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剛結束北約峰會行程,旋即啟程奔赴烏蘭巴托,與蒙古國元首共同簽署二十余項合作文件。
韓媒將此次出訪譽為“韓蒙關系新紀元”,戰略焦點直指蒙古境內蘊藏的逾三千二百萬噸稀土資源。
可現實很清晰:礦權歸屬蒙古,但要把這些資源運抵韓國工廠,一個關鍵環節始終無法繞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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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李在明專機降落在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這是自2011年李明博總統訪蒙以來,韓國國家元首時隔15年再度正式踏足蒙古國土。
規格空前,誠意十足——雙方現場簽署21份合作諒解備忘錄,并就構建全面經濟伙伴關系達成初步共識;韓國同步宣布,對蒙古出口的銅、鉬及稀土類關鍵礦產,實施2%至5%不等的進口關稅豁免;遠景目標鎖定2030年,推動雙邊貿易規模突破10億美元大關。
數字聽來振奮?細究之下卻顯單薄:這一目標僅相當于2024年中蒙貿易總額186.2億美元的約5.4%,尚不足其零頭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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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為何如此迫切擁抱蒙古?壓力來自外部,更源于自身產業命脈的結構性脆弱。
韓國是全球半導體制造重鎮、動力電池技術高地、新能源汽車核心組裝基地——三星電子、SK創新、LG能源解決方案等領軍企業,無一例外深度依賴稀土元素。
芯片制造需高純度稀土拋光液,驅動電機離不開釹鐵硼永磁材料,動力電池正極材料中亦含鑭、鈰等稀土添加劑,全部屬于不可替代的關鍵投入。
而韓國本土地質構造幾乎不含任何具備工業開采價值的稀土礦床,全鏈條仰賴外部輸入。
更嚴峻的是供應格局高度集中——韓國稀土金屬進口中,源自中國的占比逼近80%;其使用的高性能永磁體,九成以上產自中國境內。
換言之,韓國尖端制造業的底層支撐,超七成命門牢牢系于中國供應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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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這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技術優勢與資源稟賦本可天然互補,形成穩定共贏的合作生態。但美國近年持續施壓,將“供應鏈韌性”轉化為地緣政治工具。
美方主導的“去風險”議程已覆蓋全球多個關鍵領域,稀土被明確列為優先脫鉤對象之一。
韓國陷入典型兩難困局——東側是最大貿易伙伴與原材料主供方,西側是安全同盟基石與高端技術協作方,任何一方失衡都將引發系統性震蕩。
破局思路由此浮現:加速構建第二來源通道,實現關鍵資源多元化配置。
蒙古順勢進入韓國戰略視野——其稀土儲量位居世界第二,地理毗鄰便于物流組織,政局總體平穩且對韓友好,堪稱當前最可行的替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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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韓蒙稀土合作絕非倉促決策,而是經過嚴密鋪排的長期布局。
2023年2月,兩國率先簽署《稀有金屬供應鏈協同合作諒解備忘錄》,搭建起制度化對話平臺;
2024年11月,在烏克蘭重建國際論壇期間,雙方高層會晤首次將稀土資源開發納入聯合工作清單;
2025年3月,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率專業團隊赴烏蘭巴托,召開第二屆韓蒙稀有金屬合作委員會會議,從地質勘探、采礦許可到冶煉工藝路徑,完成全鏈條技術對接;
同年12月,“韓蒙稀有金屬合作中心”在蒙古首都正式揭牌運營,首批57套智能化勘查與分析設備全部部署到位;
直至本次李在明親赴簽約,整項合作正式躍升為國家級戰略工程。
三年五步走,節奏精準,步步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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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藍圖雖宏大,落地執行卻面臨硬約束。
韓蒙協議簽署熱烈,但若想把蒙古稀土真正送進韓國產線,必須跨越兩道實質性門檻,而這兩道門檻的通行權,均與中國密切相關。
首道門檻是跨境物流通道。蒙古作為全球第二大內陸國,四面被中國與俄羅斯完全包圍,無出海口、無海岸線,大宗物資進出口必須經由鄰國過境。
理論上存在兩條路徑:北線經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南下遠東港口裝船;南線經中國二連浩特口岸接入全國鐵路網,南行至天津港轉海運赴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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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線看似可選,實則難以承載實際需求。
運力層面,俄遠東鐵路基礎設施老化嚴重,線路多為單軌,日常運輸煤炭、木材已趨飽和,根本無力承接新增重載貨運負荷;
操作層面,受俄烏沖突持續影響,西方金融與航運體系對俄港口實施廣泛限制,主流國際貨代公司拒接俄路線業務,貨物保險亦無法正常投保。
因此,唯一具備現實可行性的通道,只剩中國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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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蒙古對外貿易總量的85%以上,均通過“二連浩特—集二線—天津港”通道完成運輸。
從煤炭、銅精礦到鋅錠,數十年運行已使該通道形成標準化通關流程、成熟班列調度機制與完善配套基建。
礦區裝車→邊境驗放→鐵路干線運輸→港口裝船,全程高效銜接,時效可控。
但問題恰恰在于:這條生命線的運營權限,掌握在中國相關主管部門手中。過境許可審批、口岸查驗效率、鐵路運力分配,每一環節都需中方協同支持。
李在明乘坐的總統專機飛越蒙古領空時,亦需提前向中國民航部門申請航路許可;幾萬噸級稀土原礦運輸,其協調復雜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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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門檻是精深加工能力。公眾常誤以為稀土開采即等于可用,事實遠非如此。
稀土涵蓋鑭、鈰、釹等17種化學性質相近的金屬元素,原礦僅含微量有效成分,真正價值在于后續分離提純與功能化制備。
將混合礦石中十幾種元素逐一拆解,提純至99.999%以上超高純度,并制成特定晶型、粒徑與配比的功能材料,不僅技術壁壘極高,且涉及強酸強堿處理、高危廢液處置等嚴苛環保要求,全球僅有少數國家具備全流程工業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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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此領域的主導地位無可撼動:承擔全球約90%的稀土冶煉分離產能,重稀土(如鏑、鋱)精煉能力接近100%。
即便美國擁有芒廷帕斯等大型稀土礦山,所產礦石仍需運至中國完成分離提純,再返銷回美使用。
蒙古現狀更為嚴峻——尚無一座現代化稀土冶煉廠,現有產出均為未經處理的初級原礦,離終端應用尚隔數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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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所需從來不是原始礦石,而是可直接嵌入晶圓生產線、磁材壓型車間或電池涂布產線的高純氧化物、金屬靶材及合金粉末。
目前全球范圍內,能穩定供應此類高附加值產品的合格供應商,主要集中在中國頭部企業。
即便韓企成功采購蒙古原礦,最終仍大概率須委托中國企業完成分離提純與功能改性,完成一次“出口—加工—返銷”的閉環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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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韓蒙此次簽署的一攬子協議,政治象征意義顯著高于短期產業實效。
對李在明而言,此舉確為國內輿論注入強心劑——既彰顯外交主動性,又向財閥與制造業釋放政策確定性信號,同時亦可在跨大西洋安全框架內提交一份“自主行動”成績單。
但若據此斷言韓國已找到擺脫對華稀土依賴的捷徑,則明顯低估了全球稀土產業鏈的深度綁定程度。
蒙古稀土要真正抵達韓國工廠,無論選擇哪條運輸路徑,抑或采取何種加工模式,一個基本前提始終不變:關鍵節點的通行許可與工藝授權,終究需要中方予以實質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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