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走長征路丨九十年，一個羌族家庭的紅色傳承

2026年7月11日，中國外文局“同走長征路”國際傳播工程采訪攝制團隊來到了四川段的最后一站——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多支紅軍部隊先后穿越平均海拔3500米的松潘草地。這片區域沼澤縱橫、氣候變幻莫測，無數革命戰士長眠于此，是長征途中最為悲壯的生死考驗之地。也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一位羌族土司率族人投身革命的感人故事，至今仍在當地各族群眾間代代相傳。

位于松潘縣川主寺鎮元寶山上的紅軍長征紀念碑。（梁宵攝）

土司的抉擇

在2015年再版的《阿壩州黨史研究資料》中，有整整一個章節，講述了1935年松潘縣羌族土司安登榜的事跡。書中這樣評價：在松潘，紅軍爭取了羌族土司安登榜參加革命隊伍，對紅軍的戰斗、補員、籌糧等起了有益的作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安承勇，是安登榜的曾孫，他詳細向《北京周報》記者講述了曾祖父加入紅軍、投身革命的傳奇經歷。

安登榜，1895年生于松潘羌族世襲土司家族，其先祖于明嘉靖年間受朝廷賜封，在羌地威望極高。1933年，其父安裕禎病逝，作為長子的安登榜依土司世襲制度繼任。國民黨當局也在同年任命他為松潘縣第六區區長，試圖利用他在羌民中的影響力征收糧餉。

“那時候松潘剛經歷過7.5級的疊溪大地震，震中在茂縣疊溪，可岷江沿線的松潘鎮坪、松坪溝全域山崩地裂，房屋垮塌、良田被堰塞湖淹沒，羌、藏、漢等各族百姓流離失所。可民國官府非但不賑災，反倒借著災后修繕、駐防名義層層攤派苛捐雜稅，逼得百姓走投無路。這讓我的曾祖父非常反感，他不愿充當壓榨族人的工具，多次拒不執行政令。1935年，國民黨政府不僅下令罷免他的區長職務，還羅織罪名，派兵圍剿、追殺他。”安承勇告訴記者。

走投無路之際，安登榜率十余名隨從武裝出逃，準備前往茂縣避禍。途中，他們偶遇西進的紅四方面軍第四十二師，親眼看到紅軍主動給受災百姓分口糧，尊重少數民族群眾。在紅軍干部耐心向他宣講民族平等、解放窮苦百姓的革命主張后，安登榜認定這支隊伍是真正為各族群眾謀活路的隊伍，當即下定決心投身紅軍。紅軍也對這位善名遠揚的“神槍手大少爺”早有耳聞，對他委以重任。

而國民黨方面得知安登榜“投紅”，迅速調兵遣將，在松潘吳家梁、青杠梁、馬嶺、野豬窩一帶層層設防。熟悉本地山川地形、通曉羌藏漢三語的安登榜帶領紅軍，分化瓦解地方武裝，紅軍順勢擊潰守軍，順利進入松潘境內。

沿途羌、藏村寨的地主、部族首領大多與安登榜相識，加之他平日善待百姓，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威望極高。他多方奔走，宣講紅軍革命政策，為紅軍籌集了大量糧食和物資。1935年6月，安登榜被正式任命為游擊大隊長，更陸續有200多名羌族同胞主動加入紅軍隊伍。8月初，紅軍北上，安登榜率隊一同出征，擔任向導、前衛并開展宣傳和籌糧等工作。臨行前，他特意回家將紅軍送給他的一床毛毯和一個水壺留給家人，并囑咐妻子好生照料家人，認準紅軍、相信共產黨，莫信國民黨。“打贏了我一定回來，或者中間安頓好了，我也會派人來接你們。”

安登榜隨紅軍抵達毛兒蓋后，一天清晨，他和戰士們外出卻遲遲未歸，隨他一同參加紅軍的同鄉們頓感不安，紅軍次日立刻派出連隊搜尋，最終在毛兒蓋索哈斯（索花）后山七里半坡找到一行人遺體：安登榜及隨行戰士全部遇害。

“我的曾祖母和我的祖父，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收到曾祖父的消息。直到解放之后，我們家才知道了他犧牲的消息，但是一直沒有敢告訴曾祖母。”安承勇告訴記者，他的曾祖母1999年去世，在65年的時間里，曾祖母幾乎每天都坐在門口的一張藤椅上，遙望著村口的方向，等待著丈夫回來。“她經常念叨，是不是曾祖父在北京當了大官，重新娶妻生子了，但她始終相信曾祖父的人品，就一直等在那里。”1986年，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安登榜為烈士。

家族的傳承

安登榜留下的不只是一段革命往事，更是一套貫穿家族幾代人的立身準則：體恤貧苦、寬厚待人、堅守正道、心向家國。

安承勇在松潘縣紅軍長征紀念碑碑園出席活動。（安承勇供圖）

“我的祖父從小就教育我們后輩，當年曾祖父雖然是一方土司，卻從不恃權欺壓鄉民。他經常免去窮人的地租，無論是貧富路人登門，都會邀請他們同桌吃飯。”安承勇回憶說，他的祖父經常告誡自己，做人要吃苦耐勞、心懷群眾，而認真讀書，就是改變命運、服務百姓的唯一路徑。

安承勇小學四年級便離家60多公里讀書，初中遠赴幾百公里外的綿陽求學，考入師范院校。2000年，安承勇正式走上講臺，被分配至松潘縣雪山深處的偏遠村小。當時，這所學校僅有79名學生、3位教師，教學駐地條件格外艱苦，往返學校只能先乘車再徒步1小時山路，日常口糧需要每周一早上背上山。但他一人包攬3個年級全部教學工作，一守便是3年。

“祖父告訴我，教師這份職業能夠影響三代人：言傳身教改變在校學生，家校溝通引導學生家長，孩子成長再惠及下一代。”安承勇說，這份囑托他一直銘記在心。作為安登榜的后代，同時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20多年里他始終扎根鄉村教育一線。從2014年開始，他開始深耕思政課堂，他沒有簡單地照本宣科，而是把松潘的紅色歷史、先輩革命故事融入日常教學。

2026年5月26日，安承勇擔任副校長的松潘縣川主寺鎮小學校，7名學生（1人當天請假）被紅軍長征紀念碑碑園聘任為紅色小小講解員。（安承勇供圖）

安承勇告訴記者，紅軍當年在松潘停留時間長，召開過多場重要會議，也打響過不少戰斗，他會結合課本中那些紅軍長征的故事，細致講述包座、馬場、塔子山等發生在本地的戰役戰斗，“只要提到這些學生熟悉的地名，孩子們都十分有共鳴。”單靠課堂課時根本講不完這些故事，課余課外活動時，安承勇也會和學生圍坐在一起，繼續給孩子們講述紅色歷史，讓孩子們真切地了解腳下這片土地的滄桑過往。

松潘地區藏、羌、回、漢多民族聚居，安承勇常在課堂上向學生闡釋長征留給當地最珍貴的財富——民族團結。“紅軍長征時候到松潘，始終堅守民族平等，尊重各族群眾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與國民黨軍隊肆意掠奪各族百姓牛羊糧食，無視少數民族風俗信仰形成鮮明對比。我曾祖父加入紅軍，就是認識到了紅軍不僅僅是某個民族的隊伍，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今天，在松潘的各個民族鄰里互助、節日共慶，都通曉彼此的語言歌舞，尊重不同習俗，我想這正是長征精神長久浸潤下結出的民族團結碩果。”

責任編輯：呂翎

設計排版：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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