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從荔枝種植，能看出唐朝興衰？為何明末的鼠疫沒傳染八旗兵？

荔枝和柑橘這兩種水果，在唐代很有名氣。而唐朝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特別是盛唐和中唐的轉變之快，在歷史上并不常見。為什么從唐代荔枝和柑橘種植地的變化中，能看出這種變化？

荔枝名氣大的原因，是源自唐詩所寫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都知道是楊貴妃和荔枝。

荔枝原產于兩廣，按照唐代的交通和保鮮技術，要想送到長安時還能保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楊貴妃所吃的荔枝，是從四川騎快馬送來。

雖然唐代沒有今天的栽培技術，但唐代四川靠北地方的氣候，卻可以種植荔枝。中唐時期有個詩人叫盧綸，所寫的《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中描述：“晚程椒瘴熱，野飯荔枝陰?！?/p>

意思是在蜀地旅途中的傍晚時分，由于濕熱瘴氣不適，暫且躲在荔枝的樹蔭下乘涼歇息。也就明確說明了在中唐時期的四川，不但有荔枝，而且種栽已經成林。

根據唐代史書的記載，前期唐朝的長安城，有19個冬天沒下過雪。正是由于天氣溫暖，甚至能在長安城內種柑橘。

唐玄宗天寶10年，也就是公元751年，皇宮中的橘子樹結了150個大橘子。唐玄宗很高興，摘下來之后送給了眾多大臣。為此唐玄宗李隆基還下了一道《答中書門下賀宮內柑子結實詔》。詔書中寫有：“今黃柑數株，丹實盈條”。這在當時稱為“德澤廣被”，認為是種很好的祥瑞。

現代的農業科技已經知道柑橘類果樹，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常綠果樹。既然是亞熱帶，肯定對溫度敏感。適合柑橘類生長的年平均氣溫是在 15～23度之間，而甜橙和蜜柑等品種，最適合在17～18度之間。從中可以看出，柑橘樹非常怕冷的。

從中可以推斷出 ，唐代中期以前的北方，整體上屬于偏溫暖的氣候。不僅是可以種有柑橘，當時長安城還有成片的梅樹。

但現在的西安氣溫無法露天種植，因為西安冬季的最低氣溫經常能到零下10度，遠超過了橘子樹露天種植越冬的需求。也就是說今天的西安，比唐代要冷得多。

正是因為唐代的氣候溫暖濕潤，伴隨而來的充沛降雨，足夠滋潤所有農田。而黃河又水量豐足，稻麥可以每年兩熟。當時的竹子生長，最北能到陜西北部，而農業的耕種面積，擴大到了河套地區，這些都為盛唐奠定了實在的基礎。

唐宋時期的荔枝種植地，包括現在的成都、重慶、涪陵、樂山、宜賓、瀘州、雅安和萬縣等地?，F在荔枝種植的最北方是在四川的瀘州，還只是種植荔枝的“次宜種區”。

這種變化是從唐代的中后期，大約從公元751年開始，冷氣候開始逐漸加劇。除了荔枝種植南移之外，還帶來的變化就是小麥和小米等農作物的歉收，還包括別的比較耐旱農作物的種植面積也開始縮減。到了公元800~840年之間，甚至出現了糧食不夠吃的現象。

隨著降雨的減少，晚唐時關中等地的水道航運開始縮減，連鎖導致唐軍邊鎮軍糧的自給率，只有原先的五分之一左右。進而連鎖導致公元900年的黃巢起義，成為大唐王朝崩塌的原因之一。

這種變化同樣影響著北方的游牧部落，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游牧騎兵南下的次數越來越多，最終成為兩宋王朝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成為了明王朝沒有解決的問題，甚至是明朝滅亡的間接原因之一。

所以荔枝和柑橘種植地位置的南縮，本質是氣候和溫度的變化，進而變成了影響大唐王朝的興衰。

而氣候的變化，并沒有因為王朝的變化而停止。到了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朝的兵線開始次第收縮，逐漸放棄了奴兒干、哈密等地，到了明代中期就連河套都放棄了。

此時的蒙古達延汗、俺答汗等等經常入侵南略。到了嘉靖時，甚至發生了“庚戌之變”，也就是公元1550年，俺答汗帶兵直接打到了京師城下。

史書記載：“俺答取得極多之田賦，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之后而回還?！笨梢哉f損失極大。直到公元1570年，明嘉靖帝同意開放“互市”，并封俺答汗為順義王為止。但此后的20多年里，俺答汗仍然連年南下，路上沿著長城一線擄掠。

而明軍在此戰之后，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設置薊遼總督大臣，轄薊州﹑保定﹑遼東三鎮，又選各邊鎮精銳入衛京師。

造成庚戌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水草不豐，造成連年饑荒。俺答汗需要通過與明朝的貿易來增加實力。史書記載：“畜產減，民疫病，人心惶恐不安。”

再到崇禎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由于降雨的稀少，陜西北部也發生了連年大旱。從公元1637年到1643 年的7年時間里，黃河多條支流斷流，河北的白洋淀以及所有河流都沒水。

接著連帶就是蝗災，所謂大旱之后必大蝗。從崇禎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一直到1649年，從黃河到長江的中下游，幾乎都發生過大面積的蝗災。特別是陜西地區，史書記載當時莊稼的收成“畝不滿斗”。

史書說在崇禎的元年，由于陜北大霜而糧食欠收。接著在崇禎三年，米脂夏秋無收，四年全陜大旱，五年一斗米售價八錢白銀，六年旱蝗霜，赤地千里。

此時崇禎帝也因為對女真作戰的原因，同意了劉懋的建議，決定通過裁掉一部分驛站，用以節省白銀68萬兩。而裁掉的人中，就有李自成。

由于大旱，不僅造成了蝗蟲的成災，還造成了鼠害，進而瘟疫的流行，也就是鼠疫。

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鼠疫在京城大規模，當時稱之為"疙瘩瘟"。史書記載："呼病即故，不留片刻"，甚至有人"舉茶打恭，不起而殂"，意思是剛剛還在端茶打招，瞬間就故去了。

史書描寫京城內的情景：“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九門計數二十余萬”。意思是路上都沒有小孩玩耍，因病而故的人達到20余萬。

第二年的崇禎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3月春天，李自成進兵京師。而此時駐守京師的明軍三大營的10萬人，只剩下的5萬人了，并且大多患病。戰馬也從2萬7千匹減少到1千匹，僅僅是充數而已，根本沒有戰斗力。

史書描寫：“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意思是用鞭子抽一下才站起來，但馬上又躺下了。明軍因為鼠疫感染，已經完全喪失了戰斗力。

3月15日李自成抵達京師西北的最后一道防線居庸關，但整個關隘幾乎卻空無一人，駐守此處的明軍監軍杜之秩、總兵唐通不戰直接出降。

之后在3月19日，明軍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開正陽門。李自成想象中的大戰，并沒有出現。因為此時城內是：“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沒有一絲絲的生氣。

其實，在這之前的崇禎十六年的秋天，京城之內就已經出現鼠疫，隨著李自成進入城內之后，其所率的大順軍也開始面臨鼠疫之患。

當年的4月，李自成與吳三桂大戰于山海關的一片石，兩軍交戰一天半后，大順軍又與清軍相戰半天，總共就兩天時間，結局是李自成大敗。當時李自成手下有一個將領叫李肖宇，率有兵丁1萬3千多人，山海關大戰之后，回到京師的只剩下1個廚子和2個家丁。

史書記載：“四月二十六日，闖從山海關歸，步兵皆盡”。隨李自成出征山海關的數萬大順軍，幾乎損失殆盡，只剩下騎兵7千名得以生還，可見損失之大。

為什么戰力強悍的李自成大順軍，進入京師僅40天，就在山海關之戰一觸即潰？這除了指揮上的問題之外，還一個原因就跟疾病有關，使得戰斗力迅速下滑。

那么之后攻入關內的清軍八旗兵，有沒有大規模感染鼠疫呢？答案是幾乎沒有。

有一種說法是八旗兵以騎兵為主，而鼠疫的傳染源跳蚤，無法在馬身上存活，所以八旗兵才沒有被傳染。其實不對，道理很簡單，李自成和明軍也有騎兵，為什么沒有避免？所以這個道理講不通。

?馬身上也有寄生的跳蚤，但跳蚤的種類有2千多種。而能夠傳染鼠疫的鼠疫蚤，一般只寄生在嚙齒類動物上，特別是老鼠。當鼠疫蚤叮咬了感染鼠疫病的老鼠之后，再叮咬人，才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感染。

也就是說，八旗兵雖然以騎兵為主，而且鼠疫蚤也確實不在馬身上寄生，但八旗兵并不能避免人與人之間的傳染，比如說俘獲的大順軍或明軍的戰俘就有可能。

之所以八旗兵沒有出現這種現象，是與八旗特有的行軍方漁獵民族生活習性和行軍方式有關。

八旗兵選取扎營的地形條件是背風、近水、遠崖。而筑好營盤之后，嚴禁喧嘩和走動。兵丁若沒有將令，在白天私自在營內行走或高聲說話，會被抽50下馬鞭，而到其他營盤行走，會被抽70下馬鞭。若是在夜間亂串和喧嘩的，被巡營將軍發現，可不必上報直接處斬。

另外，由于八旗兵是漁獵民族出身，又以騎兵為，所以形成了一套自己獨特的野外扎營睡覺方式。八旗兵自小就學會野外生活和捕獵技巧，在年滿16歲后加入八旗兵之前，有一個類似考核的形式，就是要求獨自在東北的森林中，生存至少1個月，這是從軍的基本資格。如果沒有通過，只能在后方加入類似后勤的雜役部隊，而不是八旗的精銳。

有了這種從小養成的生活習慣，所以八旗兵在夜晚駐扎睡覺的時候，都會和自己的戰馬睡在一起。除了可以防范野獸，還可以起到快速反應的作用，這也是八旗兵的日常基本技能。也就是說八旗兵在駐扎之時，都是單人和戰馬在一起，人和人之間并不會混居在一個帳篷里。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反應迅速，遇到戰況可以瞬間翻身上馬作戰，省去了扎營之后的集結、備馬、披甲的時間。挨著馬和摟著馬脖子睡覺，還能依靠馬的體溫取暖。

而經過訓練的戰馬，無論聽覺和嗅覺，遠比人要靈敏的多，相當于天然的警戒。這種扎營方式，是漁獵民族所特有的。簡單說，八旗騎兵和索倫兵在扎營時：兵不搭帳、馬不卸鞍，器不離身。本意是為作戰所用，卻無意中起到了防止傳染的作用。

這里要說明一下：戰馬在夜晚睡覺時，并不都是整晚都站著，是站睡和躺睡交替。

除此之外，李自成兵敗山海關后，是于4月26日回到京師，并于29日匆忙登基稱帝后，立即率部向西而撤。臨走前下令：“分付闔城人等，俱各出城避難”，同時放火焚燒宮殿和城樓。

隨軍除了攜帶大量糧食、輜重和劫掠的財物之外，大將劉宗敏還下令強征3萬多名勞工和年輕婦女隨軍而行。

而多爾袞率清軍是在5月2日由朝陽門進入京城，此時城內所剩之人已經不多。龐大的明代皇宮，被李自成燒的只剩一座武英殿。之后，多爾袞下令將原京城所居漢人，全部限期遷往外城。

那么當時京師還有多少人口呢？由于兵荒馬亂的原因，并沒有確實的記載，但可以做一個推論。

根據史料記載：明崇禎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40年時，京城的人口大約在80萬人左右。而到了清順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此時離李自成撤走已過了6年，整個京師的人口只有51萬。

如果減去八旗兵丁和旗人的30萬人后，也就是說，當時京城剩下的人口，還不到20萬人，這個人數還是6年后的統計。

正是因為人口變少，而且全部外遷，造成鼠疫的強度大幅下降。而內城又只有滿八旗、蒙八旗和漢八旗兵駐扎。而且滿蒙漢八旗兵丁與外遷的京師人員之間，在初期并沒有實際上的交往。

再加上鼠疫桿菌更適應偏寒的環境，而清軍進入京師和南下時是在5月，天氣已經轉暖。

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就是八旗兵沒有被感染鼠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