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沐：新大眾文藝治理現代化的框架研究

新大眾文藝治理現代化的框架研究

西沐

數字技術與大眾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動中國文藝生態從傳統專業文藝主導的 “小眾精英” 格局，加速邁向全民參與、多元共生的 “新大眾文藝” 時代。新大眾文藝以數字技術為基底、以大眾參與為核心、以場景化傳播為特征，涵蓋網絡文藝、數字藝術、短視頻創作、沉浸式演藝、AIGC 生成內容等多元形態，既重塑了文藝的生產、傳播與消費邏輯，也對傳統文藝治理體系提出了全方位挑戰。治理作為保障新大眾文藝健康繁榮的核心支撐，其本質不是對文藝創新的約束，而是在技術迭代與價值多元的背景下，構建適配新形態的規則體系、協同機制與價值錨點，實現文藝活力釋放與人文精神共建的統一。本文從文藝治理的歷史脈絡出發，系統分析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現實態勢、核心原則、運行機制與實現路徑，并聚焦當前領域的關鍵前沿問題展開深度探討，為新大眾文藝的治理現代化提供理論框架與實踐方向。

一、文藝治理發展的歷史脈絡

文藝治理的形態演變始終與社會經濟體制、技術發展水平、文化生產方式深度綁定。中國文藝治理的發展歷程，本質上是治理主體從單一走向多元、治理方式從行政管控走向協同共治、治理目標從意識形態管控走向價值引領與生態培育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與中國社會治理整體的 “建設 — 管理 — 監管 — 治理 — 治理現代化” 脈絡高度契合，同時呈現出文藝領域的獨特屬性。

1. 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化治理階段（1949—1978）。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被納入國家整體建設體系，承擔意識形態宣傳、大眾美育與文化建構的功能，形成了以政府行政指令為核心的一元化治理格局。這一階段的治理主體高度集中，各級文化行政部門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手段以行政審批、計劃生產、單位制管理為主，文藝創作、傳播、消費的各個環節都處于統一規劃之下。文藝院團、出版社、影院等機構均為事業單位，創作資源按計劃分配，作品傳播依靠行政渠道推動，大眾更多是文藝的接受者而非參與者。這一階段的治理邏輯對應國家整體治理的 “建設階段”，核心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文藝體系，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文藝領域的指導地位。其優勢在于能夠集中力量推動文藝普及，構建統一的文化價值體系；但也存在治理方式剛性過強、文藝創作活力不足、大眾主體性缺失等局限，治理的核心是 “管” 而非 “治”，本質是行政體系對文藝領域的垂直管理。

1. 市場化轉型期的規范化治理階段（1978—2000）。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文藝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文藝產品的商品屬性得到認可，文化市場逐步發育壯大。這一階段的治理從單一行政管控轉向 “行政 + 法規 + 市場” 的復合模式，治理目標也從單純的意識形態管理，轉向兼顧規范市場秩序、激發創作活力與保障文化權益。在治理主體上，除文化行政部門外，工商、版權、公安等部門逐步參與市場監管，行業協會的自律作用開始顯現；在治理依據上，《著作權法》《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相繼出臺，文藝治理逐步走向法治化軌道；在治理對象上，民營文藝機構、個體創作者大量涌現，大眾文化消費需求持續釋放，通俗文藝、影視娛樂、藝術品市場等新業態快速發展。這一階段對應治理演進的 “管理階段” 與 “監管階段”，政府從直接辦文藝轉向管文藝，更多依靠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通過政策法規規范市場行為。但此時的治理仍以線下實體文藝業態為核心，面對快速擴張的文化市場，存在監管滯后、權責交叉、治理精細化不足等問題，且大眾的治理參與度仍然較低。

1. 互聯網初期的協同化治理探索階段（2000—2016）。

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催生了網絡文學、網游、網劇、短視頻等早期網絡文藝形態，文藝的生產傳播邊界被打破，用戶生成內容（UGC）開始崛起，大眾從文藝消費者向生產參與者轉變。傳統線下治理體系難以適配線上文藝的跨地域、強互動、快迭代特征，推動文藝治理進入協同化探索階段。這一階段的治理呈現三個顯著變化：一是平臺成為新的治理主體，互聯網平臺既是文藝內容的傳播載體，也承擔著內容審核、秩序維護的基礎責任，形成 “政府監管 + 平臺自治” 的雙層架構；二是治理重點從主體資質監管轉向內容生態治理，針對網絡低俗內容、侵權盜版、不良粉絲文化等問題開展專項治理；三是治理手段開始數字化轉型，依托內容審核系統、舉報投訴平臺等工具提升線上治理效率。對應治理演進的 “治理階段”，這一時期的文藝治理開始強調多元主體參與，注重發揮市場與平臺的作用，治理理念從 “管控” 向 “治理” 過渡。但整體來看，此時的治理仍以被動應對問題為主，缺乏適配網絡文藝生態的系統性制度設計，治理的碎片化、運動化特征較為明顯。

1. 數字智能時代的治理現代化階段（2016 年至今）。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VR/AR 等技術的深度應用，新大眾文藝形態全面爆發，AIGC 創作、數字藝術資產、沉浸式演藝、社交化文藝傳播等新業態重構了文藝生態的底層邏輯。文藝生產從專業主導轉向 “專業 + 大眾 + 智能” 多元共生，傳播從單向輸出轉向場景化社交傳播，消費從作品欣賞轉向體驗式參與，傳統治理體系的適配性面臨根本性挑戰。在此背景下，文藝治理加速向治理現代化轉型，對應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部署。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包括：治理目標從規范秩序轉向生態培育與價值共建，既守牢安全底線，也注重激發創新活力；治理架構從政府主導向 “政府 — 平臺 — 行業 — 公眾” 多元共治升級，治理共同體逐步形成；治理工具從人工審核轉向數智化治理，依托人工智能、大數據實現全流程精準治理；治理范圍從國內治理延伸至國際傳播治理，兼顧國內文藝生態健康與國際文化話語權建構。這一階段的文藝治理不再是對傳統治理體系的修補，而是面向數字智能時代的系統性重塑。其核心是在新大眾文藝的生態下，平衡技術創新與人文價值、活力釋放與風險防控、大眾參與與價值引領，構建兼具規范性、包容性與前瞻性的現代治理體系，這也是數字人文經濟治理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

二、新大眾文藝治理的態勢

新大眾文藝的崛起是數字經濟與文化消費升級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治理既依托于前期網絡文藝治理的實踐基礎，也面臨著技術迭代加速、業態邊界模糊、價值多元分化帶來的全新挑戰。準確把握治理的現狀、問題與趨勢，是構建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前提。

（一）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發展現狀

1、新大眾文藝的業態格局已全面形成。當前新大眾文藝已形成形態多元、主體廣泛、場景滲透的完整生態。從形態維度看，既包括網絡文學、網絡劇、網絡綜藝等成熟網絡文藝形態，也涵蓋短視頻創作、數字繪畫、虛擬偶像、沉浸式戲劇、數字藏品等新興形態，特別是生成式 AI 的普及，大幅降低了文藝創作門檻，推動 AIGC 文藝內容爆發式增長，實現了 “人人可創作” 的大眾文藝生產格局。從主體維度看，創作主體從專業文藝工作者擴展至普通大眾、MCN 機構、科技企業等多元主體，UGC、PUGC、AIGC 三種生產模式深度融合；傳播主體從傳統媒體轉向社交平臺、短視頻平臺、數字藝術平臺等新型載體，算法推薦成為核心傳播驅動力；消費主體覆蓋全年齡段，其中 Z 世代成為核心群體，文藝消費呈現個性化、社交化、體驗化特征。從場景維度看，新大眾文藝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打破了劇場、美術館等傳統文藝空間的限制，形成了線上線下融合的多場景生態。數字場景建構成為文藝傳播的核心載體，通過 “網絡環境化” 與 “環境網絡化” 的雙向迭代，文藝體驗從單向欣賞轉向沉浸式、互動式參與，這與數字人文經濟中 “場景多維化” 的發展邏輯高度一致。

2、分層分類的治理框架初步建立。經過多年實踐，我國已初步形成覆蓋法律法規、行政監管、平臺自治、行業自律的多層次治理框架。在法律法規層面，《網絡安全法》《著作權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基礎性法律相繼修訂出臺，《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數字藏品行業自律公約》等部門規章與行業規范陸續發布，為新大眾文藝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法治依據。在行政監管層面，形成了網信、文旅、廣電、版權等多部門協同的監管格局，針對網絡低俗內容、侵權盜版、飯圈亂象、數字藏品投機等突出問題開展專項治理，有效遏制了行業亂象。同時，監管方式逐步向常態化、精準化轉型，通過建立內容分級、主體信用、白名單等制度提升治理效能。在平臺自治層面，主流互聯網平臺普遍建立了內容審核、用戶舉報、算法優化、版權保護等內部治理體系，配備專業審核團隊與智能審核系統，承擔起內容生態治理的第一道防線。行業協會層面，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等組織持續發布自律規范，推動行業標準建設，行業自律的作用逐步顯現。

3、治理實踐取得階段性成效。經過持續治理，新大眾文藝領域的生態環境持續優化。一是低俗有害內容得到有效遏制，通過專項整治與常態化監管，色情暴力、虛假宣傳、封建迷信等不良內容的傳播空間大幅壓縮，內容合規水平顯著提升。二是版權保護力度持續加大，數字版權登記、鏈上存證、維權通道等基礎設施逐步完善，侵權盜版行為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強，創作者權益保障體系持續健全。三是主流價值引導成效顯現，主旋律、正能量內容的傳播力度持續加大，“主旋律 + 大眾傳播” 的融合創新不斷涌現，新大眾文藝的價值引領功能逐步強化。四是新業態治理探索穩步推進，針對數字藏品、AIGC 內容等新興領域，通過行業自律、試點規范等方式逐步明確發展邊界，抑制投機風險，為行業健康發展托底。

（二）新大眾文藝治理面臨的核心問題

盡管新大眾文藝治理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面對技術快速迭代、業態持續創新的生態格局，現有治理體系仍存在明顯的適配性短板與扭曲，諸多深層次矛盾逐步凸顯。

1. 治理規則的迭代滯后于業態創新。新大眾文藝的核心特征是技術驅動下的業態快速迭代，而治理規則的制定需要經過調研、論證、發布等周期，導致規則供給與業態創新之間存在 “時間差”，形成大量治理空白地帶。一方面，AIGC 創作、AI 換臉、生成式音頻等新興形態，在著作權歸屬、內容侵權認定、倫理邊界等方面缺乏明確法律界定，出現了 AI 抄襲、深度偽造侵權、生成內容質量失控等問題。另一方面，數字藝術資產、虛擬偶像運營等跨界業態，兼具文化屬性與金融屬性、科技屬性，現有治理規則多按單一領域制定，存在監管真空與監管重疊并存的問題，例如數字藏品的治理涉及文旅、金融、網信等多個部門，權責邊界模糊，容易出現 “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的困境。這種規則滯后本質上是治理制度與技術創新的適配性矛盾，傳統治理以 “線下實體、固定業態” 為基礎，而新大眾文藝具有虛擬化、跨界化、動態化特征，導致傳統規則難以直接套用，治理的前瞻性不足。
2. 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性不足。新大眾文藝的跨領域、跨平臺屬性，決定了治理需要多元主體協同，但當前各主體之間尚未形成高效聯動的治理合力。從政府層面看，多部門分業監管的格局與新大眾文藝的跨界融合特征存在結構性矛盾，部門之間存在權責交叉、信息壁壘，協同執法的成本較高，容易出現 “九龍治水” 的治理內耗。從平臺層面看，平臺的商業屬性與公共屬性存在內在張力，部分平臺出于流量與盈利考量，存在治理責任落實不到位、算法價值導向弱化、對違規內容 “軟抵制” 等問題；同時，不同平臺之間的治理標準不統一、數據不互通，違規主體跨平臺遷移的成本極低，削弱了整體治理效能。從社會層面看，公眾參與治理的渠道不夠暢通，舉報反饋機制的響應效率與透明度有待提升，公眾的治理主體性未得到充分激發；行業協會的權威性與約束力不足，自律規范多為倡議性質，缺乏有效的懲戒與約束機制，難以形成行業共識。
3. 技術治理的雙重困境凸顯。數智技術既是新大眾文藝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是治理的重要工具，但技術治理本身存在難以回避的雙重困境。其一，算法推薦的價值偏差問題。算法以用戶偏好為核心的分發邏輯，容易形成 “信息繭房”，加劇審美固化與價值分化，甚至助推低俗內容的傳播；同時算法的 “黑箱” 屬性導致價值干預難度大，主流價值難以有效嵌入算法分發環節，出現 “算法綁架內容” 的傾向。其二，智能審核的人文性缺失。當前內容治理大量依賴 AI 審核，但技術審核只能識別顯性違規內容，難以判斷內容的審美價值、思想內涵與隱性價值導向，容易出現 “一刀切” 的誤判，誤傷優質創作；同時，面對不斷變異的違規內容形式，技術審核始終處于被動追趕狀態，治理的精準度不足。其三，數據治理的權益沖突。新大眾文藝的生產傳播高度依賴用戶數據，創作數據、行為數據、消費數據的權屬界定模糊，既存在用戶隱私泄露的風險，也存在平臺利用數據優勢擠壓創作者權益的問題，數據權益分配失衡成為治理的深層隱患。
4. 文藝價值建構與人文精神弱化。新大眾文藝的大眾性與商業性，推動了文藝的普及與繁榮，但也帶來了價值消解與人文精神弱化的問題，對治理的價值引領能力提出挑戰。一是泛娛樂化傾向凸顯，部分內容片面追求流量與經濟效益，以感官刺激替代審美價值，以快餐式消費消解深度思考，導致文藝的精神內涵與人文厚度不足。二是審美異化現象蔓延，流量邏輯下的 “審丑”“獵奇” 內容屢禁不止，畸形審美、低俗炒作誤導大眾審美認知，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價值觀與審美養成造成負面影響。三是優質內容供給與大眾需求錯配，一方面海量低質內容過剩，另一方面兼具思想性、藝術性與大眾性的精品內容供給不足，文藝的價值引領功能未能充分釋放。這一問題的本質是治理中 “管得住” 與 “育得好” 的失衡，現有治理更多聚焦于負面內容管控，對優質內容的扶持培育、對大眾審美的引導賦能不足，治理的價值建構功能有待強化。
5. 版權治理體系難以適配。數字生態版權是文藝創作的核心激勵機制，但新大眾文藝的數字化、社交化、生成式特征，對傳統版權體系形成全面沖擊。其一，數字內容的零成本復制與裂變式傳播，使得侵權行為更加隱蔽、擴散更快、維權成本更高，傳統版權維權的 “周期長、舉證難、賠償低” 問題在數字領域更加突出。其二，創作模式的多元化導致權屬界定模糊。UGC 二次創作、AIGC 輔助創作、多人協同創作等模式下，版權歸屬、使用邊界難以清晰劃分，特別是同人創作、剪輯二創等大眾文藝形式，長期處于版權灰色地帶，既抑制了創作活力，也帶來了侵權風險。其三，數字藝術資產的流轉治理缺位。基于 NFT 機制的數字藝術資產，其權屬確認、二次交易、權益對應等問題缺乏明確規則，部分平臺借數字藏品之名進行投機炒作、金融化運作，既損害消費者權益，也擾亂了文藝資產的價值發現邏輯，這與數字人文經濟中數字資產治理的痛點高度一致。

（三）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發展趨勢

1. 治理形態：從事后處置向全生命周期治理延伸。傳統文藝治理以事后監管、專項整治為主要方式，屬于 “問題導向” 的被動應對。隨著數智技術的應用，治理正在向文藝創作、生產、傳播、消費、衍生的全生命周期延伸，形成 “前置引導 — 過程管控 — 事后處置 — 反饋優化” 的閉環治理。在前置環節，通過創作規范指引、優質內容扶持、算法價值預設等方式，從源頭降低風險；在過程環節，依托實時監測、動態預警、快速處置機制，及時干預不良內容傳播；在事后環節，完善懲戒、追溯與復盤機制，并將治理數據反饋至前端，持續優化治理策略。全生命周期治理能夠大幅提升治理的主動性與精準性，實現 “防患于未然” 的治理效果。
2. 治理主體：從單一主導向多元協同共治升級。新大眾文藝的復雜性決定了單一主體無法實現有效治理，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是必然趨勢。未來的治理格局將進一步強化政府的統籌監管與公共服務職能，壓實平臺的主體責任，激發行業組織的自律協調作用，暢通公眾參與治理的渠道，形成 “政府主導、平臺主責、行業自律、公眾參與” 的治理共同體。各主體將從分散治理轉向分工協作，通過數據共享、規則銜接、聯動執法等方式形成治理合力，實現治理效能的整體提升。這一趨勢與數字人文治理中 “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理念一脈相承，核心是構建權責清晰、協同高效的多元治理架構。
3. 治理工具：從人力驅動向數智化精準治理轉型。數智技術既是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核心工具。未來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將持續提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將深度嵌入治理全流程：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內容風險的精準識別與趨勢預判，通過人工智能優化內容審核的效率與精準度，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版權存證與溯源，通過數字孿生模擬治理政策的實施效果。數智化治理不是對人工治理的替代，而是二者的深度融合，用技術提升治理效率，用人的價值判斷校準技術偏差，實現技術效能與人文理性的平衡。
4. 治理邏輯：從內容管控向生態培育與價值共建深化。治理的終極目標不是 “管住” 文藝，而是推動文藝的健康繁榮與人文精神的共建。未來新大眾文藝治理將逐步超越 “負面清單” 式的管控邏輯，轉向生態培育與價值建構的深層目標。一方面，通過完善激勵機制、優化創作生態、培育消費市場，為優質文藝內容提供成長土壤；另一方面，將人文精神、主流價值深度融入治理規則、算法邏輯與平臺生態，推動新大眾文藝成為傳承文化、凝聚共識、培育審美的重要載體。治理的最終指向，是實現新大眾文藝 “量的增長” 向 “質的提升” 轉變，在大眾參與的基礎上共建新時代的人文精神。

三、新大眾文藝治理的基本原則

新大眾文藝治理是一項兼具政治性、文化性、技術性與社會性的系統工程，必須遵循符合文藝發展規律、適配數字技術特征、契合中國治理邏輯的基本原則，確保治理既守住底線，又激發活力；既規范秩序，又推動創新。

1. 堅持人民中心與價值引領相統一。

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新大眾文藝治理的核心原則。新大眾文藝的本質是大眾的文藝，治理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障大眾的文化參與權、表達權與消費權，鼓勵貼近人民生活、反映大眾心聲的文藝創作，反對脫離大眾、脫離生活的懸浮化創作。同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強化價值引領，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治理不是簡單迎合大眾偏好，而是要在尊重大眾審美需求的基礎上，引導大眾審美提升，傳遞正向價值觀念，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警惕 “流量至上”“娛樂至死” 的價值偏差，避免新大眾文藝淪為資本逐利的工具，確保文藝發展始終服務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1. 堅持法治規范與包容創新相平衡。

法治是治理的根本遵循，新大眾文藝治理必須在法治框架內推進。要堅持依法治文，完善數字文藝領域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各類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行為邊界，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化解治理矛盾、規范市場秩序、保障合法權益，確保治理的權威性、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同時，新大眾文藝是處于快速發展中的新興業態，創新是其核心生命力。治理必須秉持包容審慎的態度，為新業態、新模式、新形態預留發展空間，不能用傳統規則簡單束縛創新。對處于萌芽期的文藝形態，要設置 “觀察期” 與 “試點機制”，鼓勵探索、允許試錯，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要準確區分創新探索與違法違規的邊界，堅決打擊違法違規行為，同時保護合法創新的積極性，實現規范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1. 堅持技術賦能與人文守正相結合。

數字技術是新大眾文藝發展的底層動力，也是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治理必須主動擁抱技術變革，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手段，提升治理的精準性、高效性與智能化水平，破解傳統治理面對海量內容、跨域傳播時的效能瓶頸。但技術治理不能脫離人文導向，必須堅持人文守正的核心立場。技術是工具，不是目的，治理的最終指向是人的精神發展與價值實現。要警惕技術異化，防止算法主導文藝審美、技術消解人文價值；要以人文精神校準技術方向，將價值理性嵌入技術邏輯，確保技術始終服務于文藝的人文屬性。在技術治理中，既要發揮技術的效率優勢，也要保留人的價值判斷與最終裁量權，實現技術工具理性與人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

1. 堅持多元協同與權責明晰相協調。

新大眾文藝的跨界融合屬性，決定了治理必須走多元協同的道路。要打破單一主體治理的局限，推動政府、平臺、行業組織、創作者、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構建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的共治格局。要打通部門壁壘、平臺壁壘與行業壁壘，促進治理資源共享、治理標準銜接、治理行動聯動，形成治理合力。多元協同不等于權責模糊，必須以清晰的權責劃分作為基礎。要明確政府的監管責任、統籌責任與公共服務責任，平臺的內容管理責任、算法治理責任與用戶權益保障責任，行業組織的自律規范責任與協調服務責任，創作者的創作主體責任與合規義務，公眾的監督責任與文明參與義務。各主體在權責清晰的基礎上協同聯動，既避免責任缺位，也防止責任轉嫁，實現多元治理的有序高效運行。

1. 堅持系統治理與分類施策相兼顧。

新大眾文藝是一個有機生態系統，治理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從生態整體出發統籌謀劃，兼顧創作、傳播、消費、衍生各環節，平衡價值導向、市場秩序、創新活力、權益保護多重目標，避免碎片化治理、頭痛醫頭的短期行為。要推動治理與產業發展、公共服務、文化傳承深度融合，實現治理效能與行業發展的雙向促進。同時，新大眾文藝內部形態多樣、差異顯著，不同文藝形態的屬性特征、風險點、發展規律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套標準簡單套用。要堅持分類施策，針對網絡文學、短視頻、數字藝術、沉浸式演藝、AIGC 內容等不同業態，制定差異化的治理規則與監管強度，做到精準施策、因地制宜。對意識形態屬性強的領域強化價值引領，對金融屬性突出的領域嚴控風險底線，對大眾創作類領域兼顧活力與規范，提升治理的適配性與科學性。

四、新大眾文藝治理的運行機制

構建系統完備、運行高效的治理機制，是新大眾文藝治理落地實施的核心支撐。借鑒數字人文經濟治理的機制框架，結合新大眾文藝的領域特征，新大眾文藝治理應構建七大運行機制，形成閉環管理、協同聯動的治理體系。

1. 運營監管機制。

運營監管機制是新大眾文藝治理的核心機制，承擔著規范日常運營、維護市場秩序的基礎功能，其核心是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第一，建立文藝領域征信體系。將創作者、MCN 機構、平臺企業、運營主體等全部納入信用管理范圍，記錄其合規經營、內容質量、版權信用、用戶投訴等信息，建立信用檔案與信用評級制度。實施信用分級分類監管，對信用良好的主體給予扶持激勵與監管豁免，對失信主體采取限制準入、聯合懲戒、重點監管等措施，形成 “守信激勵、失信懲戒” 的約束機制。第二，完善分級分類監管制度。根據文藝形態的意識形態屬性、受眾規模、風險等級進行分類，對新聞資訊類、未成年人相關類、公共文化類等高風險領域實施嚴格監管，對大眾娛樂類、生活藝術類等低風險領域簡化監管流程；根據主體規模、信用等級實施分級監管，聚焦頭部平臺與重點主體，對小微主體與普通創作者以引導規范為主，提升監管資源的配置效率。第三，健全市場退出機制。明確內容下架、賬號封禁、主體停業、市場禁入等不同層級的退出標準與程序，對嚴重違規、屢教不改的主體堅決清出市場，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凈化機制。同時建立退出主體的跨平臺聯動機制，實現 “一處違規、全域受限”，提升監管的威懾力。

1. 評估提升機制。

評估提升機制是保障治理質量、推動持續優化的關鍵機制，通過科學評估實現治理的閉環迭代與質量升級。第一，構建文藝質量評估指標體系。突破 “唯流量論” 的評價邏輯，建立涵蓋思想價值、藝術水準、大眾口碑、社會效益、傳播效能等多維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將價值導向、審美品位、文化內涵、創新程度納入評估核心指標，弱化單純播放量、點贊量的權重，引導創作從 “流量導向” 轉向 “質量導向”。針對不同文藝形態制定差異化評估標準，實現質量評估的精準化。第二，建立治理效能評估反饋機制。定期對治理政策的實施效果、監管執法的社會影響、平臺治理的落實情況進行評估，重點評估治理的合規性、精準性、效率性與社會接受度。建立多元評估主體機制，引入第三方機構、專家學者、公眾代表參與評估，避免治理的自我循環。暢通評估反饋渠道，將評估結果及時轉化為政策優化、監管調整的依據，實現治理的持續迭代升級。第三，完善優質內容激勵機制。將質量評估結果與扶持資源掛鉤，對優質文藝作品與創作主體給予政策扶持、流量傾斜、資金獎勵、榮譽表彰，建立正向激勵的引導機制。推動優質內容的傳播推廣，通過首頁推薦、專題展映、獎項評選等方式，擴大優質作品的影響力，形成 “精品出圈、劣品淘汰” 的市場導向。

1. 發展導向機制。

發展導向機制是發揮治理引領作用、錨定行業發展方向的重要機制，通過戰略、政策、監管的協同引導，推動新大眾文藝向正確方向發展。第一，文化戰略導向。圍繞文化強國建設的總體目標，明確新大眾文藝的發展定位與戰略方向，引導行業服務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服務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服務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滿足。將新大眾文藝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明確中長期發展目標與重點任務，強化戰略引領作用。第二，政策法規導向。通過產業扶持政策、財稅激勵政策、人才培育政策等，引導資源向優質創作、科技創新、公共服務等領域傾斜，鼓勵行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通過法律法規與監管規則，劃定發展底線與行為邊界，引導行業在合規框架內創新。政策導向要堅持穩定性與靈活性統一，既保持長期預期，也根據行業發展動態調整優化。第三，監管導向導向。監管不僅是約束，也是引導。通過監管重點的調整、監管尺度的把握、典型案例的處置，向行業傳遞清晰的政策信號，引導行業預期。對鼓勵發展的領域采取包容監管，對需要規范的領域強化重點監管，通過監管的 “指揮棒” 作用，推動行業結構優化與模式升級。

1. 風險管控機制。

風險管控機制是防范化解新大眾文藝領域各類風險的底線機制，核心是構建全鏈條、閉環式的風險防控體系。第一，建立風險識別預警體系。梳理新大眾文藝領域的風險清單，重點涵蓋意識形態風險、內容安全風險、版權侵權風險、金融投機風險、數據安全風險、未成年人保護風險等類別。運用大數據監測、輿情分析、趨勢研判等技術手段，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與動態識別，建立分級預警機制，對苗頭性、傾向性風險提前預警、主動干預，將風險化解在萌芽狀態。第二，構建閉環式風險處置機制。針對不同類型風險制定標準化處置流程，明確處置主體、處置權限、處置措施與時限要求，實現風險的快速響應、精準處置。建立跨部門、跨平臺的風險聯動處置機制，對跨域傳播的重大風險開展聯合處置，提升處置效率。完善風險處置的后續跟蹤與效果評估，防止風險反彈與次生風險。第三，強化重點領域風險防控。聚焦高風險領域實施專項管控：針對算法推薦領域，建立算法備案、算法評估、算法干預機制，防控算法價值偏差風險；針對 AIGC 領域，建立生成內容標識、生成主體追溯、生成倫理規范，防控內容造假與侵權風險；針對數字藝術資產領域，嚴控金融化、證券化傾向，防控投機炒作與非法集資風險；針對未成年人領域，強化內容分級、防沉迷系統、個人信息保護，全方位守護未成年人成長。

1. 公眾參與機制。

公眾參與機制是落實多元共治理念、提升治理民主化水平的基礎機制，核心是保障公眾的治理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第一，建設便捷的公眾參與平臺。依托官方網站、政務新媒體、平臺內置功能等渠道，建立統一便捷的舉報投訴、意見征集、評議建議入口，簡化參與流程，降低參與門檻。完善舉報反饋機制，對公眾舉報的問題及時核查處置，并向舉報人反饋結果，提升公眾參與的獲得感。第二，建立透明公開的治理規則。治理規則制定、重大政策調整、典型案例處置等事項，要通過公開征求意見、聽證座談等方式充分聽取公眾意見，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定期公開治理工作進展、典型案例、統計數據等信息，提升治理透明度，接受公眾監督。第三，培育公眾治理主體性。通過宣傳教育提升公眾的媒介素養與法治意識，引導公眾理性參與文藝創作與傳播，自覺抵制不良內容。鼓勵公眾自發組織文藝評議、志愿監督等活動，培育民間文藝評論力量，形成全民參與、共建共享的治理氛圍。

1. 支撐服務機制。

支撐服務機制是治理體系高效運行的基礎保障，通過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為行業發展與治理實施提供底層支撐。第一，公共技術服務支撐。建設面向全行業的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為中小創作者與機構提供內容審核、版權存證、數據分析、安全防護等普惠性技術服務，降低行業合規成本。推動治理技術的公共研發與成果共享，避免平臺重復建設與技術壟斷。第二，版權服務體系支撐。完善數字版權登記、存證、交易、維權一體化服務體系，推廣區塊鏈版權存證技術，建立快速維權通道與糾紛調解機制，降低版權保護成本，提升版權運營效率。推動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發展，完善二次創作、合理使用的版權規則，平衡版權保護與創作活力。第三，人才培育服務支撐。構建多層次的文藝人才培育體系，既培育專業文藝創作人才，也培育懂文藝、懂技術、懂治理的復合型人才。加強對大眾創作者的美育培訓與合規培訓，提升整體創作水平與合規意識；完善治理人才培養體系，提升治理隊伍的數字化能力與專業素養。

1. 融合協調機制。

融合協調機制是破解治理碎片化、實現系統協同的關鍵機制，推動治理各主體、各環節、各領域的深度融合。第一，跨部門協同調控機制。建立新大眾文藝治理的跨部門協調機制，統籌網信、文旅、廣電、版權、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的治理力量，定期召開協調會議，開展聯合執法、信息共享、政策會商，解決跨領域治理難題。明確各部門的權責分工，避免監管重疊與監管真空，提升跨部門治理的協同性。第二，政企社聯動創新機制。推動政府、平臺、行業組織、科研機構之間的聯動合作，圍繞治理技術、規則標準、模式創新等開展聯合攻關。鼓勵行業組織牽頭制定團體標準、行業規范，推動治理標準的迭代升級；支持科研機構開展治理理論與技術研究，為治理提供智力支撐。第三，線上線下治理銜接機制。新大眾文藝是線上線下融合的生態，治理也要實現線上線下銜接。推動線下文藝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將線下文藝主體納入統一信用管理；線上治理向線下延伸，對線上違規的線下主體實施聯動懲戒。打通線上線下治理的數據與規則，實現全場景一體化治理。

五、新大眾文藝治理的實現路徑

新大眾文藝治理現代化是一項長期系統工程，需要從制度、主體、技術、價值、生態等多維度協同推進，構建兼具中國特色與時代特征的治理體系。

1. 強化頂層設計，完善治理制度體系。

頂層設計是治理現代化的總綱領，必須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新大眾文藝的發展與治理。一是制定中長期發展與治理戰略。將新大眾文藝治理納入文化強國建設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布局，制定專門的發展規劃與治理綱要，明確中長期發展目標、核心原則、重點任務與實施路徑，為行業發展與治理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戰略制定要兼顧發展與安全，既明確創新發展的方向，也劃定治理的底線紅線，實現發展與治理同部署、同推進。二是健全分層分類的治理規則體系。加快完善法律法規層級，推動制定數字文化產業促進法、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管理條例等專門性法律法規，修訂著作權法、文藝管理條例等現有法律中不適應數字生態的條款，提升治理規則的法律層級與權威性。在部門規章層面，針對不同業態制定細化的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填補規則空白；在行業規范層面，鼓勵制定團體標準與自律公約，形成 “法律 — 規章 — 標準 — 自律” 多層次的規則體系。三是理順跨部門治理的權責架構。在現有治理格局基礎上，建立更高層級的統籌協調機構，負責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總體統籌、政策協調與重大事項決策，破解分業監管的體制性障礙。推進治理領域的 “大部制” 改革探索，整合相近領域的監管職能，減少部門交叉。建立權責清單制度，清晰界定各部門的治理職責，避免推諉扯皮與重復監管。

1. 夯實法治基礎，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法治是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障，必須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推進新大眾文藝治理。一是完善重點領域法律法規供給。聚焦當前規則空白突出的領域加快立法，重點明確 AIGC 內容的版權歸屬、責任劃分與倫理規范，明確數字藝術資產的法律屬性、交易規則與監管主體，明確算法推薦的治理要求與責任邊界，明確平臺主體責任的法律邊界與認定標準。針對網絡文藝侵權、深度偽造、虛擬人運營等新型問題，完善法律責任條款，提升違法成本，形成清晰的法律預期。二是強化執法司法的精準性與協同性。推進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整合文化市場執法力量，提升跨領域執法能力；運用數字技術賦能執法，建設智慧執法平臺，實現線上巡查、遠程取證、快速處置，提升執法效率。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對涉嫌犯罪的嚴重違法行為及時移送司法機關，強化法律威懾。完善司法救濟渠道，建立知識產權案件快速審理機制，探索公益訴訟在文藝治理領域的應用，降低公眾維權成本。三是加強普法宣傳與法治意識培育。針對創作者、平臺運營者、普通公眾等不同群體開展精準普法，通過案例解讀、合規培訓、知識科普等方式，提升全行業的法治意識與合規能力。將文藝法治教育納入國民美育體系，提升青少年的版權意識、網絡文明意識與媒介素養，培育法治型的文藝消費文化。

1. 構建多元共治格局，激發治理共同體效能。

多元共治是新大眾文藝治理的必然選擇，必須充分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形成治理合力。一是強化政府的統籌監管與公共服務職能。政府要從 “全能型監管” 轉向 “統籌型治理”，聚焦規則制定、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價值引領核心職能，不越位、不缺位。深化 “放管服” 改革，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激發市場活力；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提升監管的公正性與權威性；加大公共文化投入，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彌補市場失靈，保障大眾基本文化權益。二是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完善平臺內部治理。堅持 “誰運營誰負責”“誰管理誰負責”，明確平臺在內容審核、算法治理、版權保護、用戶權益保障、數據安全等方面的主體責任清單。推動平臺建立健全內部治理架構，設立合規部門、倫理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等專門治理組織，完善內部治理制度與流程。建立平臺治理評估機制，定期對平臺責任落實情況進行評估，對履職不到位的平臺依法追責。引導平臺平衡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強化平臺的公共屬性與社會責任。三是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與協調作用。加強行業協會建設，提升行業組織的代表性、專業性與權威性，賦予其更多行業治理職能。支持行業組織制定行業標準、自律公約與行為規范，開展行業信用評價、資質認證、評優表彰，建立行業內部的約束與激勵機制。鼓勵行業組織開展行業調研、人才培訓、交流合作，搭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橋梁，推動行業自我管理、自我規范、自我提升。四是暢通公眾參與渠道，培育公眾治理主體性。完善公眾參與治理的制度設計，建立常態化的公眾意見征集、評議、監督機制，保障公眾的話語權。培育民間文藝評論力量與志愿監督隊伍，發揮大眾在內容評議、風氣引導中的作用。推動文藝評論的大眾化發展，鼓勵普通觀眾表達審美觀點，形成多元健康的評論生態，以評論引導創作、優化消費。

1. 推進數智賦能，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

數字技術是治理能力升級的核心引擎，必須推動治理技術與治理體系深度融合，實現治理的數智化轉型。一是構建一體化數字治理平臺。整合各部門的治理數據與系統，建設全國統一的新大眾文藝數字治理平臺，實現治理數據的互聯互通、治理業務的協同辦理、治理信息的統一發布。推動平臺向下延伸，與各互聯網平臺、地方治理系統對接，形成上下聯動、全域覆蓋的數字治理網絡。依托平臺實現治理業務的 “一網通辦”“一網統管”，提升治理整體效能。二是運用大數據實現精準治理與風險預警。建立新大眾文藝大數據監測體系，對全網文藝內容、傳播態勢、輿情風險、行業運行進行實時監測與深度分析。運用大數據技術精準識別違規內容、追蹤傳播路徑、定位責任主體，提升治理的精準度；通過趨勢分析與風險建模，對行業風險進行提前預警，實現治理從 “事后處置” 向 “事前預防” 轉變。三是優化算法治理機制，破解算法倫理困境。建立算法備案制度與算法評估制度，要求平臺公開算法的基本邏輯與價值導向，對算法的社會影響進行定期評估。推動算法 “可解釋、可干預、可追溯”，建立主流價值嵌入算法的技術路徑，強化算法的價值引領功能，破解 “信息繭房” 與算法偏見問題。明確算法設計者、運營者的倫理責任，建立算法不當應用的追責機制，確保算法向善。四是推動治理數據的互聯互通與安全共享。建立治理數據共享機制，明確數據共享的范圍、方式與安全規范，打破部門之間、平臺之間的數據壁壘。在保障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的前提下，推動治理數據的有序流動與共享應用，發揮數據的協同治理價值。加強治理數據的安全防護，建立分級分類的數據安全管理制度，嚴防數據泄露與濫用，守住數據安全底線。

1. 深化價值引領，共筑新大眾文藝人文精神。

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價值共識的建構，必須將價值引領貫穿治理全過程，推動新大眾文藝成為新時代人文精神的重要載體。一是推動主流價值融入文藝創作生產全鏈條。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核心價值，融入治理規則、平臺推薦機制與創作扶持政策，引導創作者在作品中傳遞正向價值。實施 “新時代精品工程”，扶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兼具藝術水準與大眾吸引力的優秀作品，打造新大眾文藝的標桿作品。推動主流價值的創新表達，鼓勵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實現價值引領與大眾傳播的有機統一。二是培育健康的文藝審美與消費文化。加強大眾美育工作，將審美教育融入國民教育體系與公共文化服務，提升大眾的審美鑒賞能力與人文素養，引導大眾從感官消費走向審美消費。開展文藝評論引導，建立權威、專業、大眾的評論體系，發揮評論的審美引導作用，幫助大眾提升辨別能力，自覺抵制低俗、畸形審美。培育理性健康的消費觀念，引導大眾樹立正確的文藝消費觀，反對盲目追星、過度消費、投機炒作等不良傾向。三是加強優質內容供給，推動文藝精品數字化傳播。加大對優質文藝創作的扶持力度，建立多元化的創作扶持機制，鼓勵專業文藝工作者參與新大眾文藝創作，提升整體創作水準。推動傳統經典文藝的數字化轉化與創新傳播，通過短視頻、數字展陳、沉浸式體驗等方式，讓經典文藝走進大眾生活。搭建優質內容的傳播平臺與推廣渠道，打破 “劣幣驅逐良幣” 的流量困境，讓優質作品獲得更多傳播機會與市場回報。

1. 培育產業生態，推動治理與發展良性互動。

治理不是目的，發展才是根本。要通過治理優化產業生態，以產業發展夯實治理基礎，實現治理與發展的雙向促進。一是完善數字文藝版權運營與保護體系。加快構建適應數字生態的版權制度，明確二次創作、合理使用的邊界，完善數字版權授權機制，降低版權交易成本。發展版權運營服務業，培育專業的版權代理、評估、交易、維權機構，推動版權價值的深度開發與多元變現。嚴厲打擊侵權盜版行為，持續開展專項治理，維護版權市場秩序，激發創作創新活力。二是扶持中小創作主體與新興文藝業態。完善中小創作者扶持政策，提供創作補貼、技術支持、孵化服務、人才培訓等幫扶，降低創作門檻與經營成本。鼓勵新興文藝業態創新發展，對數字藝術、沉浸式演藝、文藝科技融合等前沿領域給予政策傾斜與試點支持，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推動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遏制平臺壟斷與不正當競爭，保障中小主體的生存發展空間。三是推動新大眾文藝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延伸新大眾文藝的產業鏈條，推動文藝與旅游、教育、科技、制造、商貿等產業深度融合，發展 “文藝 +” 新業態，拓展文藝價值的實現路徑。鼓勵新大眾文藝賦能傳統產業，提升產品的文化附加值，助力產業升級。推動線下文藝場景的數字化升級，打造線上線下融合的文藝消費新場景，培育新型文化消費模式，釋放大眾文化消費潛力。

六、新大眾文藝治理現代化的幾個關鍵問題

新大眾文藝治理處于技術與文化的交匯前沿，面臨諸多具有前沿性、爭議性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既是治理的難點，也是決定治理走向的核心節點，需要進行專題式的深度探討。

1. 算法推薦的價值錨定與治理邊界。

算法推薦是新大眾文藝傳播的核心驅動力，它重塑了內容分發邏輯，提升了傳播效率，但也帶來了價值偏差、信息繭房、算法霸權等治理難題，成為新大眾文藝治理的核心議題。算法治理的核心矛盾在于：算法的技術邏輯以用戶偏好匹配、流量最大化為目標，而文藝治理以價值引領、公共利益為目標，二者存在內在張力。當前算法治理面臨三大困境：一是算法 “黑箱” 導致價值干預難，算法內部邏輯復雜且不透明，監管方與公眾難以知曉推薦規則，無法有效判斷價值導向；二是算法個性化與公共性的沖突，個性化推薦強化用戶偏好，容易形成認知閉環，削弱文藝的公共價值凝聚功能；三是算法責任界定模糊，算法引發的不良傳播后果，責任由平臺承擔還是算法設計者承擔，尚未形成清晰共識。算法治理的關鍵是實現 “價值錨定”，將人文價值嵌入技術邏輯，確保算法始終服務于公共利益。具體治理方向包括：第一，建立算法備案與評估制度，要求平臺向監管部門報備核心推薦算法的邏輯框架，定期開展算法倫理評估與社會影響評估，將價值導向作為評估核心指標；第二，推動算法適度透明，要求平臺向用戶說明推薦邏輯，提供關閉個性化推薦的選項，保障用戶的算法知情權與選擇權；第三，強化算法的公共價值權重，在算法推薦中設置正能量內容的保底推薦比例，平衡個性化需求與公共價值傳播；第四，明確算法責任歸屬，堅持 “誰運營誰負責”，平臺作為算法的部署者與受益者，承擔算法治理的首要責任；第五，培育算法倫理文化，推動算法設計者樹立技術向善的理念，將人文關懷融入算法設計全流程。

1. AIGC 文藝內容的權屬與治理范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推動文藝創作進入 “人機共創” 時代，AIGC 能夠快速生成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各類文藝內容，大幅降低創作門檻，但也對傳統文藝治理的基礎邏輯形成沖擊，成為當前最具爭議的治理前沿。AIGC 文藝治理面臨三大核心難題：一是版權歸屬難題，AI 生成內容是否享有著作權、權利歸屬于開發者、使用者還是訓練數據提供者，全球范圍內尚未形成統一規則，權屬模糊導致侵權糾紛頻發、商業運營缺乏穩定預期；二是內容質量與倫理風險，AIGC 可能生成低俗、虛假、侵權內容，且生成效率高、擴散速度快，大幅提升了內容治理的壓力；同時 AI 深度偽造技術可能被用于惡意創作，侵犯肖像權、名譽權，帶來誠信危機；三是創作生態沖擊，AIGC 的低成本生產可能擠壓原創創作者的生存空間，消解創作的人文價值，導致文藝創作的同質化與空心化。AIGC 文藝治理不能簡單套用傳統內容治理模式，需要構建適配人機共創的新型治理范式。第一，明確權屬規則，結合我國著作權法體系，明確由人類主體主導的 AIGC 創作，權利歸屬于人類創作者；完全自動生成的內容不享有著作權，但生成平臺與使用者需對內容合規性負責；同時規范 AI 訓練數據的版權使用，保障原作者合法權益。第二，建立生成標識機制，要求 AI 生成的文藝內容必須標注 “AI 生成” 標識，保障公眾知情權，防止虛假誤導；推動建立鏈上溯源機制，實現生成內容的可追溯、可驗證。第三，劃分分層責任體系，明確 AI 工具提供者的合規責任，要求內置內容審核、水印嵌入等安全機制；明確使用者的內容責任，對使用 AI 生成違規內容的行為依法追責。第四，平衡創新與保護，鼓勵 AIGC 技術在文藝領域的合法創新應用，同時建立原創保護機制，扶持人類原創精品，避免技術對人文創作的替代與消解。

1. 數字文藝資產的流轉合規與價值引導。

數字藝術資產是數字技術與文藝價值融合的產物，以 NFT 為代表的數字藏品、數字藝術品，實現了文藝作品的數字化確權與資產化，為文藝價值發現開辟了新路徑，但也伴隨投機炒作、金融化風險、權屬不實等治理亂象。數字文藝資產的治理痛點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化與投機風險，部分平臺將數字藏品包裝為投資品，炒作價格、誘導交易，甚至涉嫌非法集資、金融詐騙，背離了文藝資產的文化屬性；二是權屬與價值對應不實，很多數字藏品僅對應一張圖片，未綁定真實的版權權益，也無法保障稀缺性與唯一性，存在價值虛高、權益空心的問題；三是交易監管空白，數字文藝資產的二次交易規則、交易平臺資質、投資者保護等缺乏明確規范，交易亂象頻發，消費者權益難以保障。數字文藝資產的治理，核心是回歸文化屬性，抑制過度金融化，實現合規流轉與價值引導的統一。治理的基本思路包括：第一，明確監管定位與邊界，堅持數字文藝資產的文化商品屬性，嚴禁金融化、證券化運作，嚴格限制二次交易，堅決打擊投機炒作與非法集資；第二，完善確權與權益綁定機制，規范數字文藝資產的鑄造流程，確保數字資產與真實版權、實體權益一一對應，明確購買者享有的具體權利，避免 “空氣藏品”；第三，規范交易平臺運營，實行交易平臺準入管理，明確平臺的合規責任，建立交易監測、信息披露、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制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第四，引導價值回歸，推動數字文藝資產與實體文藝產業結合，賦能線下展覽、演出、文創開發等場景，挖掘文化價值與應用價值，讓數字資產真正服務于文藝產業發展，而非投機工具。

1. 平臺主體責任的界定與公共性平衡。

互聯網平臺是新大眾文藝的核心載體，也是治理的關鍵節點。平臺兼具商業屬性與公共屬性，二者的張力導致平臺責任界定成為治理的核心難題：責任過輕會導致亂象叢生，責任過重則會抑制平臺創新活力，甚至替代公共職能。當前平臺責任治理存在三個突出問題：一是責任邊界模糊，法律法規對平臺責任的規定多為原則性表述，不同層級責任的劃分標準不清晰，導致平臺責任泛化或虛化；二是商業利益與公共利益沖突，平臺作為商業主體以盈利為目標，而治理要求其承擔公共管理職能，二者的內在沖突導致平臺責任落實打折扣，出現 “選擇性治理”；三是平臺權力與責任不對等，平臺掌握算法、數據與規則制定權，事實上擁有強大的公共治理權力，但對應的責任約束與監督機制不健全，容易出現平臺權力濫用。科學界定平臺主體責任，核心是實現商業屬性與公共屬性的平衡，做到權責對等、分類施策。第一，建立分級分類的責任體系，根據平臺的規模、業態、影響力進行分級，明確不同層級平臺的責任清單，避免 “一刀切”；對頭部平臺設置更嚴格的公共責任，對中小平臺適當降低合規成本。第二，細化責任類型與認定標準，區分內容管理責任、算法治理責任、數據安全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責任等不同類型，明確每種責任的認定標準、免責情形與處罰尺度，提升責任認定的精準性。第三，強化平臺公共性約束，推動平臺建立公共利益委員會，引入外部代表參與平臺重大規則制定；對涉及公共利益的核心算法、內容規則，要求接受監管部門與社會監督；建立平臺收益反哺公共文化的機制，引導平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第四，規范平臺治理權力，防止平臺濫用封禁、限流等管理權限，保障用戶的合法權益；建立平臺治理行為的申訴與救濟機制，對平臺不當管理行為予以糾正。

1. 青年亞文化文藝的引導與包容治理。

新大眾文藝的核心受眾與創作主體是青年群體，青年亞文化文藝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圈層文藝、二次元、潮玩文化、小眾藝術等多元形態。青年亞文化文藝具有鮮明的代際特征與圈層屬性，既蘊含創新活力，也存在價值偏差、圈層對立、非理性消費等問題，是治理的重點與難點。青年亞文化文藝治理的常見誤區是簡單封禁、粗暴否定，這種方式不僅難以達到治理效果，反而容易激發逆反心理，加劇圈層隔閡。青年亞文化不是洪水猛獸，而是青年群體表達自我、建構身份、社交聯結的重要載體，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力與文化活力。治理的核心不是消滅差異，而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進行價值引導，實現包容與規范的統一。青年亞文化文藝的治理應堅持 “包容尊重、價值引導、轉化賦能” 的基本思路。第一，尊重青年文化的多樣性，摒棄單一審美標準，承認亞文化的合理存在空間，不隨意貼標簽、搞批判；深入理解亞文化的邏輯與訴求，以平等對話的姿態開展溝通，避免居高臨下的說教。第二，強化價值引導，找準主流價值與亞文化的契合點，用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正向價值，推動亞文化向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對亞文化中存在的低俗、暴力、極端等不良傾向，精準靶向治理，不擴大化、不株連整個圈層。第三，推動轉化賦能，挖掘青年亞文化中的創新元素與文化價值，引導其與主流文化、傳統文化融合，轉化為文藝創新的動力；扶持優秀的青年創作力量，為其提供展示平臺與成長通道，讓青年從文化消費者轉變為文化建設者。第四，加強圈層治理，針對圈層中的非理性應援、網絡暴力、攀比消費等問題，規范圈層組織行為，引導理性追星、理性消費，培育健康的圈層文化生態。

1. 國際傳播視野下的治理話語權建構。

新大眾文藝不僅是國內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短視頻、網絡文學、數字藝術等新大眾文藝形態，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持續提升，成為國際傳播的新力量。但與此同時，國際傳播中的內容合規、文化沖突、話語博弈等問題，也對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當前新大眾文藝國際傳播的治理困境主要體現在：一是國內治理規則與國際規則銜接不足，部分國內合規的內容在海外可能引發文化沖突，而海外平臺的治理規則又可能損害中國創作者權益；二是國際話語權重不足，全球數字文藝治理的規則主要由西方主導，中國的治理理念與文化價值難以充分體現；三是跨境治理協作難，數字文藝的跨境傳播具有無界性，而各國治理標準差異大，跨境侵權、不良內容跨境傳播等問題難以有效治理。新大眾文藝治理必須具備國際視野，將國內治理與國際傳播統籌考量，推動治理話語權建構。第一，完善跨境內容治理規則，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既保障國內文化安全，也支持文藝出海；建立出海內容的合規指引與服務機制，幫助創作者了解目標國的文化規則與法律要求，降低出海風險。第二，推動中國治理理念與規則走出去，提煉中國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經驗與模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話語；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文化治理規則制定，在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中發出中國聲音，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第三，加強跨境治理合作，與相關國家建立數字文藝治理的雙邊與多邊協作機制，在版權保護、內容治理、打擊跨境違法等方面開展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治理難題。第四，以治理賦能國際傳播，通過治理提升中國新大眾文藝的整體品質與國際形象，推動更多承載中國文化、中國價值的優質作品走向世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總結

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是數字時代中國文藝發展的必然趨勢，其治理現代化則是保障行業健康繁榮、共建人文精神的核心支撐。從歷史脈絡看，中國文藝治理經歷了從行政管控到協同治理、再到數字治理現代化的演進，治理理念與手段持續迭代；從現實態勢看，新大眾文藝治理已初步形成框架，但仍面臨規則滯后、協同不足、技術困境、價值弱化等深層挑戰，治理的轉型迫在眉睫。推進新大眾文藝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人民中心、法治規范、技術賦能、多元協同、系統治理的基本原則，構建運營監管、評估提升、發展導向、風險管控、公眾參與、支撐服務、融合協調七大機制，形成閉環高效的治理體系。在實施路徑上，要從頂層設計、法治建設、多元共治、數智賦能、價值引領、生態培育六個維度協同發力，推動治理從被動管控向主動建構升級。面對算法治理、AIGC 規制、數字資產治理、平臺責任、青年亞文化、國際話語權等關鍵前沿問題，治理不能簡單沿用傳統邏輯，而要秉持開放包容、守正創新的態度，在實踐中探索適配新形態的治理方案。

新大眾文藝治理的終極目標，不是構建一套僵化的規則體系，而是在數字時代守護文藝的人文屬性，激發大眾的創造活力，最終實現新時代人文精神的共建與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