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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中國的近代高等教育逐漸萌芽。1905年籌建,1906年4月10日正式開學并定名為“中國公學”的一所學校在上海誕生了,取意于“中國人公有之學校”,決定“以謀造成真國民之資格,真救時之人才”。
張謇、梁啟超與中國公學籌建
在《中國公學第一次報告書》中,詳細記錄了這一過程。早期的中國公學租房辦學,每幢租金160兩銀子,每月共計960兩,而電燈、自來水等費用尚需另付。因而,籌資建設一所獨立校園的計劃便提上了中國公學的日程,最終選擇了吳淞。
“上海交通最便,尤廣見聞,然學堂若密邇夷場,恐學生或出見紛華而悅,約束維艱。查吳淞無市井之囂而有舟車之便,地價廉而空氣足,擬即在此購地經營。”
張謇與中國公學結緣很早。1906年3月,中國公學給兩江總督的上書中,就曾設想“公舉翰林院修撰張謇為上海公學監督”。在張謇等人的奔走下,最終得到批準。
“吳淞炮臺灣海軍衙門西邊既勘有官地兩塊,不相連屬,計一百余畝,堪為中國公學校地之用,應準撥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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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07年10月3日《新聞報》關于中國公學的報道
1908年9月13日,中國公學校董會第一次董事會召開,選舉張謇為總董。董事會當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過校董的關系爭取官方和社會對中國公學的贊助,孫中山等革命領袖也是董事會成員。校董會成立后不久,中國公學升為大學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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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公學教學樓
經過一年多的建設,1909年,中國公學在吳淞炮臺灣的新校舍落成。1910年秋開始接納學生,改革為男女同校。蔡元培應邀在9月3日的開學儀式上做了演講。早期的校舍,邊建邊用,邊用邊建。據一些早期學生的回憶文章,我們今天可以大略“復原”學校內外的場景。
“中國公學地處吳淞炮臺灣,距離寶山縣吳淞鎮尚有一站路,約三華里。校址占地一百余畝,四面環河,樹木扶疏,半村半郭,鬧中取靜,寧靜而優美。公學東南邊,正是黃浦江、長江與東海交匯處,碧黃兩色,界限分明,煞是壯觀。陸路則有中國最早建成的鐵路——淞滬鐵路,吳淞口到上海天通庵,共八個站臺,約一兩小時即可到達。通過一座小橋進入學校,最先看到的是傳達室。校園西邊除籃球場外,是一排排紅色的洋房,前面的一排,中間是學校正門,上有一座英式紅墻鐘樓,正中有‘中國公學’四個大字。鐘樓接連向后北行,有一間大禮堂,可容納一千人,是很多名家演講、上課的最佳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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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公學校門,舊址所在地為吳淞前三營房小區
1912年,中國公學增設政法、商業專科,1914年又增設中學部。怎奈經費短缺,學校于1917年暫時停辦。兩年后,中國公學在上海復校,并于1920年遷回吳淞。
1920年3月,中國公學恢復后的第二次開學儀式在大禮堂舉行,梁啟超受邀作即席演說。同年10月12日,在梁啟超等人的安排下,西方哲學大家羅素在歷經一個多月的航程來到中國開始講學歷程,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羅素到中國后的第一個正式演講《社會改造原理》,即設在中國公學。1920年10月17日的《申報》報道了羅素在滬之講演《三團體公請羅素演講紀》,羅素受到國人追捧,也提高了中國公學的影響力。
1921年,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系秉持“教育救國”的理念接手中國公學,在其操持下,中國公學于1922年順利完成由中學向大學升格。梁啟超還將《中國歷史研究法》所得稿費千余元拿出來,用于修建中國公學校舍。
中國公學里的沈從文與張兆和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1931年6月30日,一封署名“甲辰”的情書刊登在南京《文藝月刊》上,讓讀者們好奇,這封情書里“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是誰?作者又是誰?
許多年后,人們終于知道了這個叫“甲辰”的年輕人,原來就是當時在文壇小有名氣的沈從文。而他所癡戀的對象,是他在吳淞中國公學任教時的學生“張家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中的三小姐張兆和,也是沈從文在《文藝月刊》上寫“改三三稿”的“三三”,“三三”是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昵稱。
1928年1月,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籌辦《人間》月刊,后經濟拮據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好在經徐志摩推薦,來到吳淞的中國公學教書。從此,沈從文就與吳淞結下了一段緣。
沈從文在吳淞的中國公學主講大學部一年級“新文學研究”“小說習作”“中國小說史”等課程。沈從文寫得一筆好字和一手好文章,但卻不善言辭。在張兆和二姐張允和的回憶文章里曾詳細描述了沈從文1929年9月第一次走進中國公學課堂上講課的情形。《申報》《大同晚刊》等報紙也有相關記載。
“第一堂課就約有一點半鐘不開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原定一小時的授課內容,他十多分鐘便已講完。他只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當時的校長曾調侃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還有一次,沈從文講“現代中國小說”,但見臺下人頭攢動,緊張得不知講什么好,只好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字:“請你們讓我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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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公學舊址所在地
坐在課堂上聽課的,除了中文系學生外,還有不少慕名而來的別的系學生,其中就有英文系女生張兆和。
張兆和,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張樹聲曾出任兩廣總督和直隸總督。1912年初,遷居上海,1927年,張兆和與二姐張允和一起進入中國公學預科。張兆和雖人長得并不高,皮膚黑黑的,卻是運動場上的健將,曾獲得過中國公學女子全能運動的第一名,更是籃球打得好而被《新聞報》以《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報道過,被男生們稱呼為“黑牡丹”。張兆和還曾以“黑君”的筆名發表過很多作品,沈從文則稱她為“黑鳳”。
在200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家書》上冊中,選錄了張兆和不滿20歲時的日記,在《沈從文全集》第十八卷《沈從文致王際真函》中,詳細記錄了他對張兆和的一份思念。至于1931年6月沈從文以筆名“甲辰”發表在《文藝月刊》上的情書,在《沈從文家書》的張兆和日記里,曾有記錄當時“三三”的感受。張兆和在《沈從文家書后記》中也作了回應。而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張兆和對沈從文創作的《湘行散記》《邊城》等作品有很大影響。沈從文在其自傳中曾寫道:“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在學校里全國“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可見其影響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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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沈從文與張兆和
朱自清、葉圣陶在中國公學
1930年7月,朱自清寫過一篇《我所見的葉圣陶》,重點寫到他與葉圣陶在中國公學的往來。
“我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
幾個年齡相仿,志趣相投,又在新文學的追求上有著共同主張的文人,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教學之余,他們每天聚在一起,海闊天空,古往今來,侃侃而談,還經常一道相約到江邊散步,游目騁懷,憑欄聽濤。1985年,劉延陵在回憶文章里這樣寫道:
“吳淞位于黃浦江出口處,也靠近揚子江口。我們走出校門,不要十分鐘就能到達黃浦江邊,可以看見兩條江匯合之處的洪流和蒼蒼茫茫的東海的一角。海與天連成一片,仿佛象征光明無邊的遠景;波浪前仆后繼地拍岸,猶如表示堅持不懈的壯志。這些景色令人心曠神怡,意氣飛揚。我們初到此地的一個月里,幾乎每天下午都同往海邊去游逛一番。有時還一同踏上由巨石雜亂地鋪墊而成,像一只手臂般伸進海面的‘半島’,靜聽著比在岸上聽得更清楚的神秘的濤聲。”
吳淞濱江臨海的景色,以及“大自然恢宏闊大的景象”,激發了這幾個年輕人的詩意和才情。每天課余,就一同在吳淞的江邊散步。為聚集同好探索文學新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專門刊登新詩的月刊于1922年1月15日誕生了,定名為《詩》。《詩》刊從1922年1月創刊,到1923年5月停刊,近一年半時間里,出刊兩卷共七期,為三十二開本月刊。除了主創朱自清、劉延陵、葉圣陶外,還有俞平伯、劉半農、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等新一代詩人,陣容強大,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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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之儀
資料:史志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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