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聽到一個消息：遠在瑞士日內瓦的斯諾，癌癥已經很重。
不是一般朋友。
這個美國記者，三十六年前穿過封鎖線進陜北，帶走十六本筆記、二十四個膠卷，把一個被外界誤解的紅色中國寫給了世界。如今，他躺在病床上，連遠行的力氣都快沒有了。
毛主席沒有把這事當成尋常問候。
他同周總理商定：派醫療組去瑞士。
這一步，不輕。
那時中美關系剛剛松動，尼克松訪華還沒成行。斯諾的病床在日內瓦，離北京隔著萬里；可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眼里，這個病人不是“外國記者”四個字能概括的。
他是老朋友。
斯諾第一次真正走近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三六年夏天。
北京東城盔甲廠胡同十三號，三十一歲的斯諾從家里出發，坐火車去西安。宋慶齡替他牽線，他帶著好奇，也帶著風險，往陜北走。
那時外界聽到的紅軍，多半隔著國民黨方面的封鎖和宣傳。誰也說不清那些翻山越嶺走完長征的人，到底是什么樣子。
斯諾要親眼看。
到了陜北，他見到周恩來，也見到毛澤東。窯洞里，桌上攤著紙和筆，談話一開，便從個人經歷說到抗日形勢，從中國革命說到農民和土地。
毛澤東沒有把他擋在門外。
斯諾后來帶走的，不只是采訪記錄，還有一個全新的判斷：這支隊伍不是外界傳聞里的影子，它有自己的信念、紀律和解釋世界的方式。
他沒有說話。
他把這些東西寫了出來。
一九三七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出版。到了一九三八年，中譯本《西行漫記》問世。很多人第一次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也第一次看見長征后的紅軍和陜北蘇區。
一支筆，越過了封鎖線。
這也是后來中國人一直記著斯諾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沒有就此停在回憶里。一九六〇年，他再次來到中國。一九六四年，他又來了。一九七〇年十月，他第三次訪問新中國。
這一次，分量更不一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同斯諾談了很久。那場談話里，毛主席談到尼克松，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他愿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
這句話傳出去，外界聽懂了其中的信號。
半年多后，基辛格秘密訪華；再往后，尼克松的飛機飛向北京。斯諾沒有坐在談判桌前，但他早年打開過一扇窗，晚年又讓世界聽見了風聲。
可他的身體先垮了。
一九七一年，斯諾病情惡化，后來確診為胰腺癌。洛伊斯看著丈夫在病痛中消耗下去，開始給朋友寫信求助。信越過歐洲，到了中國朋友手里，也到了馬海德那里。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一九三六年曾和斯諾一起去陜北。斯諾回到美國寫書，他留在中國，后來成了新中國第一位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三十多年過去，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瑞士。
病床前又要相見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前后，馬海德、黃國俊、張錦坤等醫護人員陸續抵達瑞士。醫療組住在日內瓦郊區的中國領事館，每天往返，分日夜兩班照看斯諾。
這就是毛主席的回應。
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封禮節電報，而是把醫生派到病床邊，把護理安排到日夜之間。
斯諾已經很虛弱。
馬海德走到床前時，斯諾認出了這位老伙伴。他看著他，喊的還是當年的名字：“喬治。”
還有一次，黃華繞道日內瓦來看他，轉達毛主席、周總理的問候。馬海德陪著黃華進屋，斯諾看見兩張熟悉的臉，竟撐著精神坐起來。
他說：“好啊，咱們三個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
屋里的人都笑了。
笑聲很短。
病不會因為老朋友來了就后退。醫療組能做的，是盡量減輕他的痛苦，陪他熬過最后的日子。斯諾明白這一點，馬海德也明白。
二月十五日，斯諾在瑞士日內瓦去世，終年六十六歲。
六天后，尼克松抵達北京。
這個時間太近了。一個曾經把紅色中國介紹給世界的人，沒能等到中美關系破冰的那個鏡頭。他閉上眼時，那架飛機還沒有降落在北京。
斯諾留下遺愿：把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國。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的部分骨灰安葬在那里。墓碑上刻著葉劍英題寫的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毛主席、周總理、宋慶齡等送了花圈。
未名湖邊，樹影落在墓碑上。這個美國記者走了很遠的路，最后有一部分，留在了他一生不斷書寫的中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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