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 | 《張元濟年譜長編》（增訂版）序言 一

海鹽張元濟先生，早歲成進士，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參與維新變法，戊戌后被革職。轉上海南洋公學任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延請嚴復等名家迻譯西學名著。旋應夏瑞芳之邀，入商務印書館，主持館務數十年。其間組織編輯出版教科書、詞典，翻譯出版西學書籍，編輯影印善本古籍，并出版學術與文學刊物、普及讀物等，可以說引領20世紀前半期中國教育和學術文化事業，為中國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成就和影響力的人物。

張元濟像（1910年）

我的導師王紹曾先生，早年畢業于無錫國專，受教于唐文治、錢基博諸大師，畢業后，因唐文治先生之介，入商務印書館校史處工作。校史處是張元濟主持校勘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特別編輯室。其特別之處，在于《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史，都要選擇傳世古刻善本影印，每一史都有張元濟先生親自撰寫的高水平跋文，述各史版本源流及《衲史》選擇底本之優，條分縷析，發前人所未發，至今為版本學精要。

王紹曾先生

這些高水平跋文如何產生？了解了校史處工作就有了答案。張元濟先生要求校史處，對每一史都搜集傳世主要版本進行逐字逐句校勘，寫成校勘記。校勘記的稿本有173冊。例如《史記》，選擇南宋黃善夫刻本作為底本，其本是《史記》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傳世最早的合刻本，也是此后元代彭寅翁刻本，明代王延喆刻本、汪諒刻本、秦藩刻本、南監刻本、北監刻本，清代乾隆武英殿刻本的共同祖本。黃善夫本盡管錯誤稍多，但是元明清《史記》的刻本幾乎都是三家注合刻本，已經形成了《史記》的版本模式，而且黃本在中國已經失傳數百年，清末才從日本傳回半部，張元濟先生從日本藏的另一部全本借印半部，才湊全一部。所以選擇黃善夫本作為底本，是有他的客觀原因的。那么如何對待黃本的錯誤呢？張元濟先生根據校史處的校勘記，依據武英殿本，謹慎確定對黃善夫本修改二千余處。我們從張元濟先生《史記校勘記》稿本的批語可以看到修改的記錄。張元濟先生主持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出版工作，但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173冊稿本沒有能夠整理出版。張元濟先生僅僅擇取精要撰寫了一本《校史隨筆》，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線裝本一冊。這本小書，在20世紀前半期的古籍校勘學領域，可以和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媲美。通過校勘記我們就可以明白，張元濟先生《百衲本二十四史》各史的跋文是如何產生的。

《校史隨筆》（1990年版）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稿本在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時被借去。“文革”后王紹曾先生發表文章呼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得到中華書局趙守儼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清理歸還了133冊。其余一時找不到。商務印書館在90年代初委托王紹曾先生主持整理這批歸還的稿本。澤遜夫婦有幸參加了整理工作，對張元濟先生校勘古籍的具體方法有了特別詳細的認識。

王紹曾先生對張元濟先生有著特別的感情，在重病手術以后，勉力撰寫了一部《近代出版家張元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在學習這部專著的過程中，詳細了解了張元濟先生的家世生平，更全面認識了張元濟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上的重大貢獻和高深造詣。在王紹曾先生指導下，澤遜系統閱讀了《涉園序跋集錄》《涵芬樓燼余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張元濟詩文集》《張元濟友朋書札》《張元濟日記》等著述。尤其是張樹年、張人鳳、柳和城先生編著的《張元濟年譜》，拜讀以后，認為這是了解張元濟先生一生行跡最詳盡、系統的書籍，我在讀本里頭夾了很多簽條，還有一些批語。我對張元濟先生的認識，除了看書，還得益于王紹曾先生經常性的講述，這是別處看不到的。

《近代出版家張元濟》（王紹曾著）

我的學術研究，受到張元濟先生深刻影響。我近十多年主持《十三經注疏匯校》，項目組掛了一塊匾額“校經處”，寫校勘記的稿紙也是特別印制的宣紙，宣紙左下方也印三個字“校經處”。這是學習張元濟先生“校史處”來的。至于《十三經注疏匯校》的格式，也是仿照《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張元濟先生在《校勘記》之外撰寫了《校史隨筆》，我則在《尚書注疏匯校》《周易注疏匯校》之外，把心得體會寫成了《尚書注疏校議》《周易注疏校議》，而且書中討論的問題，也帶有《校史隨筆》的影子，不過學術水平和張元濟先生相比，不能望其項背。不但如此，張元濟先生熱愛祖國文化、熱愛國家的情懷，不畏艱難、勤勤懇懇的精神，也深深感染著我，激勵我數十年堅守和熱愛古籍整理事業，不以為苦，不以為勞。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張元濟著

在此我想就張元濟先生主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古籍，對古籍進行修改，談談看法。張元濟先生主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大部頭古籍《四部叢刊》《四部叢刊續編》《四部叢刊三編》《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數十年來，都是從事中國古典學術研究的基本書籍，受到高度信任。但是，當數字化、信息化時代到來的時候，讀者很容易獲取到張元濟先生影印古書的底本，或者準底本，從而了解影印過程中修改錯誤文字的情況，因而產生了對商務印書館影印古籍的不同看法。我曾經把張元濟先生修改南宋黃善夫本《史記》二千處的做法寫文章發表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還寫入了《文獻學概要》。王紹曾先生不主張我公開寫這類文章，還囑咐我刪去《文獻學概要》里的相關內容。可見王先生也不認可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這在今天，已經是共識。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作為古籍專家的張元濟先生，為什么要在影印古書時改字呢？我們可以回顧中國書籍流傳的歷史，哪一次重刻重抄，不努力校勘、改正錯誤呢？清代顧廣圻為黃丕烈、胡克家、張敦仁、汪士鐘等影刻古籍善本，面對明顯錯字，都是改正的。嘉慶間阮元在南昌校刻《十三經注疏》，號稱重刊宋本，聲明“明知其誤亦不令改”，結果還是改正了其中的明顯錯誤。尤其是《禮記注疏》，底本大量缺字墨丁，如何辦呢？阮元都做了認真仔細的補正。民國年間柳詒徵先生主持南京國學圖書館，以陶風樓名義影印了一批明代史料，大都是稀見的舊抄本，柳先生在跋中說，明顯的錯字已經改正。改了哪些字？沒有說。可見，柳詒徵先生并不認為影印古籍改錯字有什么不正常。他們出版古籍，一方面希望傳古，一方面又希望傳真，不希望把明明白白的錯誤留給讀者。既要出版“讀本”，又要賦予“存古”的功能，這樣的交織，就形成了影刻、影印古籍改字的做法。

就張元濟先生影印《史記》改字來看，可以說非常嚴謹，只改明顯的錯字，而且所改基本正確。張元濟先生影印古籍，達到了他的目標，那就是兼有存古和讀本兩個功能。在王紹曾先生晚年，我和先生多次討論張元濟先生影印改字的問題，先生在2001年山東大學古籍所主辦的“海峽兩岸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發言中，接受了澤遜的觀點，認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用影印的方式形成的集古本、殿本之長的新版本。我們今天影印古籍，不主張改字，功能單一，就是存古。讀本的功能則由另外的整理點校本承擔。這是一個進步。 但是，張元濟、柳詒徵先生的認識還達不到今天的層面。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看到的。就算我們不主張影印本改字了，那也應該對張元濟先生建立在煩瑣校勘記基礎上的謹慎改錯，給予應有的肯定。因為，那些改正畢竟具有學術內涵，與率爾操觚、逞意妄改，還不可同日而語。隨著歷史的演進，張元濟先生主持影印的改過字的古籍，會作為獨立的版本系統被獨立對待。這種獨立對待不應是負面的，而應當是全面而立體的。它延續了影刻本改字的習慣，又開啟了影印古籍不改字的新局面。可以說張元濟先生影印古籍是典型的過渡形態。這個看法供學術界、出版界和古籍界參考。

我與張元濟先生的哲嗣張樹年先生只見過一次，那是1991年在北京王府井萃華樓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林爾蔚先生宴請王紹曾、張樹年先生的時候。當時林爾蔚總經理鄭重委托王紹曾先生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稿本，張樹年先生是專門為這件事從上海乘飛機到北京商務印書館的。那次宴請，商務印書館領導胡企林、李思敬先生，歷史編輯室主任陳應年先生，以及陪同王紹曾先生的山東大學劉光裕教授和我，都參加了。樹年先生興致勃勃，回憶1949年9月張元濟先生到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樹年先生陪同，商務老同事茅盾請吃飯，就在萃華樓。轉眼四十多載，樹年先生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以后樹年先生對我特別關愛，簽名贈送《我的父親張元濟》一書，還有線裝本《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幾乎每年簽字寄贈賀年卡。有一次給王紹曾先生信中，樹年先生建議澤遜學習顧廷龍先生，練習書法。我很慚愧，書法沒有花時間練。我和張元濟先生文孫張人鳳先生多年保持聯系，承人鳳先生厚愛，多次寄贈他編著的《張元濟全集》《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智民之師·張元濟》等著作。柳和城先生是我特別尊敬的學者，對張元濟、孫毓修及商務印書館等都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其著述信可傳之久遠。十多年前，張人鳳先生、柳和城先生合著的《張元濟年譜長編》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學術界嘆為巨觀。今修訂本又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踵事增華，益臻完善。人鳳先生來函命序，當然是特別的提攜獎掖，同時也給我一個表達對張元濟先生崇敬之情的機會，所以寫下以上的話，作為序言。不當之處，還請讀者批評指正為感。

杜澤遜

2024年4月10日夜

滕州后學杜澤遜拜撰于曲阜旅次

《張元濟年譜長編》（增訂版）

作者：張人鳳、柳和城編著

出版時間：2026年3月第1版

作者簡介

杜澤遜，山東滕州人，1963年生，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文史哲》雜志主編，中國經學研究中心主任，尼山學堂班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四個一批”暨文化名家，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科評議組（中文）成員，中國歷史文獻學會會長。主要從事古籍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四庫》學和山東文獻研究。著有《文獻學概要》《四庫存目標注》《尚書注疏匯校》《尚書注疏校議》《微湖山堂叢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