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樹》里那個巡山隊“老韓”，原型是他：曾在可可西里與盜獵者對射、槍聲震聾左耳，如今66歲在黃河邊養蜂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編輯 胡杰 校對 張彥君

“要不是電視劇，我這輩子還能當上名人啦？”

韓維林歪歪嘴笑笑，帶著濃重的西北口音。舊彩電里正播著電視劇《生命樹》。戲里，巡山隊員舉槍沖進暴風雪，槍聲從劣質喇叭里溢出來。戲外，為了聽清，韓維林不得不把右邊臉頰湊近喇叭網罩。

他的左耳已經沉寂了三十年。

他是《生命樹》中“老韓”的原型。1994年冬天，作為可可西里民間巡山隊的向導兼司機，韓維林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無人區里遭遇盜獵分子襲擊。趴在凍硬的鹽堿地上，他的臉頰貼著五六式半自動步槍的木制槍托，連續射擊。槍聲震碎了耳膜。

在這之前，他是正準備承包鹽湖的商人。因為一樁擱淺的投資，他誤打誤撞跟著治多縣西部工委書記索南達杰進了荒原。后來，索南達杰犧牲，巡山隊遣散，二十萬投資也徹底打了水漂。為了生計，他去工地鏟過沙子，在磚廠搬過磚，最后回到一方土地，以養蜂為生。

如今的韓維林住在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黃河岸邊，他66歲，須發皆白。

在圍觀者看來，這是一個英雄走下神壇、略顯清苦的唏噓故事。有人替他不平，勸他去要編制、爭補償；也有人盯上當下的流量，建議他開直播賣蜂蜜，趁此機會賺上一筆。

但韓維林早已不在乎這些。

過去，他幾乎花了整個前半生，與突如其來的變故和解。花甲之年，他逐漸意識到，睜眼閉眼間，一個時代呼嘯而過。那些義無反顧的選擇、得失的糾結，以及深藏的人性，最終都沉淀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

“老獸”

今年夏天，后院蜂箱里搖出的蜜，比去年多出了整整1000斤。多出來的收成，讓韓維林覺得滿足。

他蹲在蜂箱前，用一把竹刷子慢慢掃去蓋子上的枯葉，把灌滿黃蜜的巢脾一個個提出來。巢脾上密密麻麻爬滿了抱團的蜜蜂。因為手腕不夠穩，一股黏稠的蜜蹭在了大拇指上，幾只蜂立刻圍著手背打轉。

打理完五十個蜂箱，韓維林吃力地直起腰，摘下頭上一頂黑色尼龍防蜂帽。

帽子底下，是一張深銅色的圓臉。額頭和眼角堆著很深的褶子，雙頰和耳廓邊緣落滿了黑色的蜂毒斑點。嚴重的風濕，讓他的十個指關節向外翻著，指節粗大。裝滿蜜，提起木桶的一瞬間，人一歪，一瘸一拐往屋里挪。

▲現在，韓維林的生活幾乎圍繞著養蜂展開。 受訪者供圖。

養蜂是件消磨體力的重活。開春前，韓維林要從鎮上馱回幾十袋白糖，一袋五十斤。糖和水倒進一口大鐵鍋里，用鐵勺不停地攪，熱氣撲在臉上，黏糊糊的。等糖水晾涼了，他再一勺勺灌進蜂箱頂部的飼喂器里，以防蜜蜂餓死。

到了五月，沙棗和杏樹開了花。他要把蜂箱搬到樹旁，每隔幾天開箱檢查，一箱箱提起巢脾，千萬只蜜蜂在手邊扇動翅膀，“嗡嗡”聲連成一片。夏天日頭毒，防蜂帽里很快捂出一頭汗，順著臉頰淌進眼眶，又辣又澀。

請不起幫工，所有的活都是他一個人完成。夏末取完蜜，緊接著又是一輪飼喂。蜜蜂蜇人是常事，揭箱蓋的手稍微重了，蜂群便炸了鍋。韓維林不躲，等蜂針刺進肉里，蜜蜂死掉退去，他才用指甲把刺挑出來，抹上風油精，繼續干活。

但周而復始的辛勞，并沒改善眼下局促的生活。

這種局促體現在家里的每個角落。房間里立著簡易的木質衣柜，一張兩米寬的大炕上鋪著一床發黃的格子被褥，床頭拱起的幾件舊衣服就是他大部分的行李。剩下的鍋碗瓢盆擱在廚房布滿污漬的木架上，鍋底已經燒得黢黑。

這棟房子是他當年離開老家前蓋下的四間磚房，緊貼著紅禿禿的丹霞山。再早些，他住在地勢更低、離黃河更近的土坯房里，屋子太潮，每到下雨，風濕就折磨得他整夜睡不著。

在村民眼里，他是一個不愛交往的“怪老頭”。他很少主動和人說話。旁人在村里碰見他，大聲地跟他打招呼，他常常只是看對方一眼，停頓一下，點點頭，“哎”一聲，算是回應。

一名村民記得，有一年春節前，村里一戶人家辦喜事，韓維林也被邀請了去。在鑼鼓喧天、擠滿了喝酒劃拳村民的院子里，韓維林挑了最靠墻角的空位坐下。坐下不到十分鐘，“呼嚕嚕”吃完一碗面條，又起身，自己走回了家。

大家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

小村子里的人很早就竊竊私語，說韓維林“不合群”，猜測“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又跑回來的”。但村黨支部書記韓偉不這么看。在韓偉眼里，平日里的韓維林踏實、勤快，種著幾畝田，閑時開著一輛拖拉機，走街串巷去賣蜜。“他不是壞人，”韓偉說，“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性格。”

他不愛出門，幾乎沒有朋友，與生活在一起的妻女也鮮少交談。

不說話的時間里，兩間磚房里唯一的動靜，是一只在水泥地上打轉的小橘貓。韓維林蹲下身子，用布滿繭的手掌，輕輕摸了摸貓的后頸。貓在掌心里蹭了蹭，張開嘴叫了一聲。稚嫩的貓叫，落在韓維林喪失了聽力的左耳里，只剩下一聲微弱、沒有起伏的“沙沙”聲。

在這個絕對安靜的世界里，他像一頭在荒原上受了傷、自行退役的“老獸”。默默地縮在角落里，與衰老相伴。

商人

相較于沉寂的晚年，韓維林人生最輝煌的時候，是在20世紀80年代。

1980年前后，市場經濟的春風同樣吹進了西北。集市一天天熱鬧起來，外面的商品和機會源源不斷地涌進關中和戈壁。在當時，年輕男人面前，路只有兩條：要么繼續守著本分，在黃土地里出苦力；要么砸下身家本錢，跟著呼嘯而過的貨車一起下海。

21歲的甘肅青年韓維林毫不猶豫地選了后者。

他腦子活，膽子大。他在青海治多縣開過雜貨店，也跟著工程隊修過橋、補過路。憑著幾年的折騰和積累，到小女兒出生時，韓維林手里已經攢下了十幾萬元。在萬元戶都算稀罕的年代，這是一筆足以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生活的巨款。

彼時，昆侖山以南的可可西里尚未建立保護區，在這片4.5萬平方公里的無人區腹地，正掀起一場淘金與采鹽的熱潮。有相熟的鹽商告訴他，可可西里深處的木德查瓊鹽湖里，藏著結晶極好的大青鹽，只要能運出荒原，就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韓維林“盯”準了這個商機。1992年11月，他帶著所有的身家9萬元，又向銀行貸款11萬元，與治多縣可可西里經濟開發總公司簽下合同，承包了“109線69道班正北4公里處的木德查瓊鹽湖”。

他買下了一輛重型柴油卡車，招募了十幾個民工，帶著整套開采設備，一腳踩進了海拔4600米的高原。妻子曾苦苦勸他要慎重，但他那時滿腦子都是宏大的商業藍圖，急切地想抓住眼前的風口，一副豪邁的樣子，“攔都攔不住”。

▲1980年代初，韓維林在賓館內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

但雄心勃勃的“韓老板”，并沒能等來預想中的暴富。

合同剛簽完不久，治多縣和鄰近的曲麻萊縣便因為木德查瓊鹽湖的管轄權產生了糾紛。韓維林的鹽場被當地部門扣押，無法開工。資金被死死套牢，工人閑坐，每天一睜眼都是虧損。

韓維林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籌莫展時，時任治多縣委副書記索南達杰找到了他。

1989年，38歲的索南達杰推動成立了治多縣委西部工作委員會。這個工委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打擊無序的非法采礦，規范可可西里的開發。但索南達杰帶隊深入無人區調研，反而看到了遍地被剝了皮、在血泊中的藏羚羊尸體。

索南達杰決心成立一支民間巡山隊，打擊違法盜獵分子。但在4.5萬平方公里的蠻荒之地，新成立的工委既缺槍支，更缺少一個真正熟悉路線、車技過硬的向導。韓維林成為了最佳人選。

起初，韓維林根本不想加入這支“窮得叮當響”的巡山隊。韓維林直接對索南達杰說，“我的十一萬本錢都押在鹽場里，我要去縣里要錢，我不要去保護什么藏羚羊。”

索南達杰沒有反駁。他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用小刀削了一塊凍得像石頭一樣的干肉遞過去，對著韓維林說：“如果現在沒人進山，要不了兩年，這片荒原就只剩下白骨了。縣里的糾紛政府一定會去協調，但現在可可西里需要人。你先跟著我巡山，等事情處理順了，我給你解決正式編制。”

韓維林至今記得兩人見面的那天。索南達杰穿著一件磨破了棉絮、沾滿黃泥的舊大衣，沒有一點官架子。不多言多語，但他身上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氣場和強大的說服力。

韓維林說，坐在索南達杰對面是一種持續的壓迫感和自我懷疑。那種感覺會逐漸剔除了精明商人的得失計算，讓人產生一種“說不出拒絕”的奇怪氛圍。

“就鬼使神差地答應下來了。”韓維林說。

即使到很多年后，韓維林依然坦白，那時候，自己很大程度上是被工程款裹挾著加入了巡護隊，“為了要回我的錢，解決鹽場的糾紛。”

當時，剛組建的西部工委窮得連卡車加油的錢都沒有。有一回在格爾木加油站，車停在油槍前，索南達杰翻遍了舊大衣的每個兜，也湊不夠幾十塊錢的現金，有些尷尬地站在車邊。

韓維林在一旁看著，沒說話。他走過去，從自己兜里掏出三百塊錢現金，放在加油站的柜臺上：“油，我給你們加了。”

從那天起，“韓老板”正式坐上了西部工委司機的位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商人變成了巡護員，韓維林的生活徹底拐了個彎。

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開車是一場硬仗。冬天的可可西里，氣溫常年逼近零下四十攝氏度，柴油極易結蠟，凍成一坨坨失去流動性的黃色固體。每天早晨，韓維林要從帳篷里爬出來，在卡車底盤下生起一堆碎木柴，趴在冰硬的地上，用明火一點點去烤鐵質的油箱。

卡車駕駛室四面漏風。鐵皮車門凍得變形，合不攏，只能用一根麻繩死死勒在座位上。在不見道路的荒原里顛簸，鞋底常常和鐵質的離合器踏板凍死在一起。等車終于開到宿營地，熄火、抬腳，只聽“刺啦”一聲，膠鞋底的一層黑色硬橡膠被撕裂，粘在了鐵踏板上。他的腳趾凍得像一根根胡蘿卜，徹底失去了知覺。

在無人區，衣食住行都是麻煩。冬天，為了生火做飯，他們要在已經封凍的溪流冰面上砸出一個個窟窿，把冰水提回大本營，再走上很遠的路去撿拾枯死的樹枝。

當時不少人聽說他們的處境，都覺得這不過是螳臂當車：“靠這幾個人，怎么可能守得住藏羚羊？”

但這沒有勸退他。無人區跑得久了，他反而找到了一種不一樣的感覺。眼睛死死盯著前方無邊無際的荒原，他覺得身體里好像有什么原本麻木的東西被打開了——警覺、鋒利，整個人繃得像一根隨時準備發力的弦，“很過癮。”

兩年的巡護，韓維林逐漸摸透了藏羚羊的習性。他知道它們早晚會成群出來覓食，知道夏季雌性羊群沿固定路線向北遷徙，知道它們喜歡水源附近的平坦草灘，也知道如何跟蹤羊群，預判盜獵者會埋伏在什么地方開槍。

▲1992年，韓維林開始在巡護隊做司機兼向導。受訪者供圖。

但盜獵者太狡猾了。更多的時候，槍聲響起，他們循著聲音開車趕過去，等待他們的只有漫天風雪里的一地羊尸。

他至今記得第一次面對成片藏羚羊尸的情景。在冰凍的鹽堿地上，被剝了皮的羊尸很快呈現出一種非常暗淡的白色。有些母羚羊的身體已經凍硬，肚皮開裂，里面尚未睜眼的小羊在冰雪中露出一只小小的、灰色的蹄子。

韓維林心疼這些小生命。

他彎下腰，把死去的藏羚羊一只只抱起來往車斗里放。卡車在沒有路的戈壁上顛簸，車斗里的羊尸隨著震動發出撞擊聲。韓維林攥著方向盤，眼淚混著沙塵往下流，他忍不住破口大罵：“趕盡殺絕啊，連羊崽子也不放過！”

這給了他從未有過的啟示。他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保護幾只動物的問題，“今天殺藏羚羊，明天就會殺牦牛，用不了多久，可可西里就什么都不剩了。”那種最初為了討回投資的“難為情”徹底消失了，相伴而來的，他開始與這片荒原、生靈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新的情感聯結。

可可西里境內，有大面積的荒原和濕地。每年盛夏，從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爾金山等地出發的數萬只雌性藏羚羊，都會穿越青藏公路，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陽湖產仔。那里水草豐茂，有鹽堿水源，是藏羚羊繁衍遷徙最核心的聚集地。

20世紀90年代，藏羚羊皮毛貿易在歐美風靡一時。它被稱為“沙圖什”，意為“羊絨之王”，是上流社會追逐的象征。一條長2米、寬1米、重100克的披肩，需要3只藏羚羊的皮毛制成。1996年，在倫敦，一條藏羚絨披肩可以賣到3500英鎊。

暴利驅使下，無數連牲口都養不起的底層年輕人鋌而走險。韓維林回憶，這些年輕人端著私自拼裝的半自動步槍，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剝下一張羊皮，只為了從老板手里領到7塊錢的手工費。

瘋狂的盜獵下，藏羚羊幾近滅絕。

1999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在報道中披露，1992年有超過4400磅藏羚羊生絨被從中國走私到印度。世界著名動物學者喬治·夏勒博士在其《青藏高原上的生靈》一書中估算，從20世紀初至90年代，短短幾十年中，超過90%的藏羚羊消失了。

在這種情況下，巡護員們時刻面臨著真槍實彈的危險。

有一次，韓維林開著卡車在鹽堿灘上狂奔，死死咬著前面一輛盜獵分子的越野車。突然，卡車發動機拉缸，噴出一股刺眼的黑煙，當場趴窩。前方的越野車隨即停下，三個男人推開車門跳了下來。他們沒有猶豫，端起五六式自動步槍，直接朝卡車的擋風玻璃開槍。

子彈擊穿鐵皮的尖銳聲響在耳邊炸開。韓維林死死趴在方向盤底下的空隙里，子彈擦著他的頭頂飛過，鐵屑和碎玻璃碴像雨點一樣落進他后頸的衣領里，燙得生疼。

那是他離死亡最近的一刻。韓維林后來回憶，在無人區里，如果距離遠，盜獵分子通常會拔腿就跑；但如果雙方迎頭撞上，那就沒有任何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犧牲

槍林彈雨的日子，在1994年走到了盡頭。

1994年1月18日傍晚，可可西里南部的太陽湖附近，氣溫跌到了零下四十攝氏度。西部工委的4名隊員押送著20名盜獵分子和繳獲的1800多張藏羚羊皮，在荒原里行進。此時，每個人都已到了體力的極限。

一輛卡車在冰地上拋錨了。為了盡快趕回營地，工委書記索南達杰決定留在后面修車，讓韓維林和另一名隊員靳炎祖開著吉普車，先押解盜獵分子去前方尋找水源和宿營地。

行車間隙，被扣押的盜獵者悄悄摸到了藏在車廂暗格里的備用獵槍，打暈了精疲力竭的兩人。韓維林和靳炎祖被粗麻繩反綁著，鎖在吉普車的座椅上。盜獵者拉開吉普車的大燈，打算用這束在黑夜中異常刺眼的光柱作誘餌，伏擊后面還沒趕上來的索南達杰。

二十分鐘后，索南達杰修好卡車，循著燈光毫無防備地駛入了陷阱。密集的槍聲瞬間撕裂了寂靜，子彈打在吉普車的鐵皮上，發出短促沉悶的“當當”聲。

“要么死在這里，要么拼命搶鑰匙沖出去。”韓維林朝后座的隊友靳炎祖說。他猛地轉過身，用牙齒去撕咬纏在靳炎祖手腕上的麻繩。粗糙的粗麻繩刮破了他的牙齦，嘴里全是混著沙土的咸腥血水。

掙脫繩索的兩人沖出車廂，趁亂打倒了車門外的看守，搶下了槍支。隨后，是長達數小時的對射。

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射擊時的巨大震動，順著韓維林的右臉頰骨，一遍遍撞進左耳。原本呼嘯的風聲在耳朵里漸漸退去。等槍聲徹底停息時，他的左耳里只剩下扯不斷的、極為尖銳的嗡鳴，幾乎失聰。

天亮時，韓維林在距離吉普車六十多米的一處斜坡后面，找到了索南達杰。

索南達杰犧牲了。他半跪在雪地里，右手死死握著步槍握把，睫毛和胡須上蓋著厚厚的冰霜，整個人已經凍成了一座保持著射擊姿勢的冰雕。

韓維林和隊員用棉被和麻袋裹好隊長的遺體，費力抬上了車廂。從太陽湖到格爾木，兩千公里的無路之途。車的雨刮器凍裂了，為了看清前面的路，他必須每隔幾分鐘，就用手使勁刮掉擋風玻璃內凝結的厚厚冰花。他雙手死死握住方向盤，帶著索南達杰的遺體，開了兩天兩夜。

這一幕在他心里永遠揮之不去。哪怕步入晚年，最常讓他想起的，還是這次劫難。

▲1993年，韓維林開車行駛在可可西里無人區。 受訪者供圖。

媒體報道后，索南達杰的犧牲震動了整個中國。1994年4月，當時的國家林業局組織青、新、藏三省區，在可可西里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反盜獵“一號行動”，拉開了可可西里建制化、正規化保護的序幕。

同年年底，西部工委進行重組。由于沒有正式編制，韓維林上交了那支半自動步槍。縱使心里還有很多不甘，他還是拎著一個裝有兩身舊軍大衣和一雙開裂膠鞋的帆布包，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車。

韓維林很快感受到了一種手足無措的鈍痛。

為了糊口，他去省城的建筑工地當過小工，用鐵鍬鏟沙子、和水泥。工地上的喇叭里播放著刺耳的流行歌曲，宿舍里混合著香的、臭的、辛辣的氣味。工友們為了每天幾塊錢的工錢爭吵，這些嘈雜的聲音落在他殘存聽力的右耳里，總讓他覺得腦子發脹，耳鳴加劇。在工地上待了幾個月，因為“太悶、不合群”，最終離開了。

此后的十幾年里，韓維林像一顆漂浮的沙子，在建筑工地、磚廠和林場邊緣打著零工，但最終沒有在任何地方留下來。2010年，他回到了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紅旗鄉，安頓了下來。

和解

步入晚年，養蜂幾乎占據了韓維林全部的生活。

每天下午，韓維林都會提著一只掉了漆的鐵皮桶，把糖水一勺勺舀進蜂箱的食槽里。“蜜蜂也欺負人，你手不穩，動作重了，它都會蜇你。”他伸出粗糙的手背，上面新添了兩個紅腫的硬疙瘩。

有一陣子，妻子曾勸他把蜂箱換成木質更好的雙層箱，能防寒。他算了算買新木板的開銷，搖了搖頭：“折騰那個干啥，冬天在上面蓋一層干稻草，能活下來多少就是多少，都是命。”

“都是命。”他用這句話說服自己接受現在的處境。但在和現實握手言和之前，韓維林從未掙脫過從前生活帶來的“余震”。

跟眼角的皺紋、鬢角的白發一樣，人到中年的失敗是無法掩蓋的現實。從受人尊敬的“韓老板”，到被銀行催債電話輪番轟炸，連生計都無法維持的負債人。一開始，韓維林勸自己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但他很快意識到，他一度變成了親戚朋友笑話的對象。在人生最低谷的幾年里，韓維林覺得自己接近抑郁，提不起精神，“不想見人，不想見熟人，面子上遭不住。”

韓維林著手追回當年投在鹽場的二十萬元。他拿著承包合同，在縣民政局、法院之間來回奔波。他甚至找到了當年的戰友靳炎祖，請對方寫了一份情況說明，證明自己確實曾是巡護隊的一員。

遲遲沒有結果。1998年11月，西部工委第二任書記、索南達杰的妹夫扎巴多杰犧牲。不久后，韓維林收到了法院的裁定書：因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死亡，本案終止訴訟。

韓維林又一次陷入了懊惱與委屈中。然而，那些當年跟著他干活、同樣沒拿到工錢的民工們，在得知他的窘境后，反而勸他：“客觀原因，誰也沒辦法，韓老板是個好人，遇到了這么大的難處，工錢我們不要了。”

看著這些比自己更難的普通人，韓維林第一次萌生了放棄的念頭。他發現，所有人都在往前走，自己卻似乎被死死困在了舊時代里。

扎巴多杰死后，關于暗殺和殘余盜獵分子懸賞報復巡護員的消息四處傳播。“很恐怖啊，我有妻有子。”韓維林高度緊張，草木皆兵，以至于對外人提起過去時，只說自己是個在青海做買賣賠光了家底的“倒霉蛋”。

直到52歲那年，韓維林決定再次回可可西里要回投資款。

從縣政府出來，他獨自去了木德查瓊鹽湖。十幾年的時間，荒原變了模樣。鹽湖早已被禁止開采，劃歸為三江源保護區。曾經機器轟鳴的鹽場，如今只剩下一片浩瀚、平靜而深邃的藍色湖水。

年輕的巡護員告訴他，現在的可可西里有了衛星遙感、紅外相機和無人機，解決了人工盯守的難題。遠處，青藏鐵路上，列車呼嘯而過，高架橋下，藏羚羊正踩著預留的通道安靜遷徙。

但在本該如履平地的高原上，韓維林也明顯感覺到，相比于日新月異的變化，自己的身體倒是正在加速衰老、退化。一個一米多高的土坎擋在面前，他怎么也跨不過去，最后只能先坐在坎上，把兩條腿一條條挪上去，再費力地站起來。

看著眼前的景象，那些原本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的債務，突然在腦海里淡了下去。

“那時候，打獵的在前面打，我們在后面追。羊在前面跑，跑斷了腿，跑掉了小羊。”韓維林笑了笑說，“現在這樣好。藏羚羊其實聰明，沒人打它們了，它們自己就知道怎么回家。卓乃湖水多，草好，生完了小羊，它們自然會往回走。”

那次之后，他很少出門了。他曾跟妻子說，年紀大了，路上受不了，“時代變了，好多東西都搞不懂了，不想再折騰了。”

他把有關那里的一切——舊照片、舊合同、證明、舊軍大衣，一股腦收進了一個木箱里。箱子被擱在柜子的最高處。往后的十幾年，再也沒有打開過。他的世界徹底安靜了下來。

2021年，索南達杰的大兒子索南仁青成為一名森林公安民警。韓維林聽說后，對自己做了很多的反思和判斷。那是一種常人難以體會的、幸存者的心情。“書記扔下一家老小，命都沒了，我這算什么啊！”

很多事情，沒那么重要了

“跟生命相比，我損失的，算怎么一回事，不值一提。”

韓維林不再反復糾結那筆損失的投資、沒兌現的編制，但他想要一個體面的晚年，這意味著，他必須把欠銀行的賬還清。

在漫長的人生里，無法掌控的東西太多，但蜂蜜多賣一點，債務就少一點，這成了他唯一能握在手里的東西。為了還債，他賣掉了家里僅存的一輛東風卡車，把賣蜂蜜攢下的錢、每個月一千元的退休金以及孩子們給的零花錢湊在一起，一筆一筆還給銀行。

2021年春節前，61歲的韓維林，終于還清了人生的最后一筆債。

電視劇《生命樹》爆火后，作為劇中人物“老韓”的原型，韓維林猝不及防地被拉到了聚光燈下。他短暫地體驗到了一把從未有過的“當英雄”的滋味。

幾臺攝像機把韓維林圍住。話題無外乎圍繞著“怎么看待參與了保護藏羚羊這項偉大的行動”“別人稱你為英雄，你覺得驕傲嗎？”

這些話題太過宏大，他從沒想過，立馬轉移話題，“我文化不高，不知道咋講。”原本在韓維林的世界里，偶然加入巡山隊，有得有失，談不上高尚，但在這幾個月，他承認自己常常陷入“有點驕傲”的眩暈感里。

隨之而來的，是一些新的煩惱。

因為劇中的“曾是盜獵者”的角色設定，網上開始有人質疑他最初加入工委的動機，甚至有人結合當年他被綁在吉普車上的細節，猜測他在那場槍戰中“出賣”了索南達杰書記，才導致其犧牲。

剛開始，韓維林還感到憤怒，極力向前來的記者解釋自己并不是盜獵分子，他翻箱倒柜地找出那份發黃的證明材料想要自證。但看著上面的字跡，他突然覺得意興闌珊，又把東西放了回去。

“像是睜一下眼睛、閉一下眼睛，三十多年就過去了。”他覺得，很多事情，其實沒那么重要了。

前段時間，電視臺的記者來給他拍紀錄片。年輕的記者把麥克風遞到他嘴邊，大聲問他：“老韓，你現在火了，將來有沒有什么計劃，準備做點什么？”

韓維林又一次蒙了，自嘲說，自己只是個“養蜂的”。

“這可能就是命吧。”他說，像被一雙無形的手推著走，由不得自己。

說完，他重新戴上那頂黑色的尼龍防蜂帽，轉過身，一瘸一拐地往后院的蜂箱走去。

值班編輯 古麗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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