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心叵測！“中國擠壓”是來自印度學者的離間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7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回應了近期一些美國媒體提出的“中國擠壓”概念。

所謂“中國擠壓”，就是認為中國的制造業能力不僅對西方發達國家在中高端制造方面帶來了“中國沖擊”（china shock），并“擠占”了全球南方國家在中低端制造方面的發展空間（china squeeze）與向上發展的梯子，抽走或沒有空出往上發展的梯子（pull up or vacate the ladder)。顯然，這不是一個中立的學術研究，而是一個要將中國塑造成全世界對立面的西方新敘事。

毛寧表示：“所謂“中國擠壓”顯然不符合事實，我想全球南方國家也不會認同這種說法……在攜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始終是同行者。大國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國將繼續以自身的發展為世界提供機遇，實現共同繁榮。”

擠壓論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

“中國擠壓”這一概念，由美國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在2026年5月11日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國重商主義擠壓》里首次明確提出。這篇文章精心炮制了這個概念，用來描述全球貿易現象。

報告聲稱，歷史上低收入國家通常依靠發展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服裝、鞋履）來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起步，但這一傳統路徑，已經因為中國的存在而破裂。雖然中國經濟正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轉型，但在服裝、鞋帽和電子組裝等傳統低技能制造領域，中國依然占據著極大的全球出口份額，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空間被擠占。

因此，這種貿易現象壓縮了其他更貧困的“全球南方”國家所需的工業化空間，導致它們錯失了數千億美元的潛在出口機會，如僅紡織、服裝、皮革、鞋這四類低端制造業就使得中低收入國家“損失”約1100億美元增加值，擴大到全部低端制造品，這個金額則高達約3650億美元。

這篇《中國重商主義擠壓》的奇文提出了精細化的“三大擠壓渠道”模型，試圖“證明”即使人民幣匯率機制發生變化，這種擠壓依然在深化。

在全球市場，雖然中國經濟在不斷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步履不斷加快，但中國通過供應鏈附加值的深度內嵌，依然“反常”地占據著全球低技能勞動密集型市場的絕對份額。中國“廉價”商品不再只是去歐美，而是大規模涌入發展中國家，把剛剛萌芽的民族工業直接卷死。

在中國市場，對比歷史數據，歐美發達后會大量進口中低收入國家的低端消費品，但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吸收力極低，導致那些國家無法通過對華出口實現增長。

6月18日，該“理論”又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主流媒體進一步刊登，試圖引發更廣泛的討論，引導全球輿論，文章聲稱“中國正在把身后的梯子抽走”，其副標題更加直白地拉仇恨，“中國的出口戰略是如何讓窮國保持貧困”。

意思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仍然貧窮，“罪魁禍首”就是中國，而不是西方的殖民主義。特朗普的關稅當然不值得他們在文中討論，西方在殖民地植入的制度所引發的，甚至是直接導演的政治動蕩、政策搖擺或自身的資源局限也沒啥關系。

事實上，《外交事務》是大肆宣揚這個概念的頂級輿論陣地，并與彼得森研究所協同作戰。

2026年3月24日，先由兩名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學者署名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正在擠壓東南亞》，聲稱中國通過產業自動化（如建立僅需10%人工的“黑燈工廠”）牢牢把持著低端制造，這使得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制造業生存空間遭到了嚴酷的“局部擠壓”。

5月11日，彼得森經濟研究所通過更多的數據將其包裝定型為宏觀的“中國擠壓”理論。19日，這個研究機構又搞了一個播客“中國的貿易是如何阻礙發展中國家的？”（How China's trade is holding back developing countries），宣傳其新話術。

6月，彼得森研究所的兩名高級研究員又在《外交事務》上將宏觀“理論”進行通俗化的兜售，當然，標題更加聳人聽聞。

如果說3月的“擠壓東南亞”算是帶有火藥味地在中國周邊進行地緣政治恐嚇，那么6月的“抽全球南方的梯子”就是更加惡毒地將中國塑造為全世界的敵人或者對手。

擠壓論源于印度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奇文以及《外交事務》“抽梯子”論都是相同的兩位印度人撰寫的——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沙米特拉·查特吉（Shamitra Chatterjee），兩人之前曾經是印度總理莫迪的首席經濟顧問辦公室的同事。

阿爾溫德是莫迪的首席經濟顧問（CEA），沙米特拉是他當時的下屬。作為印度經濟決策的核心智囊，“印度制造25%”（制造業占GDP的25%，對標東亞國家）目標就是阿爾溫德主推的，制造業掛鉤生產激勵（PLI）政策也是他搭的框架。

但在他任內（2014-2018），制造業比例從18.3%反而下降到16.9%（2024年再降到14.3%）。后來因為與莫迪在一些政策上不合拍，2018年6月辭職回了彼得森研究所。

這位阿爾溫德先生可以說是“中國擠壓”的理論奠基人和總設計師，同時他的理論也得到了美國軍方學者的大力配合協同，如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華裔學者廖秀敏（Jessica Liao，曾在臺灣中山大學獲國際關系碩士學位，2022年曾在美國駐華使館擔任經濟發展專家）3月在《外交事務》的文章與他呼應，對中國擠壓理論進行預熱。

按照這兩位的分析，所謂“受害國”的“受傷程度”取決于其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依賴度，以及與中國產業的重合度，而印度是排名第一的“受害國”。印度作為人口大國，最急需通過服裝、紡織等行業創造數百萬低技能就業崗位。

而中國在這些領域的超高份額和被低估的人民幣，直接導致印度傳統的紡織和輕工樞紐（如蘇拉特、蒂魯普）的外貿訂單流失，本土企業在國際核心市場和國內市場遭到雙重夾擊。

另外，南亞的孟加拉國與斯里蘭卡被定為“高度脆弱型”，排名僅次于印度，這些南亞國家的經濟結構極度單一，高度依賴成衣出口。

在這兩位看來，中國憑借更完善的供應鏈集群和成本優勢，導致這些本就貧困的國家無法獲得應有的市場溢價和擴張空間。南亞次大陸發展不起來的終極原因終于讓他們發現了，阿爾溫德也為自己的印度經濟政策的失敗找到了背鍋俠。

事實上，阿爾溫德的成名之作就是有關中國經濟威脅論。2011年他在彼德森經濟研究所寫出了《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之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主題是“中國崛起壓外圍、印度怎么辦”，這本書可以說是他立下的“中國壓制外圍”敘事的第一根樁。

他認為，按購買力計算，中國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全球治理及貿易規則會在中國主導下“帶偏”，印度要借美國力量加上自主，以雙軌機制實現發展。

對于中國貿易優勢的原因，他則迎合了西方的“貨幣操縱論”，認為是人民幣匯率低估帶來的不合理競爭優勢。

整篇文章圍繞“中國擠壓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而寫，可以說是“中國沖擊論”（china shock）的嚆矢。需要注意的是，英文shock含有出乎意料的不相信、懷疑disbelief，以及確認后帶來的痛苦與恐懼distress，目前普遍翻譯為沖擊，這樣的中文翻譯并不能將英文概念的雙重含義表達出來，我認為“中國驚駭”可能更準確。

2019年2月，他再以彼德森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身份發表了另外一篇“中國沖擊論”的神作：“即將到來的中國沖擊”（The Coming China Shock），先發表于國際評論平臺《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后又被印度《商業標準報》（Business Standard）等印度主流媒體引用。

文章宣傳，中國經濟例外主義的終結將帶來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種“中國沖擊”對以印度為代表的民主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外部環境惡化與發展路徑擠壓。

2011年，他批評中國發展太快了，這次他批評中國發展變慢了。

他認為，中國入世后，對美歐鐵銹帶中低端制造業造成第一輪沖擊（china shock 1.0）。這時他忘掉了，按他自己后來的邏輯，這屬于歐美遵從“讓梯子規律”的行為，怎么算是中國的沖擊呢？

目前的中國又被他稱為“中速增長被迫甩過剩產能”，對發達國家（中高端）和發展中國家同時造成沖擊，這是第二輪中國沖擊（china shock 2.0）。

如果說阿爾溫德在2011年埋下了“中國擠壓”論的種子，2019年他預測了“中國擠壓”下的沖擊，那么2026年5月他已經是全面系統地論述所謂已經發生的“中國擠壓”了。

作為長期生活在美國的印度精英，阿爾溫德對印度發展遠遠落后于中國而感到焦慮，對中國的能力又感受到了追趕的絕望，他了解西方的話語體系與關切，這可能就是他創造“中國擠壓論”的背景，所謂的“中國擠壓”大概就是他為了迎合西方，為西方以及印度自身，并聯合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打壓中國產業制造理論依據。

捧殺中國出口

2024年中國貨物出口約3.6萬億美元（采用世界貿易組織口徑，扣除轉口貿易增值），比第二名的美國高出約80%，即使將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中國也超過歐盟50%，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貿易大國。

然而，如果按照人均計算，那中國就只能算一個中等貿易大國，還遠稱不上貿易強國。即使不考慮小微國家（如新加坡人均出口超過8萬美元），只對5000萬人口以上的大國進行比較，中國的貿易出口能力也并不突出。

如德國人均貨物出口為1.9萬美元，韓國為1.3萬美元，法國0.95萬美元，英國0.66萬美元，美國也有0.59萬美元，這些傳統發達國家都遠超中國（0.25萬美元）。連墨西哥（0.48萬美元）、泰國（0.42萬美元）、越南（0.4萬美元）、土耳其（0.28萬美元）這些新興或發展中國家也都超過中國。

按照“中國擠壓論”的說法，東南亞被中國擠壓了，但泰國、越南、柬埔寨這些與中國供應鏈融合的東南亞大國，人均出口水平還高于中國。中國僅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0.3萬美元）的85%左右，只不過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在總量上顯得對外出口特別龐大，對于中國出口能力有捧殺之嫌。

回望歷史，美國在1960年貨物出口曾經占到全球的29.4%，而人口只占6.1%，是世界人均出口的4.8倍，美國今天也還有2倍之多，德國在2005年甚至高達8倍，韓國2024年也還是4.4倍，而中國這個數字只有約0.85。從這個角度說，美國才是產能過剩，即使今天也遠超世界人均水平。

中國出口在世界主要國家當中，并不算突出，之所以引人矚目，中國進口相對少一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萬億美元。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大多數人收入不高，還是發展中國家，消費能力不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的日常消費品中，國際生產廠商的競爭力不強，中國市場太卷了。

如就加權平均關稅水平而言，2024年中國只有2.9%，甚至低于同期歐盟（3.6%），也低于美國（2025年約4.2%），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接近（2.5%）。可以比較的是，印度高達12.5%，越南8.7%，全球平均5%。也就是說，中國打開了大門，但沒有多少國際對手有能力進來。

2024年，西方國家（美歐、加南大、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的26.8%，30年前（1994年）這個比例是61%，顯然這個比例是不合理的（人口占比約13%），也是不可持續的。

30年間，西方丟掉了超過一半的份額（34.2個百分點），被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接過去了。也就是說，中國出口其實是從西方國家長期占據的不合理份額中爭奪過來的，并非強占了南方國家的份額。

30年來，世界貿易得到了極大的增長（469.8%），對于增長的部分，中國獲得的份額也并不算特別突出（17.2%），與人口的比重基本相當，西方拿到的還略多于中國（19.2%），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獲得了絕大多數（66.3%），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中國遏制了其他南方國家的發展。

當然，印度確實未跟上世界貿易的發展節奏，在全球貿易增量中只占區區2.1%，但這不該是怨恨中國的理由。

印度藥方

阿爾溫德作為一個做過實際政策的經濟學家，他也為以印度為代表的全球南方開了藥方。

面對全球多邊主義瓦解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現實，他呼吁低收入國家（包括印度）認清現實、放棄幻想，危言聳聽地宣稱“制造業導向型”的傳統工業化路徑已被中國筑起的壁壘鎖死，后發國家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要素稟賦，尋找非傳統的或者非中國絕對主導的全新替代發展路徑。

為了繞開“中國擠壓”，他提出了三大“非傳統”的替代發展路徑。

第一條路是高技術服務業驅動型增長（Service-led Growth），這是阿爾溫德最核心的替代主張。

他在多篇論文中論證，服務業可以跨過制造業，直接成為發展中國家脫貧的引擎。比如數字與IT服務出口，他以印度的班加羅爾和海得拉巴為范例，提出跳過工廠組裝，直接利用信息技術服務、軟件開發、商業流程外包（BPO）等高產值服務來賺取外匯。

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阿爾溫德反而認為數字化服務已經具備了更高的可貿易性（exportability）和生產率爆發力，完全能作為替代制造業的增長極，打破服務業無法像制造業那樣實現“全球規模化”的傳統理論。

第二條路是“人才與腦力”的勞動力跨境輸出。

阿爾溫德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觀點，既然商品出海受阻，那就“把人直接出口出去”，以海外匯款拉動內需。

他以印度的喀拉拉邦模式為例，該邦并沒有像中國那樣發達的制造業，但它通過高水平的基礎教育，將大量專業人才（醫生、護士、工程師、技術勞工）輸出到海灣國家和西方。這些海外移民每年向國內匯回數以百億計的美元，支撐了本國龐大的服務業、消費和建筑業。他認為這種“腦力與勞動力輸出+僑匯支撐”的良性循環，也是一種可以復制的脫貧路徑。

第三條路則是高技能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的“精準彎道超車”。

阿爾溫德并不完全主張放棄整個制造業，但他反對搞低技能的普通加工業。他認為，后發國家應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中國尚未絕對壟斷，或者西方由于地緣政治因素急于尋找替代鏈條的高端與高技能行業，如制藥與生物科技，這依賴的是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不是廉價工人的密集堆砌。

利用西方“去風險（De-risking）”的政治紅利接單，實現全球供應鏈的特定高精尖重組，而不是在傳統鞋帽紡織上與中國血拼。

他以自身的印度經驗為南方國家開了藥方，發展服務業和人口輸出的印度模式才是出路，發展基礎設施、制造業并融入中國產業鏈的中國道路沒有未來，這更像是在與中國爭奪話語權，而不是真心幫助廣大南方國家發展。

印度的經驗并算不得可以復制的成功經驗，印度實施的“服務業和人才輸出”已經證明為沒有明天的“無就業增長”，高技術服務業（IT、金融、醫藥）對人口的素質要求極高，這是“精英友好型”的經濟發展策略。

“出口人”的藥方最具爭議，對他提出的“喀拉拉邦模式”，很多學者都提出了強烈的道德與現實質疑，一方面這是“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惡性循環，窮國花費寶貴的財政資源培養了醫生和工程師，結果卻送給了富裕國家。這會導致本國醫療、教育、科研系統的長期失血，無法建立自主的國家能力。

更重要的是，這種依附性經濟十分脆弱，一旦爆發全球危機或地緣沖突，海外勞工被大規模遣返，國內經濟將瞬間面臨毀滅性打擊。

阿爾溫德向世界推廣印度經驗，但令他尷尬的是，印度政府本身也與此背道而馳，身體很誠實，如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和針對電子、半導體組裝的數百億美元“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恰恰就是在做阿爾溫德反對的事——通過高關稅和巨額國家補貼，強行在本土截留和建立制造業。

更有說服力的是，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通過積極加入自由貿易協定（如RCEP、CPTTP），主動承接從中國溢出或因地緣政治因素外流的制造業，其經濟的高速增長恰恰證明了制造業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最可靠的發動機。

貿易保護主義的偽學術背書

阿爾德溫的“中國擠壓論”有3個根本前提或者假設，那就是：

中國有義務讓出或者放棄發展特定產業；

中國到了該讓出特定產業的時機；

其他南方國家（特別是印度）如果在特定產業沒有國際競爭力，就等于中國沒有讓出特定產業。

顯然，這三條假設或者前提并不成立。

國際上從來沒有到了什么階段就不能發展什么產業的條約，甚至潛規則也是沒有的。阿爾溫德們拿 1960年代的西歐、日本做例子，歐日之后是東亞四小龍，然后是中國，但這本身是冷戰地緣政治與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特殊產物，就算市場起了更大的作用，未必是鐵定的“經濟發展公理”，國際貿易遵循的是比較優勢原則，而不是“禮讓”規則。

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是靠“雁陣理應外遷”的道德約束來“等靠要”，而是以市場的力量主動去拉去找去爭，才最終實現了產業轉移與升級。

“中國擠壓論”以中國人均已經到了 1.9 萬國際元為理由，認為是時候讓出特定產業了。中國金融40人論壇近期發布的中國學者的研究對這個問題給出了很好的分析。

中國不是歐洲（如報告舉了荷蘭、比利時的例子）或者日韓那樣的中小國家，“雁陣發展理論”研究的基本對象是那些發展相對均質的中小國家，中國是一個發展差異極大的超大型國家，內部收入極差 24.1 倍（最高十分位/最低十分位），將中國與之對比是樣本錯配。

中國存在內部“大型雁陣”——國內從越南檔到日韓檔四個梯隊同存（第三梯隊人口接近10億），中國確實在進行產業升級與轉移，但因為國家體量和差異太大了，這種轉移更多在內部發生，并不是什么重商主義卡位或者抽梯子。

最后一點就更沒有道理了，把自己沒有發展起來歸因于中國，這是甩鍋，是道德綁架。

以與印度同處南亞文化圈的孟加拉為例，2024年紡織服裝出口高達393億美元，遠超過14億人口的印度（約190億），印度僅僅與巴基斯坦差不多（175億），如果按人均出口來說，孟加拉是印度的17.6倍。

另外，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亞這些國家恰恰是在“中國擠壓”敘事最強的這幾年爬起來的。顯然，不是沒有發生轉移，而是你有沒有能力接，接不接得住，市場和資本并不會因為誰抱怨的聲音大就偏向誰。

阿爾溫德真正應該反思的是印度自己的營商環境、法制環境、國際信譽、基礎設施與物流成本、供應鏈碎片化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阿爾溫德在很大程度上將“產業競爭力等同于匯率政策”，他指責中國匯率“低估了16%”，人為抬高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那么按照他的邏輯，一旦人民幣升值，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擠壓”就應該消失。

但現實恰恰相反，從2011年到2018年間，人民幣對美元以及一籃子貨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但并沒有發生預期的貿易變化。即使人民幣升值、中國勞動力成本飆升，印度以及很多拉美、非洲國家的制造業份額并沒有如預期般爆發，中國商品在這些市場依然極具競爭力。

這說明了中國的競爭力已經完成了從“價格驅動”向“效率與供應鏈驅動”的蛻變。相反，印度的盧比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高通脹和貿易逆差，相對于美元和人民幣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貶值，但盧比的貶值并沒有轉化為強大的產業競爭力，其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長期卡在15%左右無法突破。

阿爾溫德們可能沒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即使一件服裝最終在中國完成，其周邊的輔料、原材料可能已經大量采購自東南亞或者非洲。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進口市場，而非純出口國，中國已經是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大宗商品、農產品、礦產以及中高端零部件的巨大進口需求，本身就是拉動拉美、非洲和中東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

中國提供的是無與倫比的供應鏈集成效率，中國確實是很多行業的供應鏈核心組織者，但并不是供應鏈壟斷者，恰恰是這種供應鏈里的中國效率，降低了全球消費者的生活成本。

印度一直在試圖抗拒進入這個高效率的供應鏈當中來，對中國抱有不必要的敵意，對中國零部件設置高額的防御性關稅，對中國技術人員進入印度設置嚴格的簽證限制，默默推行拒絕中國戰略，與美國大張旗鼓的脫鉤斷鏈政策遙相呼應，希望借機嵌入西方的供應鏈體系對抗中國。這套策略在國際競爭中失敗后，又抱怨中國效率不公平地“擠壓”了印度。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外交事務在國際上兜售“中國擠壓”的偽學術理論，是為當前美國在推動的貿易保護主義進行學術背書，鼓動更多南方國家對中國豎起貿易壁壘，從而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并以污名化中國的方式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中國沖擊”“債務陷阱”這些概念形成完整體系，同時也為一些國家的政客提供對政策失敗甩鍋卸責的出路。

然而，阿爾溫德們精巧的對抗性理論并不能幫助印度發展，他開出的藥方也不會真有人拿去抓藥。如果能加強國際合作和開放市場，并真正放下對中國的防范，就近融入中國的高效供應鏈體系，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市場自然就會做出選擇，水到渠成實現他想要的產業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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