后來再寫劇本，總有動物會莫名其妙地從腦海中冒出。“我感覺，我作為一個藏族人，對于人之外的生命會有感應，也有很深的情感羈絆。”而在電影中，“一旦置入藏區動物的意象，它的表達維度就可能會更高一層，想象空間會變得更多”。

到了第二部長片《藏地情書》，久美成列松弛不少。不過他坦言，最初看到劇本時，“沒有太大的興趣，愛情題材不是當時我想拍的”。但父親覺得，那是個好機會，希望他能進入更大的市場。

真正打動久美成列的，是父親新改出的一版劇本。他翻閱時注意到，新版本里添加了一條“亞洲大象遷徙”的線索。“我突然覺得，這個故事好像變得跟愛情沒有那么緊密相關了。反而，它記錄的是一些年輕人，一些對生活有向往的人，離開自己的困境，去追求內心的快樂和平靜的過程。”

這回，他沒再猶豫，進入劇組，行事風格也截然不同。“和演員溝通，我跟他們說個大概，講講調度，剩下的空間留給他們，我只做細微的調整。因為有了之前的拍攝經驗，我很明確地知道自己要些什么。”

（圖/ 《藏地情書》 ）

松弛會產生力量。有一場戲，他印象頗深，當日，他們在卡若拉冰川拍攝攀登珠峰的場景。冰川上全無人行道路，整個劇組只得扛著機器，反復上下。等到工作結束，天基本已經黑透，置身藏地的自然里，他打趣：“這才有了拍大片的感覺。”

這兩部長片，讓久美成列完成了從緊繃到松弛的過渡。在這一進程中，他對故鄉也有了深層的體認：“它會隨著知識體系的完善而產生改變。從前，我的關注點也許是宏觀的，比如人性和社會層面，現在，我開始更多關注自己的內心。”

當被問及自己與父親那一代導演的區別時，他回答得格外干脆：“拍前兩部電影時，我真的沒有想過我和前輩們有什么差別，更多的是沖動，是職業上的規劃和對機遇到來時的把握。”

現在，他有意識地思索這些問題。他有一部已經完成的劇本《成都小子》，主旨是成長在都市里的藏族年輕人的身份迷失，當中結合了藏語說唱；還有一個正在構思的關于女性賽馬的故事，那是他今年二月回青海調研時的新收獲。他了解到，藏區的女性賽馬者正在變多，放在以前，藏區的賽馬場上幾乎難以見到女性賽馬者的身影。

創作這些故事時，他并不擔心城市觀眾對藏地題材有理解隔閡。久美成列說，父親已經把解決這個問題的訣竅傳授給了他以及新一代的導演——“即使是講藏族人的生活，出發點也永遠是每一個人的感情，那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

（ 圖/ 久美成列 ）

從藏地到北京，又從北京到藏地，在漫長的、不斷折返的路上，久美成列從一個背負著父親光環的迷茫少年，漸漸長成找到自己聲音的導演。而那些表達的核心，也許早就鐫刻在他名字的寓意里：“久美，意思是‘無所畏懼’；成列，則代表‘多行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