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印太”命名回撤的背后，霸權空間構想與區域現實的再較量｜戰略與安全

編者按· 2026.07.07

近日，美國時隔八年將“印太司令部”重新更名為“太平洋司令部”。作為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力推的戰略概念，“印太”曾在一系列基于盟伴關系的小多邊機制下被迅速制度化。然而，雖然如今這一符號出現松動，卻不能因此斷定美國放棄了“印太戰略”，而是美國在該地區權力的再校準。

本文指出，“印太”命名的興衰，折射的是美國以霸權為基礎的空間構想，與區域發展現實之間的深層矛盾。華盛頓企圖以基于意識形態的對抗邏輯“劃線”組織地區秩序，而東盟等區域的國家更看重港口、鐵路、能源等發展需求本身。相較于美國構建的封閉排他的安全空間，中國以發展為切入口的“織網式”合作，更能貼近區域現實、展現持久韌性。

命名，從來不只是語言修辭。對于大國政治而言，命名往往是權力進入空間的第一步：它劃定范圍，重組關系，塑造敵我，也預設秩序。八年前，美國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太司令部”，試圖用一個更寬闊的地理概念承載其地區戰略想象；八年后，美國又將這一名稱恢復為“太平洋司令部”。一進一退之間，變化的并不只是機構牌匾，更是一套空間敘事的政治分量。

當然，不能由此簡單斷言美國放棄了“印太戰略”，更不能說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盟伴體系會自動退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印太”這個曾被高度戰略化、意識形態化的命名，正在出現符號意義上的回撤。它像一道裂縫，提示人們重新審視：一個由霸權力量構想出來的地緣空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區域現實？一個被戰略文件反復書寫的“印太”，又是否真正成為區域國家愿意生活于其中、行動于其中的共同空間？

法國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曾說，空間從來都不是中性的地理容器，而是社會關系生產出來的結果。空間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pratique spatiale，又可理解為“被感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l’espace per?u），也就是貿易、交通、基礎設施、軍事部署和日常交往等真實運行的活動；二是“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又可理解為“被構想的空間”：conceived space / l’espace con?u），也就是國家、戰略家、規劃者通過地圖、概念、報告和制度所構想出來的空間；三是“表征性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又可理解為“被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l’espace vécu），也就是居住者、使用者和區域社會在歷史記憶、身份認同與日常經驗中生活出來的空間。說得更直白一點：空間不只是地圖上怎么畫，更是現實中怎么走、怎么建、怎么用、怎么被人理解。

用這個視角看，“印太”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地理概念。它是一場空間生產，也是一場政治命名。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否相連，而在于誰來定義這種相連，怎樣組織這種相連，以及這種相連最終服務于誰的秩序。

5月3日，還未改名的美軍印太司令部在美國夏威夷舉行印太司令交接儀式（圖源：香港01）

一個名字的進退：

霸權如何想象空間

“印太”并不是美國憑空發明的新詞。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學者和政客早就從各自地理處境和戰略需要出發，討論過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聯系。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兩洋交匯》演說，將太平洋和印度洋放進同一戰略視野之中，這成為“印太”概念擴散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但美國的介入，改變了這一概念的政治性質。特朗普第一任期，“自由開放的印太”被正式推上美國國家戰略前臺；拜登政府時期，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以及一系列盟伴機制，又進一步把“印太”制度化、機制化。一個原本來源多元、含義開放的區域概念，由此被改造成服務于大國競爭的戰略框架。

這正是霸權空間構想的典型方式。它并不滿足于描述地理事實，而是要重寫地理意義。美國版“印太”試圖把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廣闊區域組織成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安全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美國是秩序設計者，盟友和伙伴是秩序支撐者，中國則被放在需要被制衡、約束甚至隔離的位置。于是，“自由開放”被賦予陣營含義，“聯通”被安全化，“合作”被選擇性重組。

這套空間敘事的核心，不是連接，而是劃線；不是包容，而是重組；不是從區域現實中自然生長出來，而是從美國霸權護持的需要中被構想出來。印度洋與太平洋被焊接成一個巨大的戰略板塊，區域國家之間原本多方向、多層次的經濟社會聯系，則被納入“競爭—制衡—脫鉤”的解釋框架。

因此，“印太司令部”名稱的回撤，并非一個無關緊要的文字游戲。它表明，當一個空間命名承載過重的霸權目標，當它試圖用單一戰略邏輯覆蓋復雜區域現實，它就會逐漸遭遇自身的邊界。命名曾經是權力擴張的開端；如今，命名的回調則成為權力自我校準的痕跡。

地圖之外的現實：

區域國家如何校正“印太”

地圖可以重畫，現實卻不會自動改道。戰略報告可以把區域國家寫進同一張棋盤，但港口、鐵路、能源、產業鏈、市場和就業，才是區域國家每天面對的真實空間。

美國“印太”構想的困境，也正在這里。它可以制造峰會、軍演、聯合聲明和戰略姿態，卻很難替代區域內真實運行的貿易網絡、基礎設施需求和發展議程。軍演可以制造存在感，聯盟可以制造壓力感，戰略口號可以制造方向感，但這些都不能自動轉化為地區國家的獲得感。一個空間構想如果不能落到物質實踐中，就很難成為真正穩定的地區秩序。

東盟的反應最能說明這一點。面對美國強勢推動“印太”敘事，東盟并未簡單接受其對抗性框架，而是提出《東盟印太展望》，強調東盟中心地位、包容性、對話合作和發展繁榮。東盟并不否認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聯通趨勢，但它拒絕讓這種聯通被簡化為大國競爭的地緣劇場。換言之，東盟接受“空間聯通”，卻不接受“陣營鎖定”；承認外部力量存在，卻堅持自身不能淪為外部戰略的附屬品。

更深層的校正來自發展現實本身。對于東南亞、南亞和印度洋沿岸許多國家而言，真正緊迫的問題不是在抽象價值敘事中選邊站隊，而是港口如何升級，鐵路如何貫通，能源如何保障，產業如何落地，青年如何就業。它們需要的不是被放進一張對抗地圖，而是被接入一張發展網絡。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同孟加拉國、緬甸等國圍繞港口、經濟區、鐵路、油氣管道、電網互聯、農業合作和災后重建展開的合作，具有超出具體項目本身的空間意義。這些合作未必沒有風險，也不會天然順利，但其基本邏輯不是制造共同敵人，而是回應具體需求。港口不是抽象概念，鐵路不是意識形態，電網不是戰略口號。它們直接嵌入當地社會的生產和生活，也在日復一日地塑造另一種區域空間。

這正是“空間實踐”對“空間表征”的反作用。華盛頓可以構想一個對抗性的“印太”，但區域國家生活在更加復雜的現實之中。它們有安全關切，也有發展需求；有大國壓力，也有戰略自主；有外部選擇，也有內部民生。任何試圖用單一對抗邏輯解釋這一地區的努力，都會在真實生活面前顯得過于粗糙。

2025年，第46屆東盟峰會代表合影，包含部分非東盟國家領導人（圖源：維基百科）

從劃線到織網：

共同體空間的另一種可能

由此看，“印太”命名的回撤，不是美國地區競爭的句號，而是兩種空間生產邏輯再較量的一個注腳。

一種邏輯是劃線。它先預設威脅，再組織陣營；先設定對手，再定義伙伴；先畫出安全邊界，再要求區域國家在邊界內外尋找位置。這種邏輯看似清晰，實則僵硬。它可以快速制造政治動員，卻很難容納區域社會的復雜差異；可以強化陣營紀律，卻難以回答發展中國家最現實的發展問題。

另一種邏輯是織網。它不是先問“誰站在哪邊”，而是先問“大家需要什么”；不是圍繞敵人組織空間，而是圍繞道路、港口、能源、貿易、產業和民生打開合作。中國推動的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區域實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示出不同于霸權空間的內在邏輯。它不是要用一個新標簽簡單替換舊標簽，也不是以另一種命名權覆蓋世界，而是試圖在真實的空間實踐中，把發展、安全、文明與治理重新連接起來。

這種邏輯當然不會沒有困難。跨國基礎設施建設涉及資金、債務、環境、地方政治、安全風險和社會接受度，任何一個環節都不簡單。中國式空間實踐的優勢不在于沒有矛盾，而在于它沒有把矛盾預先鎖死在陣營對抗之中。它以發展為入口，以項目為載體，以協商為方法，允許不同地區根據自身需求參與其中。這種開放性，使其比封閉排他的安全空間更容易同區域現實發生連接。

中國—東盟—海合會合作框架也體現了這一點。它把東南亞、海灣地區和中國這幾個重要增長空間連接起來，圍繞產業鏈供應鏈、數字經濟、綠色發展、貿易投資便利化等議題展開合作。它不是“筑墻式”的空間規劃，而是“織網式”的空間生長；不是為了制造共同敵人，而是為了擴大共同機會。

霸權空間依賴的是命名權、解釋權和排他性組織能力；共同體空間依賴的則是聯通能力、發展能力和利益調適能力。前者看似強硬，卻常因無法容納差異而走向僵化；后者看似緩慢，卻可能因貼近現實需求而展現更持久的韌性。

從“印太司令部”到“太平洋司令部”，這次命名回調提醒世界：地緣政治空間不是某個大國戰略文件中的空白畫布，區域國家也不是等待擺放的棋子。真正決定空間秩序未來的，不是誰提出了更響亮的概念，而是誰能夠把概念轉化為可感、可用、可持續的共同發展實踐。

世界不會因為一個命名而自動歸位，也不會因為一張地圖而停止流動。港口還在裝卸，鐵路還在延伸，市場還在交換，人民還在尋找更好的生活。任何脫離這些真實需求的空間構想，最終都會被現實校正；任何真正扎根于發展、聯通與合作的空間實踐，則會在時間中積累自己的力量。

這正是“印太”命名回撤留給世人的啟示：霸權可以命名空間，卻不能壟斷空間；可以制造敘事，卻不能替代生活。區域秩序的未來，不在封閉陣營的邊界上，而在開放合作的網絡中。

本文作者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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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