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線能彎曲，規律不妥協：道破經濟真相的高善文退場了

2026年7月7日，前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因病去世，年僅55歲。

他文理兼修，從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專業跨向經濟學，曾獨辟蹊徑搭建了適配中國市場的本土宏觀大類資產分析框架，深刻地影響了國內機構宏觀投研范式，是業內公認的賣方宏觀研究標志性人物。

他碩士畢業后入職央行，旋即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后拜入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門下攻讀博士，并在畢業后投身實業。他兼具央行政策研究、券商賣方、國家智庫三重履歷，是站在金融一線感受宏觀大勢的學者。

他研究邏輯鋒利、敢于和市場主流觀點對賭，他以產能周期、資產重估兩大原創理論為劍，精準預判二十年來中國歷次市場的關鍵拐點，自有 “一語定周期、看透周期冷暖” 的銳利感。

當然，因為一心求實，敢于說真話，力求打通實體產業、貨幣金融、資產價格的關鍵節點，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前景，他在職業生涯的晚期起起落落，卻贏得了眾人的尊重與褒揚。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高善文的治學求真之路恰合此道。

① 青春夢

1985年秋天，14歲的山西農村男孩高善文第一次出遠門，去縣城的臨汾一中讀書——他出生于臨汾南部山村的一個教師家庭，冬天要踩著積雪翻山往返上學。此前他最遠距離的冒險，是去鄰村趕一年一次的集市。

很多年后，他自嘲少年時代的生活被精準地固定在了：

以出生地為圓心，半徑大約四公里的范圍之內。

不難想象，去臨汾縣城上學，對農村娃高善文來說不僅是此生能夠想象到的最遠、最激動人心的冒險，而且還是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起點。

33年以后，他在隨筆中說到：

中考以后，我收到了臨汾一中的錄取通知書，興奮得徹夜難眠，把通知書壓在枕頭底下，半夜起來翻看摩挲好幾回，只擔心這一切不是真的。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三年以后收到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反而很平靜，遠沒有當時那么激動。

那時候，內地省份的教育資源還沒有被省會城市的“超級中學“所吞噬，縣中里藏龍臥虎，不乏才學高絕、人格魅力上佳的教師。

給高善文授課的老師中，有一位因家庭問題而留在當地的北京知青，她給縣城里的孩子講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講起文學、美學與藝術；她鼓勵同學們有機會去北京學習、工作，去清華園里實地看一看，“像剛出浴的美人”的荷花，究竟是什么模樣。

新世界的大門在高善文面前徐徐打開，像美酒般令他沉醉。

（2018年，高善文回憶在臨汾一中的求學歲月）

上世紀80 年代是工科的黃金年代，無線電又是口口相傳的“頂尖硬科技“，就連氣功騙子都號召大家頂著一口鋁鍋，接受來自宇宙的神秘力量。因而數理成績斷層式領先的高善文在填報高考志愿時，懵懵懂懂地填報了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沒有一絲與經濟學相關的想法，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注：當時是先填志愿再高考）。

至于選擇北大還是清華，他是這樣解釋的：

高考前夕，我曾經在報考北大，還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間頗為糾結。后來聽人說北大思想自由、環境寬松，便選擇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我有兩大雅好：一是喜歡湊熱鬧（屬于看熱鬧不嫌亂子大的類型），二是好為人師（屬于不懂裝懂的類型）。

1988年秋天，高善文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當時適逢北京大學90周年華誕不久，校園里喜氣洋洋，但又寬松自由，像一個熙熙攘攘的大型農貿市場。只不過這個“市場“中叫賣的并非具體的商品，而是各種聞所未聞的新思想。

在這所與他的氣質契合的大學里，真正讓高善文產生激動情緒的，是在北京大學聽過的兩個講座。

第一個講座是開學典禮后無線電系的一位教授在北大二教101教室主講的《物理學與美》。教授從古希臘自然哲學講到經典物理的恢弘大廈，再談到波粒二象性的和諧之類：

對一代又一代的大物理學家來講，他們試圖去觀察理解宇宙時，在起點上他們便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制約世界的規律是簡單的，是美的，相信規律一定是和諧的。這種對自然規律中存在著深刻的美與和諧的信仰，給我以長久的震撼和啟迪。

托互聯網時代的福，我們現在都知道了，這場講座的核心思想完全對應楊振寧1982 年的經典論文《美與物理學》，但在當時（1988年），這種超前的思想深度與哲學高度，對于年輕的高善文而言是無比震撼的。他深信，物理學的底層信仰可以移植到社會學領域，是簡潔、和諧、可統一的世界規律。

這套 “先假設、再推導、實證驗證、可證偽” 的科學范式，被高善文完整平移到日后的宏觀研究，是他整套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源頭。

在安信證券的一次閉門研討會上，高善文直言：

如果沒有這場物理學講座，我不會把 “實證、因果、拒絕單純相關性” 作為經濟研究第一準則。

第二次講座則純屬偶然。

大二時候有一天，高善文路過北大一教，看到階梯教室里人頭攢動，就抱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理進去旁聽。

這個講座的主講人是曾任周恩來同志外交秘書、時任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主講的內容是“鄧小平訪美與中國的未來“。正是在這次講座中，高善文第一次了解到了物價波動、商品供需、生產部門轉移、柯本-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等”不聽就沒想過，但一聽就懂，一點就透“的經濟學概念，他誕生了一個逐漸清晰的想法：

對于一個愛看熱鬧、好為人師的青年而言，物理只能解釋自然，經濟學才能解釋真實社會運轉。

（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的階梯教室）

他同宿舍室友王國斌（北大化學系86級學生，東方紅資產管理創始人）一道，買回經濟學原理與數理統計講義，反復推演、研討經濟學模型，讀著讀著就陷入遐想，書本滑落到膝頭。

他巴望成為窮經皓首的經濟學者，又希望成為指點江山、從之者眾的“國師“，他就如同困在小鎮的艾瑪·包法利一樣心情激蕩：

她想去死，又想去巴黎。 （She wanted both to die and to live in Paris.）

于是，情緒亢奮的高善文找到了北大經濟學院的一位學長李勇，在后者的幫助下，高善文得到了報考北大經院研究生的必修書單，上面列出了不少美國大學經濟專業本科和研究生的經典教材，不少還是原版書目。

考慮到當時國內高校的經管專業還是以《資本論》為圭臬，這份開放的書單讓高善文獲益良多，同時還培養了他另一個興趣特長：

他鍛煉出了閱讀英文原著與學術刊物的習慣，他迷戀《經濟學人》論據扎實、邏輯鋒利，又帶著諷刺幽默的文風，撰寫具有明顯個人風格的“美式中文“研報，習慣站全球視角審視中國周期。

1992年，高善文攻讀北大國民經濟管理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前身）宏觀經濟分析專業。碩士期間，高善文繼續其英文偏好，他的碩士論文做的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研究，寫論文時拒絕照抄國內的教科書的“二手資料”，堅持追溯英文原始論文，導師評價他：

充滿理工科式的較真，在經濟系學生里極其少見。

（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大學的自習室）

在北大燕園求學的七年，高善文深知自己并不是最聰明、最勤奮的人，習慣自嘲的他如此概況他的本科學習生涯：

我本科四年焊過很多電路板，但還是不如同班同學焊得漂亮，最后電路沒研究明白，反倒學會一套物理學家式的邏輯推演工具，只能拿去分析股市和通脹，這就是跨專業的一項比較優勢——至少經濟學是這么說的。

高善文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早早地認識到，真正長久可復用的競爭力從來不是單一技能的絕對頂尖，而是跨領域疊加出來的比較優勢——學歷門檻、信息差在短期內能獲利，但思維框架帶來的比較優勢，才是長期分析市場的底層根基。

當然，對于被高考折磨得欲仙欲死的中國青年而言，高善文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考上一個好大學的優勢，不在于它的文憑含金量與校友關系，而在于在校期間老師的言傳身教、同學的耳濡目染，以及紛至沓來的各類寶貴信息。

高善文非常懷念在校的時光，懷念那個整天傻呵呵看樂子，什么熱鬧都要湊上去的自己，他也非常推崇羅素的一句話，

The time you enjoy wasting is not wasted time.

（你心甘情愿用來消磨熱愛之事的時光，并不算浪費）

② 工作中

1995年，高善文碩士畢業，順利地進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負責宏觀經濟監測、政策文稿、數據研究。也就在這一年，中國銀行副行長周小川調任央行下屬的外匯管理局，并成為央行黨組成員。

高善文的分析報告很快就進入了周小川的眼簾，因外匯政策、跨境資本、貨幣政策配套改革的業務關系，這位于1994 年剛拿到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學術型官員”，非常欣賞高善文“敬畏現實數據、拒絕純紙上理論” 研究風格，另外，周小川也不認為高善文“像外國人寫中國文章”的文風是一種罪過，甚至公開表示出這種文風：

很對他的胃口。

1999年，高善文以在職研究生的身份進入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攻讀博士，導師就是剛升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

和傳說中的“鍍金博士”不同，高善文白天處理央行貨幣政策實務，晚上回家推導周期模型、處理海量進出口、物價數據。白天實操、晚上建模，這套 “政策實操 + 量化實證” 結合，是別家宏觀分析師沒有的優勢。

他還回憶起讀博期間，周小川經常請博士生們去央行內部小食堂吃飯，食堂口碑很好，但博士生卻沒有胃口品嘗，因為學生們在吃飯時需要輪流匯報日常學習進度和研究思路，而且每個學生都必須大膽質疑至少一個經濟學中的主流觀點，要做到有理有據。

當然，周小川對高善文的表現看在眼里，早年曾評價他：

善文能沉下心做實證，以后能做出獨一套的東西。

這個判斷后來被應驗了，但可能周行長也沒想到，高善文能做得這么好。

2003年，高善文博士畢業后，沒有追隨導師腳步在金融監管領域深耕，反而是應昔日北大學長李勇的邀請，加入了光大證券。

沒錯，這位當年勸說高善文棄理從文、考入北大光華的學長，再次和高善文一路散步，一路暢談，以非凡的口才說服了小師弟離開舒適區，進入業界：

想解釋國家經濟運行，光站在廟堂之高是不行的，你得貼近地面，才能絕知此事要躬行。而且，你已經三十多歲了，再不接觸實業，什么時候真正了解行業問題呢？

高善文開啟新的職業生涯，遭到了一片質疑。

資本市場的分析師分為賣方和買方兩類。賣方分析師被券商研究所雇傭，服務于全市場機構投資者，靠機構客戶的交易傭金分倉變現，要求具備豐富的產業調研經驗，業績由市場說了算。

而高善文是出身央行的政策研究人員，優勢在于宏觀經濟監測，不直接服務投資，也不接觸二級市場交易，從沒對外賣過報告，他行嗎？

高善文為光大證券研究所組建團隊。由于初創，前景難料，加之當時股市低迷，研究所基層員工800元的工資都發不出，甚至不得不與上海浦東張楊路上一個居民樓里的底層商鋪簽約，作為辦公場所。每天中午，隔壁川菜館傳來炒菜的香氣，準點提醒研究所人員午餐。

高善文有一點點疑惑，思考起李勇“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豪言是否適當。但一想到同行的質疑，他又憋著一股勁，關起門來，蓄力，發大招。

2006年3月，股權分置改革落地初期，上證指數停滯在1250點，市場普遍看淡后市。在這個敏感節點，銀行監管部門面向商業銀行、券商宏觀研究專家召開了一次行業內部形勢研討閉門座談會，探討改革方向與振興措施。

高善文以首次以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的身份（而不是以會議召集者身份），作為市場宏觀研究代表發表演講。他沒有來自業界代表的拘謹，反而完整地拋出了“廣譜資產系統性重估” 的核心判斷，直言市場不需要拯救，它就站在了歷史性周期的起點上：

從貨幣信貸加速和產能過剩加劇相并存的現象來看，中國廣譜資產價格，包括股票和房地產等在內，可能將經歷一輪比較大的重估。

這種樂觀的情緒驚呆了在座各位，甚至央行官員都覺得，高博士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理論邏輯還需要時間檢驗。

高善文對于這份好意似乎并不領情，他隨后陸續寫出多份研報，參考1980年代日本與臺灣的資產重估經驗，從國內規模以上實體經濟部門的資產配置行為出發，以經常性賬戶失衡和人民幣匯率低估為切入點，推導出中國資產價格重估的內在邏輯。

高氏“資產重估理論”的核心邏輯很簡單，就是以居民、企業、銀行微觀資產負債再平衡為核心，認為貿易順差帶來流動性擴張，銀行信貸派生過剩流動性，從而使得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導致實體投資回報率下行，多余資金自然持續流入股票、房地產等金融資產，催生全面資產價格重估上漲。

從2006年3月高善文明確提示 A 股將迎來一輪史詩級估值上行后，上證指數從 1300 點沖至 6124 點，該理論一戰出圈，后續多次用于解釋 2009 年地產上行、2014 年杠桿牛市等。

但高善文對此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并不認為自己的預測多么特殊，更不認為市場的繁榮就必然代表了“正確”。2007年10月，高善文團隊在研報中提醒：

資產重估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資產價格的泡沫化過程。就中國資本市場目前的情況看，股票市場無疑存在相當明顯的泡沫。 現在的問題是，重估過程可能還沒有結束，股票市場的泡沫還在進一步吹大，但從長遠看，目前的市場估值水平是無法維持的，并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點，通過股價劇烈下跌的方式來完成修復。

就是高善文一貫的研報風格：重視邏輯，重視信息傳播，在報告中盡量避免枯燥的術語，擅長把晦澀的理論說成散戶都聽得懂的大白話，而且還不忌諱、不回避經濟問題的負面隱患。

和一大批批著分析師的道具、離開鎂光燈就不能活的戲精同行相比，高善文的出現，無疑是一股清流。

2004年，入行不到一年的高善文在《新財富》的機構投資者投票中，一舉奪得宏觀經濟分析方向第一名，當時的評論是：

資產重估理論是國內首個打通國際收支—貨幣供給—大類資產自上而下的實操框架，目前已經成為公募、保險機構標配的分析工具。

此后，高善文還跳出傳統 “三駕馬車” 的需求側分析方法，首創了可貿易/不可貿易部門二分法，通過貿易盈余波動反向識別經濟驅動力量。這就是業內宏觀行業研究無法回避的、作為中長期經濟總供求核心分析框架的：

產能周期理論。

高善文認為，在產能擴張期內，企業資本開支上行、進口增加、貿易盈余收窄，通脹溫和上行。

但由于信息的傳遞具有天然的滯后性，擴張期的末尾必然銜接產能過剩期，此時投資收縮、出口擠占內需、貿易盈余走高，實體回報率下行，資金轉向金融資產。

資金像是微觀經濟部門最嚴厲的父親，其意義不只在于“避實向虛”、“追求更高的利潤”，而是承擔著淘汰落后產能，再平衡供需關系，修復盈利的嚴肅功能。產能出清期不是人人喊打的怪獸，而是客觀存在的，地位與維護市場正常生態的禿鷲彷佛，是構成完整產能周期的重要一環。

這套框架完美解釋了2012 年后中國持續產能過剩、2016 年供給側改革、2020 年后重啟內需等中長期特征。

至2012 年后主動退出所有市場投票榜單，不再參與評選，高善文15次參選新財富，11次奪得宏觀經濟第一名，其中2004-2007 連續四年位居榜首；在證券市場周刊的"遠見杯"預測競賽中，他四次參賽三次奪冠，宏觀指標預測誤差長期居于行業最低。

什么是行業GOAT的含金量啊？這就是。

③ 方法論

現在我們要說一說，高善文是如何做研究的。

事實上，他把自己的求學、轉業、研究經驗，全部明明白白地寫成文章，結集出版為《經濟運行的邏輯》。

我認為每一個行業從業人員，或是立志于成為宏觀行業研究人員的學生，以及試圖從更高維度理解中國宏觀經濟（尤其是中國式增長）的經濟學愛好者，都應當好好地讀一讀這本書。

它值得你擁有。

該書完整地描述了作者關于研究方法的思考。例如在《光線是可以彎曲的》一文中，他以“螞蟻找家”為例，提出分析師應當怎么研究因果關系。

2006年，國際學術頂刊《科學》上刊發了一篇名為《The ant odometer: stepping on stilts and stumps》的論文，翻譯為中文就是：

《螞蟻的里程計步器：踩高蹺與截短足肢實驗》。

文章指出，經過長期的進化，天生視力較弱的螞蟻通常根據沿途留下的氣味（內含信息素）進行定位，每次都尋著味兒回家。但生物學家懷疑，撒哈拉沙漠蟻不靠著味道，而是根據體內自帶的里程計步器定位——每次螞蟻離家，計步器自動打開，統計螞蟻走過的步數，檔螞蟻決定回家時，計步器反向工作，當步數清零后，螞蟻就知道到家了。

那么，怎么判斷這個“里程計步器”假設是不是正確的呢？

普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抓來一百只螞蟻解剖，查看螞蟻體內是不是有這么一個定位功能的器官或組織。但這個思路很難走通，因為人類不是螞蟻，沒法把具體的生物功能與器官一一對應起來。

生物學家Matthias Wittlinger等人設計了一個邏輯清晰、可反復驗證的實驗。

他們認為，如果計步器假設成真，那么可以把走完某段路程的螞蟻分為兩組，一組粘豬鬃加高腿（高蹺組）、一組截斷半截腿（短樁組）。那么擁有大長腿的螞蟻就會經過巢穴后繼續行走，走過頭后再停下來，而擁有小短腿的螞蟻會走到一半就停下來。

實驗結果完美地證實了兩組螞蟻的行為表現，由此證明計步器假說的正確性。

高善文在安信證券的內部培訓演講稿中引用了螞蟻回家的實驗，用來闡釋科學研究的四步法，即觀察現象→提出假說→推演可檢驗預測→實證檢驗，是國內財經圈第一次把該生物學實驗作為經濟學方法論案例。

這就不能不說我在2021年底，根據英國皇家學會《氣候變暖對信天翁離婚率的影響》一文，描繪了恒大集團美元債違約的決策路徑（參見《》）。

這篇文章雖然閱讀量只有可憐的1000人次，但我寫得艱難，也很有成就感。而當時寫作的動力，就是模仿高善文先生培訓稿的文章框架，借生物學期刊的研究討論經濟學案例。

感謝高善文博士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博士在《光線是可以彎曲的》這篇經典研報上，還創造性地提出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的區別。他認為因果關系的確定需要至少把握三個要點，首先是預測必須是可觀察的、明確的和排他的；其次是盡可能地排除內生性問題；最后是尋找對比樣本的測試。

他身體力行，根據以上原則撰寫了《劉易斯拐點與通貨膨脹》一文，認為中國已經事實上越過了劉易斯拐點。

他獨創的實證方法精巧得近乎于作弊，即通過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價格分化，反推低端勞動力供需變化。

高善文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統計口徑與統計數據并不能反映真實就業情況，但留在農村的農民勞動力必然要參與農產品的生產過程。

而農作物的勞動密集程度又天然存在差異，例如花生、油菜籽、棉花等作物，生產同等產量，需要大量人工播種、除草、采摘、收割，很難大規模機械化，勞動力成本占比在橫軸最右側。而小麥等大宗主糧，耕地、播種、收割全程農機普及，化肥、農機、農藥的成本占比高，人工占比顯著更低，散點圖橫軸靠左。

同時，我們普遍認為農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農戶是價格的接受者，產品的長期價格反映了長期生產成本。

因此高善文提出，在劉易斯拐點之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充足，農民工工資長期停滯；而在拐點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工業和農業競相爭奪勞動力，農村雇工的工資將持續增長。這將導致一個肉眼可見的經濟現象：

對于低勞動密集型作物（例如小麥），由于人工占總成本的比例較低，因此生產成本抬升有限，長期價格的漲勢較為溫和。 但對于高勞動密集作物（花生、棉花、油菜），人工是生產該商品的核心成本，用工成本的提高勢必大幅增加單位生產成本，從而導致終端售價的飆升。

高善文以2000–2007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此期間，排除氣候、需求、通脹、農產品進出口等因素影響后，弄作物勞動力密集度越高，2000–2007 年間累計價格漲幅越大。

同時，他以1990年代的數據進行對照檢驗，發現這個時間區間內農產品勞動密集度和價格漲幅無顯著相關性。

這就說明，中國在2000年之前（90年底）與之后（入世后的用工潮），對應著不同的剩余勞動力市場，中國經濟已經悄然越過了劉易斯拐點。

當然，高善文這篇關于劉易斯拐點的研報招致了眾多的質疑和謾罵，最主要的反對者正是產業監管者和地方官員。他們認為高善文的結論危言聳聽，提前宣告了代加工模式的人口紅利產業見頂，否定了當時內地省份大力引進低端制造業、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的政策端努力，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

于是，高善文被批評為自帶 “市場派、資本視角” 的標簽，是“走出農村后否定農村的既得利益者”，是“何不食肉糜”的脫離實際的學者。

直到2015年底，我國發布新一輪五年周期數據，CPI 中樞、城鄉工資、工農價格裂口…相繼驗證其判斷，對高善文的質疑聲才大幅消退。

但別忘了，2015年底我國發生了什么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這就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

如果高善文關于劉易斯拐點的文章早早獲得公允的評價，對宏觀政策產生積極影響，當時的棚改政策、地產狂潮還會狂飆突進嗎？對今天的影響又將是怎樣的，會不會根據農村剩余勞動力見底，人工成本長期上行的基本趨勢，提前對消費端改革、對制造行業資產定價形成更有成效的長期指引？

歷史不能假設，但思維無法停止。

④ 身后名

如果僅以構建本土化中國宏觀投研體系、重塑賣方研究方法論標準、對人才培養與行業生態貢獻的成就論處，對高善文的評價也就止步于此了。

但是，如果從做人做事的角度，對高善文的推崇，還是遠遠不夠的——這一點，同樣適合于對他的批評。

1971 年，高善文生于山西臨汾南部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務農。他把這段艱苦記憶寫進《經濟運行的邏輯》開篇，造就他對底層供需、民生周期天然的共情，也是他 “敬畏現實數據、拒絕純紙上理論” 研究風格的源頭。

他自述 70 年代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普遍帶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樸素家國情懷，這也是后來他放棄純理工、轉向宏觀經濟的隱性動因——想解釋國家經濟運行，而非只研究電路。

在日本進修期間，他詳細調查了日本經濟的起落，直言回頭再看中國，方才看清本土產能、信貸、外貿獨特的運行邏輯，避免直接照搬歐美模型的通病，也要盡量避免日本九十年代走過的彎路。

他在《代后記》一節中回憶少年求學、北大讀書歲月，再次提及物理轉經濟的底層思考，解釋理工背景如何讓他重視數據與邏輯調查。把理工科 “實驗、證偽、對照” 思維貫穿所有經濟分析，所有宏觀結論均配套對應的調查、數據核驗思路。

最重要的一點，他強調講真話。

2024年12月3日，高善文在深圳舉辦的國投證券2025年度投資策略會上，發表名為《云橫秦嶺家何在》的主題演講。

他說當下社會呈現分化顯著的生存狀態，存在一個反常的悖論，即人口結構越年輕的省份，消費增速反而越慢；老齡化程度越高的省份，消費增速反而更快。這是因為：

1，退休群體擁有剛性、逐年上調、跑贏通脹的養老金，無房貸、育兒大額負債約束；收入不受經濟周期、就業市場沖擊；

2，青年群體就業壓力大、薪資預期持續下調，背負房貸、育兒壓力，對長期收入信心走弱，因此主動壓縮大宗消費、降低消費意愿；

3，最慘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擔家庭全部開支，職場競爭內卷、收入增長停滯，同時背負債務，收支兩端持續擠壓的中年人，消費意愿最弱。

高善文形象地把這種現象概括為：

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年輕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

然后，這番講話就給他引來了無窮的麻煩。

但高善文不為所動，堅持認為他觀察到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認為人們只有正視客觀問題的存在，才能去尋求正確的改革方案，只會做價值判斷的人是沒有前途的，你不能指望對著電影角色問“這是好人還是壞人”的觀眾去評價電影表現藝術的高低。

甚至于，他沒有登味十足地說著片湯話，而是在一次內部會議上進一步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們 60、70、80早期的這一代人，完整踩中了改革開放、城鎮化、全球化三輪長期上行紅利，大概率能分享到時代增長收益，我自己也實實在在拿到了這一輪周期的紅利，對此我心里一直清楚… 但現在年輕人面對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存環境…單靠勤奮很難復刻我們當年的上升路徑…成長的底層邏輯已經發生改變。

他說到新冠疫情結束后，因為疤痕效應，局面消費不會出現報復性反轉，而是會出于安全性的考慮緊縮開支，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因此，他對當代青年人敘說著最掏心窩子的大實話：

1，不要被宏觀GDP增速數據所迷惑，從而盲目創業、激進買房； 2，務必以手里的現金流、所處行業真實就業環境，作為個人投資消費決策的重要依據； 3，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當未來收入預期下調時，降低欲望、捂緊錢包，是自保的最優解法。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高善文是一個習慣性唱衰的情緒操控者，他會踏踏實實地提供切實的努力方向與建議。

例如他說日本在泡沫破滅后，大量企業出海，在創造驚人利潤的同時，也成為日本走出“失落的三十年”的重要原因，他建議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抓緊出海，推動股權資產從"GDP定價"轉向"GNP定價“。

他在2024年12 月的《云開霧散?曙光現》年度策略演講中，對年輕人是這樣建議的：

掌握生產力的人適合出海，掌握生產關系的人適合留在國內。現在年輕人沒有普惠增量，必須認清自己的稟賦做選擇，兩條路不存在孰優孰劣，只看自身擅長什么。

就是這樣一個實在人，因為太喪，因為不夠正能量，于是被批評為投降失敗論調。在泄露了“掌握生產力的人適合出海，掌握生產關系的人適合留在國內“的天機之后，他的微信公眾號"高善文經濟觀察"和一些短視頻賬號在平臺上相繼無法正常訪問。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是，高善文在研報和發布會中，質疑2023年和2024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增速與GDP增速的統計數據存在異常，而且異常值均超過了二至三倍方差的水平，這也就是所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總有一個存在問題“。

需要特別指出，高善文絕不是一個嘩眾取寵、好為人師的假學道。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慶期間，他聯合同宿舍好友王國斌等人，發起設立秦靳獎學金，總捐贈額達到3000萬元，是當時北京大學單筆規模最大的本科生獎學金項目。

2025年9月，高善文通過視頻為2025年北京大學全球金融論壇的嘉賓歡迎晚宴致辭，兩個月后，他從國投證券（由安信證券更名）離職，安心治病。

我只想說，連泰國人都明白什么是自信，什么是他信，我想作為當代中國的青年人，應該不輸泰國人吧？

這一點，王小波早就在一篇雜文里說得清清楚楚了。

在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里，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子斯泰芬，問后者有什么長處和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卻有著一項迷之自信：

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王小波對此進行了精準的點評：

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

Anyway，昨天下午，中國最好的宏觀經濟分析師走了，這是行業的重大損失，也是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

人間不見觀潮者，世上已無高善文！

——（全文完）——

寫在后面的話：

1，昨天下午驚聞高善文先生去世，和讀者群的群友們分享了一些對他的評價與看法，深感不成系統，故而承諾寫一篇文章。毫無疑問的，文章成稿較晚，但正文一萬多字，內容扎實不扎實，態度誠懇不誠懇，你們看完就明白了。

2，向群友普及了一番高善文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運行的邏輯》。這本書很薄，而且文風平實，文字有趣，即使以門外漢的身份去閱讀，也是很有收獲的。絕對是強烈推薦。

另外我要說清楚，單獨發頭條打廣告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但文章中推薦的書籍（我只發這一類）絕對是我讀過，而且覺得有推薦價值的，并且人大出版社在學術出版中的地位，懂的都懂。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望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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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u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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