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臺灣有事導致日本存亡危機”的謬論在島內結出了“成果”:美《外交政策》最新研究指出,臺灣民眾對日本持正面觀感的比例為54.7%,高于對美國的32.4%,也明顯超過對大陸的10.8%,更有64%的綠營支持者認為,日本會在臺海沖突時出兵。這一民調傾向并非空穴來風,近期臺防務部門推動“軍租云”海外異地備援計劃,擬將核心軍事數據與信息備份于日本,一旦實施,即意味著日臺軍事勾連已到達“盟友”級別。鑒于島內缺乏戰略縱深的境況,一些臺灣專家甚至提出日本就是“事實大后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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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被賴清德當局鐫刻于“安倍晉三研究中心”,這既是賴清德媚日戀殖的心理投射,也反映了民進黨對日本武力干涉臺灣問題的日益渴求。
隨著安倍衣缽傳人高市早苗的上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首次被列入日本執政當局的選項——高市公然叫囂,臺海局勢“已趨于嚴重,必須設想最壞的情況”,“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認為這(臺灣有事)可能屬于‘存亡危機事態’的情形。”
民進黨當局則借勢兜售日臺是“命運共同體”,賴清德公然吹捧“大東亞共榮圈”,甚至宣稱要對日本殖民統治“飲水思源”。在美國對臺“承諾”淡化且附加收取“保護費”等諸多條件,臺灣社會疑美論上升的情況下,日臺合力營造日本阻撓兩岸統一、支持民進黨執政的氛圍,正好彌補了美國消極“保臺”的角色缺失。由此來看,島內社會對日本“保臺”的幻想上升并不稀奇。美媒指出,“臺灣民間對日本的正面期待,可能已高于日本方面對賴清德政府的實際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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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類防務報告都宣稱臺灣缺乏戰略縱深。隨著日臺軍事勾連的加強和“第一島鏈”聯合防衛概念的推出,一些臺灣學者和媒體漸次傾向于認為日本為臺灣提供了“戰略縱深”,甚至就是臺灣的“事實大后方”。
例如,臺灣大學“國發所”一位學者提出,縱深的定義已經不限定于“領土和疆域”,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已經從灘岸、港口與機場,延伸到數據中心、云端、半導體供應鏈、海底電纜的復合體系。目前臺灣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只是透過深挖山洞,還得在他處重新生產“大后方”——戰時臺灣的“大后方”將不只在花東縱谷或中央山脈,也可能會存在于東京、大阪、福岡,甚至被納入日本的西南諸島的防衛計劃,存在于日本九州的“高度耐災數據中心”。
臺軍方也從烏克蘭戰爭中得到啟示——在俄攻烏之前,烏克蘭把關鍵政府資料轉移到歐洲云端數據中心,以降低導彈攻擊與網絡攻擊癱瘓國家功能的效果。臺灣目前在推進“軍租云”計劃,而與日本開展半導體產業鏈的建構,包括臺積電位于熊本投資的日本先進半導體制造(JASM),便是基于半導體產業創造新的安全空間。九州不再只是日本地方的產業重心,而是臺灣供應鏈韌性的外部錨點。臺灣將一部分半導體資產移入日本,某種程度上使得“臺灣有事”更為實在地成為日本的切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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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以及美國升級駐日美軍為聯合部隊司令部,也給了臺灣打造戰略縱深的想象空間。日本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曾向美方提出“單一戰區”構想,意在將東海、南海、朝鮮半島、臺海及周邊海空域視為更大范圍的聯合應變空間。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長北村滋7月9日也叫囂,“臺海若爆發緊急情況,日本應通過美日臺三方的聯盟來加強威懾力量;對于臺灣可能面臨解放軍海上封鎖的可能性,日本應視情況行動,若情況符合日本法律,日本應該介入協助。”
鑒此,島內有專家指出,臺灣必須進一步將日本視為“臺灣安全地理被重新生產的核心節點”,持續開展投資和管理,盡可能與日本接軌。日本前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巖崎茂擔任臺“行政院顧問”,或許正是為了幫助民進黨當局建立防務安全“互聯互通”的路徑。
而從輿論和民心上來看,民進黨和日本右翼親臺勢力正在著力培植臺灣人對日本的安全依賴,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好感層面。這也是民進黨引入日本武力干涉“臺海有事”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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