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一九六五年的合影,把三十七歲的李鵬留在鏡頭里。
兩個孩子還小,一個六歲上下,一個兩歲上下。父親低下身子,和孩子保持差不多的高度。
是反差。
那一年,他三十七歲。
也是這一年,國務院任命他為阜新發電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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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張普通家庭照。
它背后,是一個烈士遺孤,從童年動蕩里一路走出來,終于在東北電力系統站穩腳跟的時刻。
李鵬小時候,家里最早留下的不是安穩日子。
他的父親李碩勛,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者。一九三一年,李碩勛在海南犧牲。那時李鵬還很小,許多事情未必說得清,可父親這個名字,已經壓進了他此后的路里。
母親趙君陶帶著他輾轉。
孩子最怕的,是大人突然沉默。
他后來沒有走向輕飄飄的生活。十三歲那年,他到了延安。窯洞、課堂、勞動、組織生活,一點一點把一個少年往前推。
他沒有退路。
一九四八年,李鵬按組織安排赴蘇聯留學,進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那時候,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國家要建設,最缺的就是懂技術、肯到一線的人。
他學的是水電。
往后幾十年,這兩個字一直跟著他。
一九五五年,李鵬回國后,要求到基層工作。他先后在豐滿發電廠、東北電業管理局工作。電廠不是辦公室里的名詞,機器轟鳴,調度緊張,設備、負荷、檢修,樣樣都要人盯著。
這份經歷,后來把他推到阜新。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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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朱琳相識,在一九五七年的吉林。
他后來回憶第一次見朱琳,說她穿紫紅色女式套裝,梳著兩條辮子,有一雙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舉止大方。
這話不夸張。
它像一個理工科青年在記現場:顏色、發式、眼睛、舉止,一項一項都記住了。
晚宴后有跳舞。
李鵬請朱琳跳了兩支舞。第二支舞里,兩個人用俄語介紹自己,話還沒說完,舞曲就結束了。
曲子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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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卻沒停。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李鵬和朱琳在北京登記結婚。婚后,他們有了三個孩子:長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小兒子李小勇。
所以,一九六五年那張合影里,其實少了一個人。
女兒李小琳沒有出現在畫面里。
那一年,李鵬已不只是年輕干部。
他剛被任命為阜新發電廠廠長。阜新發電廠是當時重要的火力發電企業,廠長這個位置,不是靠一張好看的臉坐上去的。
一個人站在鏡頭里,臉可以周正,衣服可以整齊,可眼神里的穩,來自前面走過的路。
少年喪父,延安學習,蘇聯深造,回國下廠,東北歷練。
李鵬寫這本書時,已經八十多歲。
這個細節很小。
卻像那張舊照一樣,把人從宏大的履歷里拉回到桌前。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日,李鵬和朱琳迎來金婚。五十年過去,兩個年輕人在吉林舞會上相識,一個成了國務院原總理,一個陪他走過漫長歲月。
李鵬說:“50年說來話長,我們經過了很多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彼此激勵,相互幫助。”
他說能找到這樣的終身伴侶,感到幸福。
像一個老人回頭看家里那盞燈。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時十一分,李鵬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歲。
可一九六五年的那一瞬間,還是留住了他少見的一面:三十七歲,剛走到事業要緊處,兩個兒子在身邊,一個父親半蹲下來,把自己的高度降到孩子面前。
鏡頭按下去。
他把那張父子合影,放進了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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