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周佛海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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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周佛海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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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周佛海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男，原名明繁，字子美，出生于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中共一大代表，賣國巨奸。

1917年，周佛海進入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1920年，返回上海，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22年3月，從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后考入京都帝國大學。1924年，受邀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

1934年9月，與中國共產黨脫離關系，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7年7月，投靠汪精衛，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暗中與日本侵略者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1940年，日本傀儡政權汪偽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偽政權主要組織者，擔任多個要職，死心塌地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服務。抗日戰爭中期，周佛海拋棄汪精衛，傾向蔣介石。派人潛往重慶輸送情報。1944年11月，汪精衛死后，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任偽上海市市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投靠蔣介石。1946年11月，以“通謀敵國罪”被判死刑，后改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病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終年51歲。

周佛海是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投機善變，蠅營狗茍，在民族危亡之際，喪失人格、氣節，叛國投敵，與汪精衛合污，組成漢奸賣國政府，淪為被歷史唾棄、臭名昭著的大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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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一九四二年一月）

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

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林來做最高代表。

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 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林和吳庭斯基也出席。開到第四晚時，究竟是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要換個地方。我們在此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

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于是決定仍在原地。

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進行的步驟，糊糊涂涂也就睡著了。

大約十二時左右，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進房來，輕輕的問我道：“這里沒有發生問題嗎？”

我駭了一驚，問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原來他們正在開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面生的人跑進房來，因為當時既沒有衛兵守門，而漢俊家又是和同鄉合住。所以此人上樓，沒有人去阻止。他進房來一看，便道：“對不起，走錯了。”說完，立即退回。

究竟是馬林機警，他說：“快散了罷，一定是偵探。”于是立即散會，只有公博還留著與漢俊閑談。

不到一刻鐘，法國探目，安南巡捕，中國包打聽，把房子圍住，一涌上樓。探捕問他們為甚么開會，他們說大家都是北大學生，因為要出一種雜志和叢書，所以開會商議。探捕又問為甚么有兩個外國人。他們說兩人是北大教授，請他們指導。

一個中國探捕指著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嗎”？

原來公博雖然自信他的北京話，說得和北京人一樣，而別人聽起來，卻好象是外國人說中國話。所以硬指他是目本人。經了好久的說明，才證明他是廣東人。

巡捕看見漢俊書架上，全是社會主義的書，于是大教訓一頓，說不應看這些書。問了一刻，也就去了。僥幸巡捕沒有搜身。他們兩人衣袋內，都放有共產黨黨綱草案，如果搜出，還有不進巡捕房的道理！

公博當時帶著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取徑回旅館，繞了幾個游藝場，才回旅館。那知他緊膈壁的房中，當晚發生一件奸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嚇得魂不附體。

毛澤東以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發現了……在遠遠的地方……偵察了半天，才……進去。這些話，都是我以后聽見他們說的。

我聽了毛澤東的報告以后，覺得功虧一簣，實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繼續開會，但是上海租界內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鶴鳴（達）的夫人是嘉興人，何不去嘉興開會。于是便力疾跑到漁陽里去商量，因為鶴鳴住在仲甫家里的。

我們商量決定，鶴鳴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雇一只大船等著，我們第二班車去，乘船游南湖。于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的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

到了嘉興，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當地的人，以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

我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并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瀘的時期內，由我代理。

中國共產黨，就這樣在煙雨蒼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產生了。

大會完畢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負責人，分頭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動起來。我們覺得實際工作，要從勞動運動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并指揮上海勞工運動。“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并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才想出來的，可見得當時的幼稚了。但是苦干的精神，卻可佩服。

例如在日本人經營的紗廠的工人，想學日本話。我便在工人群居的地方，開一日語夜校。我自己每隔一夜去教兩小時。“到民間去”的口號，我們都做到了。

不僅這件事，當時的經費，是俄國供給的。 我和馬林見面，不是在新世界、大世界，便是在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

在秘密工作正干得起勁的時候，暑假快完了，我不能不回到學校去上課，所以迭電催促仲甫來滬，以便交代工作，再去鹿兒島。仲甫果然辭了廣東職務，到上海來了。

（原載周佛海《往矣集》中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海平報社出版;題目是編者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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