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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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20歲的李惠堂加入上海樂群足球隊（1926年更名為“樂華足球隊”），并在對陣朝鮮高麗隊的比賽中帶領球隊以3∶1獲勝，一時間引爆上海灘。當地媒體以“球之王”頭銜贊譽李惠堂，坊間更是傳出“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說法。
美加墨世界杯鏖戰正酣，閱讀《“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時代（1925-1945）》這本歷史著作，既應景，也意味深長。在本書中，作者、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趙崢聚焦李惠堂足球運動生涯最為輝煌的20年。這期間，見證了李惠堂的成長，以及他為實現中國人的“足球夢”，以“體育強國”為己任的努力奮斗。
李惠堂的“球王”之路，是一條叛逆之途。從商的李父希望兒子好好學習，將來子承父業，但李惠堂從小對足球興趣濃厚。在父親的反對聲中，他加入了香港南華隊，并在1923-1924年賽季助球隊奪得香港足球甲組聯賽冠軍。
南華隊奪冠，“打破了洋人球隊長期稱霸香港足壇的歷史”，可謂成色十足。殊不知，作為近代足球發源地的英國，在香港推廣足球運動，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有意“將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加之于本土精英，使之發揮‘同化’功能”。
在隨后赴澳洲3個月期間，南華隊在與當地球隊的24場比賽中，取得8勝7平9負的戰績，攻入63球，其中李惠堂個人貢獻了31球。更主要的是，南華隊員昂揚的精神狀態，以及取得的優異戰績，“改變了當地居民對華人‘皮黃骨瘦、孱弱背曲’的刻板認知”。趙崢指出，在澳洲交流的南華隊，充分“展示了全新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李惠堂沒有滿足于場上的勝利，還給球隊帶來了全新的足球理念。他強調團隊協作，注重配合，堅決摒棄個人英雄主義。
李惠堂給球隊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拓展了足球商業化外延。今天，足球商業化已深入人心，但在百年前，體育一直受制于“業余主義”。“業余主義”強調，“不得通過體育活動獲取任何形式的報酬”。各主要足球會均“將足球定義為‘業余運動’，禁止通過踢球賺錢”。
迅速躥紅的李惠堂，終于觸碰到了傳統思想的樊籬。一些媒體批評他“涉嫌違背‘業余主義’原則、謀取經濟利益的行為”。李惠堂不以為然，自帶商業基因的他在球隊經濟“開源”上有三大舉措：一是推動球隊赴海外比賽，從華僑社群中賺取額外收入，以補貼球隊日常開支；二是他個人做起了美商茂和公司的“推銷員”，此舉被稱為“開海上活招牌之新紀錄”；三是應媒體之約，在海外比賽之余，撰寫比賽日記或當地見聞。后來，更是積極投身影視和著書立傳事業。
1936年，中國足球隊首次參加奧運會，雖然0∶2不敵英格蘭，無緣進入下一輪，但這個大舞臺讓中國球員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在身體素質、技戰術等方面的差距。在前往柏林的途中，球隊在東南亞進行了一系列友誼賽，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奧運會結束后，球隊先后在日內瓦、巴黎戰勝和逼平當地的強隊。李惠堂和球隊就像是中國嶄新形象的代言人，用出色的表現，大大改變了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偏見。
在趙崢看來，李惠堂不只是一個普通的球員，他還身兼發展民族運動重任，積極投身“體育強國”事業。他提出“以足球為‘運動先導’，進而帶動中國體育發展的設想，表達了通過體育運動洗刷‘東亞病夫’這一民族恥辱的愿望”。他還牽線搭橋，促成旅澳網球運動員林寶華回國，代表中國參加1927年第八屆遠東運動會，終獲冠軍。奧運會后，李惠堂又積極投身“以球救國”歷史重任之中，發起和參與各類義賽，直到1947年退役。
趙崢指出，“球王”在中國和亞洲大顯身手的時代，恰是現代體育全球化傳播和民族化改造之間越發充滿張力的時代。在這個變革時代，體育無疑承載了凝聚民族精神的歷史重任。作為當時國內體育界少有的亮點，李惠堂帶領球隊拼搏廝殺，“塑造了民族國家新形象，承擔了社會公益的責任，代表了對理想生活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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