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虛報存貸款到虛增財政收入，經濟低迷時弄虛作假保政績危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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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審計署報告顯示，3戶金融企業“內卷式”競爭虛增存貸1.41萬億元，21省市虛增財政收入596億元，河南舞陽虛報省外資金70余億、云南雙江34戶企業虛報產值35億。數據失真不僅誤導宏觀決策，更會放大金融和財政風險。越是在經濟承壓時期，越需要守住真實統計和依法治理的底線。

一、審計署年報直指：3家金融機構虛增存貸1.4萬億，1戶金融企業虛增跨境債券交易量3893億元。

7月8日，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商洛監管分局披露了一項行政處罰信息。該處罰信息稱，因存在以貸轉存虛增存貸款規模、以貸還貸的違法違規行為，陜西山陽農村商業銀行被罰55萬元，相關責任人李海濤、王瑄被分別警告。

我們平時經常聽到虛增GDP、虛增工業增加值，很少聽到直接與資金掛鉤的存貸款，居然還存在虛增這樣的作假行為。實際上，這種行為并非山陽農村商業銀行這種小銀行的孤例，國家審計署半個月前的一份審計報告告訴我們，這是商業銀行一種常見現象。

2026年6月23日，審計署侯凱審計長向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作了《國務院關于202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報告揭示的金融機構數據造假規模，令人觸目驚心。

報告指出，3戶金融企業在2023年至2025年8月期間，通過多種手段以“內卷式”競爭拉動存貸款規模增加1.41萬億元。具體手法分為三類：

一是“先存后貸”“即貸即收”等方式制造虛假存貸數字6156億元——先把存款做上去，再把貸款放出去，一魚兩吃，數據好看，實際業務沒變。

二是通過超低利率搶貸款、出資為客戶開發信息系統換存款等方式，虛增存款4723億元。

三是通過降低審核標準、放松風控要求等方式增加3241億元，埋下了不良資產上升的隱患。

更令人震驚的是跨境業務造假。報告查出，1戶金融企業通過組織境內外分支機構相互交易，虛增跨境債券交易量3893億元，并通過引導內部員工及客戶“即買即賣”頻繁交易，虛增境內交易量45億元。另有2戶金融企業為追求債券承銷規模或市場排名，低于發行價出售債券，以讓渡差價虧損2.42億元為代價，換取承銷規模增加3631億元。

工行、建行、交行、農行、中信銀行、光大集團、中國銀行共七家銀行及金融機構被審計署直接點名。此外，審計還查出上述銀行違規掩蓋或處置不良資產、以降低不良率查明的金額達634億元。

二、國家審計署稱，21個省市虛增財政收入，為保預算稅務、海關征收“過頭稅”。

金融機構的造假只是冰山一角。審計報告同時揭示，21個省市通過將國庫資金先列支再調回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596.51億元；稅務和海關部門向1954戶企業等多征收或提前征收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404.27億元。

“過頭稅”的實質，是稅務和海關部門在經濟下行期為了完成收入任務，向企業提前征稅、多征稅。有的地方為了防止“財政赤字突破紅線”“三保支出無法保障”，選擇通過虛增收入填補賬面缺口，將收支失衡的矛盾暫時隱藏。

2026年7月10日，中央層面通報的典型案例進一步揭示了地方財政造假的慣用手法。廣西南寧市利用國有企業自有資金循環空轉虛增財政收入——將資產價值由84萬元修改為840萬元至5億元不等，再向企業收取所謂“劃撥價款”，財政部門收到企業上繳的款項后計入財政收入，共虛增2024年財政收入28.3億元。

這種“虛收空轉”的手法在全國多地并不罕見。審計署的報告中，“虛收空轉”與征收“過頭稅費”被并列列為需要堅決制止的違法違規行為。

三、統計部門通報稱，有些地方為完成計劃虛報外資和工業增加值數據，為政績花錢買排名。

其實，金融和財政領域蔓延的數據造假，在統計數據虛報虛增面前，只是小巫見大巫。近年來，國家統計部門持續開展統計造假專項整治，多起典型案件陸續公開，反映出基層統計造假更為嚴重。

比如，河南商務系統省外資金造假案暴露了層層加碼的惡果。河南省商務廳在引進省外資金考核中，明知基數虛高仍要求逐年遞增，頻繁通報排名。2025年1月至11月，漯河市舞陽縣虛報省外到位資金70余億元，商丘市柘城縣虛報40余億元。央視《焦點訪談》報道披露，舞陽縣上報78億元，實際到位僅1億多元。

比如，云南基層統計造假案則折射出排名通報機制的危害。云南省每季度對全省129個縣（市、區）的工業增加值及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指標進行排名通報，層層加碼之下，2022年至2024年三年間，臨滄市雙江縣34戶規上工業企業累計虛報產值35億元；楚雄州雙柏縣多個部門、鄉鎮甚至委托中介機構為284個投資項目編造入庫備案資料，累計虛報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40余億元。

比如，遼寧海城“花錢買排名”案則讓造假從數據延伸到了“面子”。2024年6月，海城市花費498萬元與某“百強縣”榜單評價機構簽訂咨詢項目合同。2025年榜單評價中，該機構通過提高主觀指標得分的方式幫助合作縣市“上榜進位”，海城市由客觀指標第118名調整至綜合第91名。

再如，湖南耒陽不顧當地實際規劃建設童車產業園，夸大數據、虛報產值，被中央層面通報為“虛假政績工程”。有地方企業為提升行業知名度，通過偽造財務憑證、制作虛假入庫單據，多報工業總產值，虛報率高達47%。

這幾起案例雖然發生在不同地區，卻有一個共同特點：數據本身并不是最終目的，真正追求的是考核排名、政績評價和干部壓力下的任務完成率。

四、越是經濟低迷、經濟目標難以完成的時候，越需要守住底線，防止統計數據造假注水。

從金融機構虛增1.41萬億存貸款，到21省市虛增596億財政收入，再到縣級政府花498萬買百強縣排名——這三組數據勾勒出一條清晰的數據造假鏈條：經濟越低迷，造假越猖獗；目標越難完成，手段越極端。

審計報告和統計通報揭示的造假手段花樣百出：“先存后貸”“即貸即收”虛增存貸規模；國企資金空轉“虛收空轉”虛增財政收入；中介機構編造項目資料虛報固投；評價機構人為提高主觀指標得分幫縣市“上榜進位”。這些造假行為的共同特征是：用數字游戲掩蓋真實問題，用虛假繁榮替代真實增長。

但造假從來不會真正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變得更嚴重。虛增存貸款埋下不良資產隱患，虛增財政收入掩蓋財政赤字的真實規模，虛報統計數據誤導宏觀調控決策，花錢買排名加重基層財政負擔。正如有評論指出，“看似亮眼的數據，實則埋下發展隱患，不僅掩蓋真問題、誤導決策，更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 。

國家統計局已在2026年開展常規統計督察，向多個省（市）和國務院部門反饋督察意見，指出“一些實地調查地區企業（項目）統計數據失實”“部門統計數據質量存在風險隱患”等問題。但防治數據造假，不能僅靠事后督察。

越是在經濟承壓、完成目標難度加大的時期，越需要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依賴數字包裝。真實的數據可能不好看，但它是科學決策的基礎；虛假的數據可能“漂亮”，但它必然導致政策的誤判和資源的錯配。只有真實反映經濟運行狀況，政策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市場才能形成正確預期，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才能得到及時識別和化解。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