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浩：賄賂犯罪中“財物”的規范邊界 | 法律科學202604

【副標題】以“預期收益”入罪為中心

【作者】車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法律科學》2026年第4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賄賂犯罪中“財物”概念的擴張，遵循著經濟還原論的思維范式。這一范式將一切可以量化為貨幣的利益納入“財物”范疇，推動司法解釋完成了兩次擴張。2016年《解釋》將財物從有體物拓展至財產性利益，2026年《解釋（二）》進一步將財物拓展至預期收益。兩次擴張在提升腐敗治理效能的同時，暴露了經濟還原論的內在困境：將“具有市場價格”等同于“屬于財物”，卻未對市場價格所依附的社會關系進行規范性篩選，且漠視在法秩序中作為約束機制的法律和法理。針對第一次擴張引發的創造性行為商品化、違禁品認定黑市化、人身關系價格化三重困境，應以“可交換性”標準作為限縮方案。針對第二次擴張暴露的事后評價模式邏輯混亂、有悖責任主義、“案發時”標準的尋租風險等問題，應當將預期收益嚴格限縮于即將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案發時”標準的結構性缺陷有待學界進一步回應和矯正。

關鍵詞：賄賂犯罪；經濟還原論；可交換性；預期收益

目次 一、引言 二、經濟還原論視野下財物概念的擴張 三、“財產性利益”財物化：經濟還原論的第一次擴張 四、“預期收益”財物化：經濟還原論的第二次擴張 五、結語

一

引言

我國《刑法》第385條將受賄罪的對象規定為財物。從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財物的含義長期被限定在狹義的“物品”范疇。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以非典型方式輸送利益的現象層出不窮。對此，在十年期間，司法解釋及實踐通過擴張解釋，逐步將財物的外延從狹義的“物品”擴展至“財產性利益”甚至“預期利益”。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2條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這一規定將財物正式區分為三種形態：貨幣、物品、財產性利益，實現了賄賂犯罪對象從“有體物”到“無形利益”的跨越。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以下簡稱《解釋（二）》）第11、12條進一步細化了財物價值的認定規則：受賄數額一般按照收受財物時的財物價值認定；以收受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作為賄賂形式的，按照案發時實際獲利或溢價認定；對于真偽不明的財物和特定財物，應當進行真偽鑒定和價格認定。這一規定引出了關于預期收益受賄如何認定的問題。兩次司法解釋，前后相隔十年，共同完成了對財物概念的擴張和細化。這一擴張的規范意義在于：將那些實質上具有經濟價值、可以通過市場轉化為貨幣的利益形態，納入賄賂犯罪的規制范圍，回應了新型腐敗形態對傳統財物概念的挑戰。

上述司法解釋對“財物”概念擴張的底層邏輯，本質上是一種經濟還原論。經濟還原論不僅是一種“將社會現象通約為經濟指標”的方法論，而且蘊含著一股深層沖動——只要最終能夠被還原為金錢利益，那么無論這種利益在行為當時是否已經實現，都會被想方設法納入財物范疇。這股沖動正是推動經濟還原論從“現實利益”到“預期利益”甚至再到“商業機會利益”層層擴張的根本驅動力。然而，經濟還原論的局限同樣顯著：它將“可還原到市場價格”的物品或者特定行為等同于“財物”，卻未對“市場價格”所依附的社會關系進行規范性篩選，且常常漠視在法秩序中作為約束機制的法律和法理。當這種思維范式被推至極致時，一系列棘手的問題便浮現出來。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嘗試在兩次司法解釋的制度背景下，探討賄賂犯罪中財物概念的規范邊界。在揭示兩次司法解釋所遵循的“經濟還原論”邏輯的基礎上，分析其貢獻與困境，并為避免“經濟還原論”的過度擴張適用提供限縮方案。

二

經濟還原論視野下財物概念的擴張

賄賂犯罪中財物概念的不斷擴張，并非憑空發生，而是遵循著一種深層的思維范式——經濟還原論。這一范式將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通約為可量化、可交換的經濟指標，以貨幣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通用尺度。在這一框架下，任何能夠滿足人的需求、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東西，都可以被轉化為經濟學語言，進而被納入刑法的評價視野。經濟還原論在賄賂犯罪的認定中具有顯著優勢：它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標準，只要能夠證明某種利益在市場中存在交換價格，就可以將其量化為受賄數額，從而實現對新型腐敗的精準打擊。

回顧兩次司法解釋的演進脈絡，可以清晰地發現經濟還原論的兩次擴張。第一次擴張由2016年《解釋》完成——將財物從“有體物”拓展至“財產性利益”，將“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和“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納入財物范疇。此次擴張所引發的深層思考在于，如何處理那些雖有市場價格但與人格不可分離的給付——它們能否被經濟邏輯所通約？第二次擴張由2026年《解釋（二）》完成——將財物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進一步拓展至“預期的財產性利益”，將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納入賄賂范圍。此次擴張所面臨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處理那些尚未實現、僅存在于未來期待之中的利益——“預期”本身能否成為定罪依據？不僅如此，在司法解釋明文規定的兩次擴張之外，經濟還原論的邏輯慣性正在催生第三次擴張——將具有不確定性的“商業機會”納入財物范疇。這一擴張雖尚未被司法解釋明確采納，但在司法實踐中已呈現出潛在的沖動。三次擴張的內在邏輯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經濟還原論在賄賂犯罪領域從“現實利益”到“預期利益”再到“機會利益”的完整推進圖景。

為理解經濟還原論為何能夠如此深刻地影響賄賂犯罪的規范構造，有必要追溯其思想淵源與理論構造。經濟還原論的現代形態，可以追溯至20世紀經濟學帝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加里·Ｓ·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將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系統性地拓展至非市場行為領域，主張“經濟分析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于解釋全部人類行為”。在貝克爾的框架中，生育、教育、婚姻、犯罪、歧視等傳統上被視為社會學或法學專屬領域的行為，都可以被納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范式。每一個理性個體，在每一項決策中，都在進行邊際效用最大化的計算——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這一理論將“經濟人”假設從市場領域擴展至整個社會生活，奠定了一種將一切社會現象通約為經濟指標的方法論基礎。此后，法律經濟學運動的旗手理查德·A·波斯納進一步將這一方法系統引入法律分析。波斯納提出，法律制度的正當性可以而且應當以“財富最大化”作為評價標準；法律規則的設計，應當模擬市場交易的結果，將資源配置到最能發揮其效用的地方。在這一視角下，侵權法是為了使事故成本最小化，合同法是為了促進有效率的交易，刑法則是通過對犯罪施加預期懲罰來提高犯罪行為的“價格”，從而威懾潛在的犯罪嫌疑人。

經濟還原論的核心邏輯，在于將一切社會關系解讀為交換關系，將一切價值還原為經濟價值。這一范式在刑事法領域的滲透對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賄賂犯罪的認定中，作為法益的“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可以進一步被轉化為“權力與金錢之間的非法交換”這一經濟命題。在這一轉化過程中，賄賂的范圍自然地與“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的利益”畫上等號。既然權錢交易的本質是“交換”，那么一切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的東西——無論是有形之物還是無形服務——都可以成為交換的標的。如，房屋裝修可以折算費用，旅游服務可以查詢報價，會員服務可以讀取金額。司法解釋擴張的邏輯，正是在這種經濟學思維方式的推動下逐步展開的。

經濟還原論能夠如此順暢地滲透到賄賂犯罪的司法解釋中，還與我國受賄罪以“計贓論罪”為核心的規范構造密切相關。我國刑法對受賄罪始終堅持“以數額為中心”的定罪量刑模式——受賄罪的入罪門檻以數額為標準，法定刑檔次的劃分以數額為依據，量刑輕重的調節以數額為基準。這一模式內在的邏輯是：受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可以通過受賄數額來度量，數額越大，危害越重，刑罰越嚴。數額中心主義為經濟還原論提供了天然的規范接口：正是因為定罪量刑如此倚重數額，所以任何可以轉化為數額的利益，都自然而然地進入了賄賂犯罪的規制視野。兩者的耦合，共同推動了財物概念從有體物到財產性利益、從現實利益到預期利益的層層擴張。

然而，經濟還原論及其所驅動的規范擴張，并非沒有邊界。它所遭遇的困境，恰恰在于市場邏輯與法秩序的規范評價之間，始終存在無法完全調和的張力。經濟還原論的核心預設，是一切價值都可以被通約為經濟價值——一切利益都可以被轉化為價格，一切社會關系都可以被還原為交換關系。當這一預設遭遇實際的社會生活時，卻在多個維度上面臨挑戰。其一，在價值維度方面，有市場價格與應被評價為財物并不等同。天賦才能、人格尊嚴、情感表達具有價值卻不可標價，預期收益與商業機會具有未來獲利可能，但在行為當時不具備確定的財產價值時，能否徑行入罪，本身即是難題。其二，在市場維度方面，合法市場與非法黑市的定價機制不能混淆，案發時股價的市場偶然波動亦不應成為定罪量刑的決定性因素。其三，在時間維度方面，經濟還原論以事后結果反推行為性質，導致“行為時”與“結果時”的規范判斷邊界模糊，與刑法立足于行為時客觀事實的基本原理之間存在緊張關系。上述維度的共同指向是：市場價格是經濟事實，而財物是法律規范。經濟事實不能自動轉化為法律判斷，其間必須經過規范性審查。

進一步看，經濟還原論不僅是一種將社會現象通約為經濟指標的方法論工具，而且蘊含著一種深層沖動——只要某種利益最終能夠被還原為可以用貨幣數額計算的增量財產，那么這種利益就難以被容忍脫離于懲罰范圍之外，就必然要被納入賄賂犯罪的打擊半徑。這股沖動的運作機理在于：它不是從行為時的規范屬性出發進行判斷，而是從最終的經濟結果出發進行反推。一旦國家工作人員最終獲得了可以量化為貨幣的經濟利益，經濟還原論就會反向追溯，試圖在行為鏈條的起點上找到可以標記為財物的載體。只要最終出現了一個可以計價的“數額”，這個數額就必須被解釋為賄賂的對價；為了完成這一解釋，行為當時的標的——無論它是不確定的預期收益，還是僅僅可作為一種獲利可能性的商業機會——都必須被定義為財物。

正是這股深層沖動，推動著經濟還原論從第一次擴張走向第二次擴張，又正在從第二次擴張走向潛在的第三次擴張。在第一次擴張中，經濟還原論將“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納入財物范圍，其邏輯是：旅游、裝修、會員服務等利益，最終都可以被還原為行賄人實際支付或應當支付的貨幣數額；既然有數額，就應當入罪。在第二次擴張中，經濟還原論進一步將“預期收益”納入財物范圍，其邏輯是：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雖然在收受行為時尚未實現，但案發時可以按照實際獲利或溢價認定數額；既然最終能夠計算出數額，行為就應當入罪。在潛在的第三次擴張中，這股沖動將指向商業機會：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獲取商業機會，最終通過經營或交易獲得了可以計價的財產利益；既然最終有數額，那么最初的那個商業機會也應當被評價為財物。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到“預期的財產性利益”再到“機會性利益”，經濟還原論不斷擴張的深層邏輯一以貫之：某物品、服務或行為只要最終能被還原為金錢數額，就應被納入財物范疇；只要最終有利益可以被量化，行為當時的不確定性就可以被忽略，行為當時的標的的性質就可以被重新定義。

這就是經濟還原論各種擴張的共同特征：它不是從“行為”出發去評價“結果”，而是從“結果”出發去反推“行為”。只要最終出現了可以數額化計算的經濟利益，這種沖動就會沿著因果鏈條向上追溯，將行為鏈條上的一切中間環節——無論是預期收益還是商業機會——都標記為財物。正是這一深層沖動，使得經濟還原論在推動反腐敗的同時，帶來了其與法秩序內部諸多約束之間的緊張。以下，本文依次剖析兩次擴張的具體困境及其限縮方案。

三

“財產性利益”財物化：經濟還原論的第一次擴張

從刑法解釋學的角度看，2016年司法解釋將“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納入財物范疇，在文義解釋層面并未逾越“財物”一詞的可能語義邊界，也足以與“收受”“索取”“給予”等構成要件行為，構成合理的動賓關系。因此，此次司法解釋的擴張，屬于正常的法律解釋，沒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關于財物的認定簡潔明快：房屋裝修可以折算費用，旅游服務可以查詢報價，會員卡可以直接讀取金額。這種“價格化”的操作，使得財物的邊界清晰可辨，也使得司法裁判獲得了較大的客觀性和確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人員在解讀2016年《解釋》時即指出，對于“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由于取得這種利益需要支付相應的貨幣對價，故在法律上也應當視同為財產性利益”。這一論證，正是經濟還原論的典型表述——市場交換價格，就是財物屬性的證明。換言之，經濟還原論在這一擴張過程中，承擔了正當化論證的功能——它以可貨幣化及其市場交換價格為客觀依據，為財物外延的擴展提供了可操作、可驗證的標準。然而，當可貨幣化的邏輯被貫徹到底時，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能否僅僅依據“市場價格”作為認定財物的標準？抑或還需要對“市場價格”所依附的社會關系進行規范性篩選？針對解釋擴張帶來的問題，如何提出相應的限縮方案？

（一）“可貨幣化”標準的三重困境

1.創造性行為的商品化

設想這樣一個場景：著名書法家A的作品在藝術市場上價格不菲，其有具體事項請托國家工作人員B，在與B的交往中，在B的折扇上即興題詩一首相贈。依據2016年《解釋》規定，財物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同時，依據2026年《解釋（二）》第12條，“對于價值不明的財物，應當進行價格認定。對于珠寶、玉石、字畫、手表、貴重金屬等特定財物，一般應當進行價格認定”。套用上述規定，很可能就會認為：依照A的書法作品通常的市場價格，這幅題字進入市場后，價值將在幾十萬元；因此，A給予B幾十萬元的財物，構成行賄罪。

如果這個結論還不足以引起不安，可進一步擴展思考：當2016年司法解釋將財物的范圍從物品擴展至財產性利益之后，則不僅有形的字畫會成為財物，無形的音樂也可能成為財物。假設一位出場費上萬的著名歌手A，因有求于國家工作人員B，經常在私人聚會場合為B免費歌唱。A的演唱行為，是否構成賄賂？一方面，似乎很難說，一個歌手只要一開嗓，就是在“銷售”自己的歌聲；即使是同一首歌同樣的演唱水平，在演唱會上的歌聲是商品，但在朋友聚會時的演唱則未必。另一方面，人們仍然可以說，對于一般人而言，要享受這種出自著名歌手的歌聲，是“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

如果從經濟還原論的角度，將一切有市場價格的創造性行為都等同于財產性利益，則其中隱含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社會控制邏輯：如果一個人擁有某項卓越才能，那么他反而必須限制發揮這項才能。一個水平一般的書畫愛好者可以任意創作字畫送人，而一個作品價值不菲的著名書畫家卻可能因創作字畫送人而被認定為行賄；一個五音不全的人隨便怎么唱都沒問題，一個具有歌唱天賦的人反而不能輕易開嗓。這意味著，天賦越高、市場價值越大的個體，其行動自由的邊界反而越狹窄。這會引發人們對創造者人格尊嚴被深層冒犯的擔憂。

從法哲學的層面審視，這一問題觸及了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命題。當藝術家的即興創作被強行評價為財物時，藝術家本人就被降格為生產財物的工具，其創作行為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意義，只剩下可量化的經濟功能。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格奧爾格·齊美爾在《貨幣哲學》中深刻揭示了貨幣作為“夷平一切差異”的力量——當貨幣邏輯滲透到一切社會關系中時，人與人之間豐富多樣的質性關系，就會被抽象為單一的數量關系。友誼被夷平為交易，藝術被夷平為商品。為了避免這一現象，首先需要澄清一個根本性的范疇混淆問題：藝術家創作的“作品”與進入市場流通的“商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其本質特征在于“為交換而生產”；而很多偉大藝術品的誕生，恰恰與交換無關。

對此可能會有人反駁說，上述案例中的藝術家創作的主觀動機不純，是為了酬謝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分析的錨定點應從“當事人怎么說怎么想”轉向“給付物客觀上是什么”。關鍵在于判斷：該特定給付，在客觀上是否已經與創作者的人格相分離，成為一件獨立的、可以在市場體系中流通的“物”。這一判斷，不能依賴于創作者的主觀意圖（“我打算表達友情”還是“我打算作為酬謝”），也不能依賴于創作者是否曾出售過同類作品，而應當考察該特定作品本身是否被創作者以某種方式“投入”了市場交換領域，例如是否被標價、委托出售、公開展售等等。

著名藝術家的行為并不應“因為他是著名藝術家”而受到限制，其受到限制的前提應是他的特定作品在客觀上處于市場流通體系之中。如果藝術家將該特定作品標價出售或委托拍賣，那么這件作品就已經被創作者自己定義為商品——即使他聲稱是“友誼紀念”再轉贈他人，也無法改變該作品已在客觀上進入市場交換體系的事實。此時，贈送該作品就是財產轉移，應當認定為財物。反之，如果藝術家從未將該特定作品投入市場，鑒于每一件作品的獨特性，即使他出售過其他同類作品，這件特定作品仍然停留在“天賦表達”的范疇，不應輕易被認定為財物。這一區分，可避免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一旦出售過作品，就永遠在生產財物?！?/p>

書畫作為特定的物品是這樣，歌曲和舞蹈作為一種帶給人藝術享受的表演性利益也是如此。一個著名歌星的表演費有明確的市場價格，但當他因有求于國家工作人員而私下開嗓獻唱時，也不能把這種對一般人而言屬于“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依據其表演的市場價格評價為財物。相反，如果該歌星或者舞蹈家把自己的演唱會的門票贈送給對方，如果票額達到較大數額標準，倒是可以被認定為賄賂。總之，是否構成“賄賂”之財物的評判標準，不是主體的名聲和市場價格，而是該特定作品在客觀上是否進入市場交換體系，是否進入一種“待售狀態”。

2.違禁品認定的黑市化

假設請托人為了投某國家工作人員所好，從黑市購買或者通過其他非法手段取得淫穢物品、槍支或毒品送給該國家工作人員，則該違禁品能否成為賄賂犯罪中的財物？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制定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規定，“以毒品、假幣、淫穢物品等違禁品為對象，實施搶劫的，以搶劫罪定罪”。既然違禁品被司法解釋評價為財產犯罪的對象（財物），那么依照其邏輯，也應該可以成為賄賂犯罪的對象（財物）。另一方面，按照2016年司法解釋的規定，財物包括“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上述通過黑市購買的違禁品，也確實屬于通過支付貨幣獲得的利益。

問題的關鍵在于，將違禁品認定為財物之后，如何評價其價值？在毒品犯罪中，定罪量刑的核心標準是毒品的數量（《刑法》第347條），而非其市場價格。在槍支犯罪中，核心標準同樣是槍支彈藥的數量（《刑法》第125條），而非其交易價格。上述2005年《意見》規定，“搶劫的違禁品數量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也提出，“盜竊、搶奪、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搶奪罪或者搶劫罪定罪，但不計犯罪數額，根據情節輕重予以定罪量刑”。這兩個罪名的量刑依據，是違禁品對社會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險程度，而非其經濟價值。但是，如果違禁品可以被評價為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則按照現行刑法及司法解釋的規定，為了滿足賄賂犯罪的入罪標準，必須以數額為中心對其價格進行認定（即使達不到數額較大的標準，而去認定“其他較重情節”時，仍然至少要具備1萬元以上的基礎數額）。對于這種“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就需要計算需要支付貨幣的數額。然而，一旦啟動對違禁品的價格評估，將在法秩序內部制造尖銳的沖突：在毒品犯罪和槍支犯罪中，立法者明確拒絕以市場價格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而在賄賂犯罪中，司法者卻要以黑市價格作為認定數額的依據。同一種物品，在刑法體系不同罪名的犯罪數額的認定中，被賦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邏輯。

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規范評價的根本取向問題。刑法對特定物品的規制方式，反映了立法者對該物品社會危害性的評價。對毒品和槍支以“數量”而非“價格”論罪，表明立法者關注的是這些物品的擴散本身對社會秩序構成的威脅，而非它們的財產屬性。如果依據“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這一規定，將這些違禁品納入賄賂犯罪中的財物范圍，進而以地下黑市價格為標準計算其需要支付的貨幣數額，則其邏輯前提是承認一個法秩序在整體上拒絕承認、嚴厲打擊的地下黑市的存在及其定價機制的“合理性”。這實質上是將法秩序明確拒絕認可的“市場”合法化，必然構成法秩序內部的規范困境。

3.人身關系的價格化

2016年《解釋》將“財產性利益”細分為兩類：一是“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二是“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人士的解讀，“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的實現方式可概括為兩種情形：“一是行賄人支付貨幣購買后轉送給受賄人消費；二是行賄人在社會上作為商品銷售的自有利益，免費提供給行為人消費。”然而，這一具體解釋同時留下了縫隙：請托人的自有利益，雖然具有潛在的商品形態和可能的市場價格，但從未在社會上作為商品銷售。例如，請托人在小島上自建莊園，從不對外出售住宿宿務，從不面向市場作為商品向不特定人開放，僅提供給自己的朋友免費享受，包括作為請托對象的國家工作人員。這種情形恰好就落在了“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的范圍之外。

按此邏輯延伸下去，遇到的更尖銳的問題是性服務。當行賄人支付貨幣雇用性工作者為國家工作人員提供性服務時，將行賄人實際支付的費用認定為受賄數額，在邏輯上可以成立——行賄人確實支付了貨幣，受賄人確實享受了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利益。此時賄賂不是“性”，而是行賄人支付的“錢”。然而，當性工作者本人因有求于國家工作人員而與其發生關系時，問題就變得異常棘手。難道能說，就因為請托人是一名性工作者，所以她提供的一切性關系都自動具有市場價格？相反，如果是一位有請托事項的“良家婦女”，基于真實感情或迫于無奈而與國家工作人員發生關系，同樣的行為就不構成財物？這一區分隱含著一個危險的邏輯：它將人的身體和性，按照提供者的社會身份進行差別定價。性工作者的身體被賦予市場價格，可以被評價為“財物”；而“良家婦女”的身體則被視為不具有市場價值，不構成賄賂。這種區分，不僅破壞了人格尊嚴的平等原則，而且制造了一種荒謬的社會分類學——一個人的身體是否能夠被“財物化”，取決于她通常是否以出售這種服務為生。這無異于說，法律對不同人群的人格尊嚴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護。

從更深層的理論視角來看，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當“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這一經濟事實被直接轉化為財物的法律判斷時，經濟學邏輯便不加過濾地入侵了法律規范評價的領域，將原本不可通約的價值強行進行通約。人的身體和性，在任何文明的法律體系中，都不應被賦予“市場價格”——這不是因為它們“不值錢”，而是因為它們承載著人格尊嚴，屬于不可轉讓、不可標價的法益。法律在借用經濟學概念時，必須保持對這種法益不可通約性的敏感；一旦喪失這種敏感，法律就會淪為市場的附庸，將人格本身變成可以定價和交換的客體。

（二）限縮方案：“可交換性”標準的規范構造

經濟還原論的第一次擴張，將“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的其他利益”納入財物范疇。由此引發的創造性行為商品化、違禁品價格認定、人身關系價格化三重困境，共同指向一個根源：“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這一事實性標準，將兩種不同性質的情形混為一談——當事人真正進入市場交換完成“為交換而給予”的行為，與當事人在非市場語境下實施某種行為，該行為恰好與他人市場交易具有表面相似性而被事后賦予市場價格。前者是“商品”，后者僅僅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生活事實”。兩者的混淆，正是前述困境的共同根源。為克服這一混淆，有必要引入“可交換性”概念并將其作為對財物外延的規范限縮標準。

1.“可交換性”標準的核心要素

本文所說的“可交換性”的核心內涵是：只有當一種給付在合法市場中存在與其可分離的、可獨立交易的交換客體，并且當事人在客觀上將該給付投入交換關系之中時，該給付才能被評價為受賄罪中的財物。這一標準包含三個遞進的構成要素。

其一，市場合法性要素。給付所對應的交換關系，必須存在于法秩序認可的合法市場之中。毒品、槍支等違禁品，因其合法市場不存在，不滿足市場合法性要求，不能以黑市價格認定為賄賂價格。當然，這不排除將行賄人按照受賄人指示專門購買違禁品而實際支付的價款認定為受賄數額。

其二，給付與人格的可分離性要素。這一要素借鑒黑格爾法哲學中“外在物”與“人格”的區分——能夠成為財產的，只能是“與自由精神相分離的、外在的東西”。一項給付如果深深植根于給付者的人格之中，與其不可分離，則不能被視為可以交換的財物。這里需要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創造”做根本性區分。第一類創造，是生產要素的組合型生產。開發商建造別墅，投入土地、建材、人工等全部具有市場價格的要素，本質上是在“生產財物”，因此贈送此類產品就是財產轉移。第二類創造，是天賦才能的專屬性表達。藝術家落筆成畫、歌手開嗓唱歌，投入的是無法定價的個人天賦，是用無價的天賦創造出有價的作品。市場價格只是對創作成果的事后評價，而非對天賦的成本補償。對于第二類創造，其產品是否屬于財物，不能僅憑存在市場價格來判斷，必須進一步審查該產品在客觀上是否已被創作者投入市場交換體系。

其三，事實交換關系的客觀存在性要素。這一判斷不應依賴當事人的主觀意圖或當事人是否曾出售過同類作品，而應考察該特定作品本身是否被創作者“投入”了市場交換領域——即是否被標價、委托出售、公開展售。如果該特定作品曾被標價或委托出售，創作者已將其定義為商品，則贈送該作品即屬財產轉移。反之，如果特定作品從被未投入市場，即使創作者出售過其他同類作品，該特定作品仍停留在“天賦表達”的范疇，不應輕易被認定為財物。

2.“可交換性”標準的解釋論定位

將“可交換性”標準引入財物的規范判斷，在解釋論層面是可行的。2016年《解釋》第12條將“財產性利益”界定為“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和“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翱梢哉鬯恪焙汀靶枰Ц丁钡谋硎?，均為“可交換性”標準預留了規范解釋的空間。核心轉化在于：將“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這一經驗描述，規范性地重構為“在合法市場中存在可交換的、與人格可分離的給付，且當事人在客觀上將該給付投入交換關系之中”這一事實。具體而言：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物質利益，符合“可交換性”全部要素，屬于財產性利益。會員服務、旅游等，當行賄人實際支付貨幣購買后轉送他人時，給付已通過市場交換與給付者人格相分離，具備“可交換性”。針對藝術家即興創作、私人演唱等情形，司法審查的重點是該特定作品在客觀上是否已被投入市場交換體系——從未被投入市場的，不應被認定為財物，此結論不因創作者知名度或同類作品市場價格而改變。性關系等涉及人格尊嚴核心領域的情形，則應當從根本上被排除在財物范疇之外；行賄人支付貨幣雇用他人提供性服務的，以行賄人實際支付的價款認定受賄數額——此時賄賂是“錢”，而非“性”。

3.“可交換性”標準的憲法價值

為什么法律應當容忍“可交換性”標準可能帶來的“漏網之魚”？答案在于：界定財物的規范邊界時，需要考慮的不僅是反腐敗的刑事政策目標，而且有更高位階的憲法價值——藝術創作所依托的表達自由以及人類文化進步所依賴的個體自由創作。

我國《憲法》第47條明確規定公民有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創作是將個體天賦、情感、思想外化為可感知形式的表達活動，憲法對其的保護不應因創作者知名度或作品市場價格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如果刑法的財物概念將一切具有市場價格的藝術創作成果都納入其中，將會給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帶來顯著的“寒蟬效應”——藝術家因畏懼法律風險而主動放棄在私人場合創作和贈與。憲法保護的不是藝術家的“經濟利益”，而是“創作自由”。從更宏大的歷史視角審視，人類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于個體的無規律的自由創作，而非市場化的大規模生產。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在雅集上即興揮毫寫就，莫扎特的許多作品是在與朋友聚會時即興演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如果創作者在落筆或演奏之前需要審慎評估這一行為是否會被認定為財產轉移甚至賄賂，這些作品也許根本不會誕生。這就是為什么在界定財物邊界時，需要有更宏大的價值視野。反腐敗是重要的公共善，但不是唯一的公共善。刑法的制定和解釋必須為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留出呼吸的空間，哪怕付出個別以藝術為名的利益輸送未能被追訴的代價，也是值得的——保護社會中自由創作的活力、保障公民基本憲法權利，是更為根本的公共善。

本文將憲法論證引入“可交換性”標準，旨在揭示出其深層法理根基：“給付與人格可分離性”和“事實交換關系客觀存在性”要素，不僅有助于區分“商品”與“作品”，而且有助于守護憲法表達自由的邊界。當作品從未被創作者投入市場交換體系，而是停留在“天賦表達”領域時，刑法應當保持謙抑；只有當創作者自己將作品定義為商品，它才進入市場交換的規制領域。這一區分，將財物判斷從“是否有市場價值”的經濟事實，提升為“是否被投入交換關系”的規范判斷，為個體自由創作劃定了刑法不得輕易進入的保留地。任何法律規范都不可能實現對違法犯罪行為百分之百的精確打擊。將財物邊界劃定得過寬，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腐敗分子逃脫法網，但付出的代價是嚴重限制公民的表達自由和創作自由。憲法的價值秩序為刑法解釋給出了明確指引：基本權利的保護優先于刑事追訴的全面覆蓋。

4.小結

本文提出的“可交換性”標準，是對經濟還原論第一次擴張的規范限縮。它試圖將財物的概念，實現從“財產性利益”到“可交換的財產性利益”的規范限縮。這一標準要求，在認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時，不僅要看利益是否具有經濟價值，而且應審查交換關系是否合法、給付與人格是否可分離、當事人是否在客觀上將該特定給付投入了交換體系?！翱山粨Q性”標準的功能在于排除那些雖有市場價格但不應被納入財物范疇的給付，它所處理的是財物概念的外部邊界。然而，在財物概念的內部，尚存在另一重問題：經濟還原論的第二次擴張，已通過2026年《解釋（二）》將財物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拓展至“預期的財產性利益”——將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納入賄賂范圍。此次擴張面臨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處理那些尚未實現，僅存在于未來期待之中的利益。“可交換性”標準對此問題的回應是有限的——它能夠說明給付在收受行為時是否已具備財物屬性，但無法回答一項尚不確定的“預期收益”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被評價為財物。這正是下文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四

“預期收益”財物化：經濟還原論的第二次擴張

2026年《解釋（二）》第11條規定：“以收受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作為賄賂形式，構成犯罪的，受賄數額按照案發時實際獲利認定；案發時尚未實際獲利的，受賄數額一般按照案發時涉案資產的市場價格與支付價格的溢價認定?！边@一規定將賄賂犯罪的規制范圍，從既得的、確定的財產性利益，拓展至未來的、預期的財產性利益，是經濟還原論在賄賂犯罪領域的最新發展和最充分暴露。經濟還原論的核心邏輯是將一切可以量化為貨幣的利益納入財物范疇。這一邏輯在2016年《解釋》中完成了第一次擴張——從“有體物”拓展至“現實的財產性利益”；在2026年《解釋（二）》中則完成了第二次也是更為激進的擴張——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拓展至“預期的財產性利益”。這一次擴張，引出了更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一）“預期收益”的法律適用困境

1.從“區分孳息”到“統一認定”：股票收益計算模式的規范演進

股票、股權成為2026年《解釋（二）》“預期收益”入罪的突破口，是經濟還原論縱深發展的標志性產物。在2026年《解釋（二）》施行之前，關于收受股票、股權的數額認定，主要依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07年《意見》”）第2條關于收受干股的規定。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2007年《意見》規定：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股份實際發生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受賄孳息處理；股份未實際轉讓，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實際獲利數額應當認定為受賄數額。這一規定遵循的是受賄罪認定的傳統法理邏輯。受賄罪既遂的時點是收受財物之時，而非財物變現之時。因此，收受干股的受賄數額應以收受時（股份轉讓時）的股份價值認定，此后股份的自然增值部分屬于受賄既遂后贓物價值的變化，按受賄孳息處理。

然而，2026年《解釋（二）》第11條打破了“本金”與“孳息”的區分。根據該規定，無論是收受時的股份價值，還是此后的股份預期收益，均統一計入受賄數額。司法解釋起草者針對收受干股的情形明確指出，“只要行受賄雙方形成以干股的預期收益為賄賂合意，同樣按照案發時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此時支付價格視為0）的差額認定受賄數額”。這一變化的實質是：司法解釋不再區分“收受時的財物價值”與“事后的財物增值”，而是以“預期收益”為概念工具，將事后市場增值追認為受賄數額的組成部分。這既是對數額計算規則的技術調整，更是對受賄罪中財物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早在司法解釋出臺之前，這種觀點就在實踐中頗有市場。例如，于同志認為，權股交易型受賄應當以“實際獲利時”作為犯罪既遂節點，受賄數額按照實際獲取的利益扣除成本徑行計算，不再特別區分受賄數額與孳息。因為行受賄雙方的真實意圖和行為對象均精準指向了股票上市后的巨大溢價和分紅等期待利益，而非股份當下的交易價值；采用實際獲利標準不僅能準確評價其不法實質，還能有效避開煩瑣且極具爭議的股份原始資產評估鑒定。

2016年《解釋》所處理的“財產性利益”，不論是房屋裝修還是旅游服務，都是“已經現實發生的利益”——裝修已經完成，旅游已經成行，行賄人已經實際支付了相應的貨幣對價。這些利益的共同特征是，它們在收受時點就已經是確定的、現實的財產價值。而2026年《解釋（二）》所處理的“預期收益”，本質上是“尚未實現的、未來的財產增值”。它在收受時點還只是一個“期待”，其價值要等到未來的某個時點才能確定。“預期收益”概念的引入，不僅延續了經濟還原論將社會現象通約為經濟指標的基本范式，而且將這種范式從“既得的利益”推進至“期待的利益”，從“已經實現的財產”推進至“尚未實現的、僅存在于未來預期的財產”。這意味著，經濟還原論不再需要以“實際發生的財產變動”作為依托，而是直接對“未來財產增值的可能性”進行定價。這實質上是將經濟學上“預期收益”的概念，直接轉化為刑法上的財物概念。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到“預期的財產性利益”的變化，不僅是對財物概念適用范圍的拓展，更是一次方法論上的飛躍——經濟還原論變得更加純粹，甚至不依賴于實際的財產變動。

不過，對在出資購買股票、股權的語境下的預期收益的討論，需要保持克制。預期收益本身不是原罪，任何投資者購買股票或股權，都必然伴隨著對預期收益的追求。預期收益是市場交易的內在驅動力，是理性經濟行為的普遍心理基礎。當一位投資者在人工智能或新能源等新興領域投入資金時，其作出投資決策的依據，正是對行業前景和公司發展的積極預期。這種預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心理動力，是法律應當保護的正當商業心態，而非法律應當懲罰的主觀惡意。因此，一般而言，基于本金的預期收益不應視作賄賂，如果泛泛地將各種預期收益都等同于賄賂形式，會將正常的市場投資行為泛罪化，嚴重侵蝕公民的經濟自由。

2.事后評價模式的疑問

從法理上審視，將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納入賄賂范圍，其正當性值得深入追問。受賄罪的本質在于權錢交易，不法利益的價值應當立足于收受行為時做客觀判斷。將收受行為之后的市場增值計入受賄數額，面臨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檢驗：行為人在收受行為時，能否預見到該股票或股權未來的市場價格？如果不能，以事后市場價格倒推行為時的賄賂對價，是否會偏離主客觀相統一的基本要求？將本屬于事后市場因素貢獻的增值部分，追認為權力交易對價的組成部分，是否會混淆“權力對價”與“市場收益”之間的規范界限？這些問題尚需斟酌。進一步而言，按照2026年《解釋（二）》的規定，受賄數額依據“案發時實際獲利”或“案發時涉案資產的市場價格與支付價格的溢價”認定。這意味著，是否構成受賄罪以及具體的受賄數額，均取決于案發時的股票市場價格——一個官員在出資購買股票時無法控制甚至難以準確預見的變量。如果案發時股票大幅增值，官員構成受賄罪，且數額巨大；如果案發時股票暴跌，“因預期收益未能實現，不適用該款規定”。如何理解所謂“不適用該款規定”？在該規定的語境下，較為權威的解讀是：“如果公司上市后‘破發’或者股票價格持續下跌，預期增值與出資額之間的差額為負值，犯罪數額無法達到受賄罪的入罪標準，自然也就無法認定構成犯罪?！比欢?，也有觀點主張，“應當認定為受賄罪未遂，收受預期收益時就已經著手實行權錢交易行為，只不過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將預期收益變為現實，屬于犯罪未遂。只有這樣理解，才不會導致處罰漏洞”。

如何評價上述無罪論與未遂論兩種觀點？一方面，未遂論試圖在不確定的預期收益面前，彌合有罪與無罪之間的巨大落差，為預期收益入罪的規定提供理論支撐。的確，受賄罪的著手實行時點，應當始于國家工作人員出資購買股票或無對價收受干股的時點。在此時，既然雙方以預期收益為獲利指向，主客觀相一致，就應當認定為進入行受賄的著手實行階段。否則，未來案發定罪時，追訴期限的認定亦將成為懸案。而且，按照刑法總則的基本原理，一旦認定行為已經著手，在法理上就應當存在未遂犯的適用空間，即使事后因股價下跌未能獲利；否則，總則關于未遂犯的規定便失去適用余地。反駁意見可能會認為：受賄罪的入罪有最低數額標準。按照現行司法解釋，收受財物不滿3萬元的一般不入罪。而受賄數額較小的財物（如3000元），也具有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的性質，但因未達到入罪數額標準而不入罪，因而雖有實行行為但不定罪，并無不妥。但是，這種情形與所謂收受預期收益存在根本性差異。前者行為當時的客觀舉止與主觀認知，均指向“數額較小”的財物，因而不予入罪，完全符合主客觀一致原則；后者行為當時的客觀舉止與主觀認知所指向的預期收益，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及相關說明，不可能是“數額較小”，而通常是已達到入罪標準的“數額較大”的財物，則當這種預期未能實現的時候，不應徑直得出無罪結論，而應按照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成立未遂。另一方面，未遂論同樣面臨難以回避的質疑。這不僅是因為相對于未投入任何成本去實際收受數額較小的財物時不定罪，在投入一定成本后出現零收益甚至虧損的情形下反而要定罪處罰，從一般社會公眾的樸素情感上，會感到處罰輕重失衡。更重要的是，受賄罪的量刑以數額為主要依據，區分不同的法定刑檔次。在預期收益為零甚至為負的情況下，未遂犯的基準法定刑應當如何確定？行為人在購買股票時對增值幅度的主觀想象，無法為確定法定刑基準提供可靠依據。因為行為人對未來收益的預期，與市場實際走向之間并無穩定的對應關系。若以行為人主觀想象中的收益數額作為確定法定刑檔次的基準，無異于將刑事責任的輕重系于行為人的內心想象，而這恰恰又是被實際虧損結果已經否定了的判斷。未遂論在這一點上，同樣陷入了以不確定的主觀預期支撐刑罰裁量的困境。就此而言，未遂論的內在緊張，并不亞于無罪論。

由此可見，對上述情形，無論是認定為無罪還是未遂，均不能令人滿意。問題的根源在于，司法解釋關于預期收益的規定，實際上將刑事責任的認定系于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官員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罪行輕重如何，不取決于其收受行為當時的主客觀事實，而取決于案發時的股市行情——這是一個任何行為人都無法在行為時預見的偶然因素。此處存在的結構性疑問，構成了對責任主義的巨大挑戰。刑法規范應當為定罪提供明確的行為時的邊界，而非依賴事后的某種不確定結果來反推行為的違法和責任，這是法治國明確性原則的要求。

3.“案發時”標準與尋租風險

2026年《解釋（二）》第11條規定，受賄數額按照案發時實際獲利或溢價認定。有關人士進一步明確，“案發時是指辦案機關對行為人立案調查之日。案發時的市場價格，一般按照立案調查前一交易日收盤價予以認定”。這一規定賦予了“立案調查之日”以決定性的實體法意義，這種數額認定方式可以稱為“案發時”標準。以原始股為例，有觀點認為，“案發時獲利”標準僅適用于受賄人實際出資購買股票股權的形態。也有觀點認為，不論受賄人是否出資，取得股權的實際控制即為既遂，數額根據案發時是否變現，分別以實際售價或特定時點（限售期內或解禁首日）最低價的溢價與出資額的差價來進行認定。

但是，“案發時”標準蘊藏著顯著的制度性風險。從證券市場的一般經驗來看，股價在單個交易日之內即可能出現大幅波動，不同交易日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若立案之前一日正值股價高漲，結論便是受賄數額巨大甚至特別巨大，被告人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無期徒刑；若立案之前一日恰逢股價暴跌，市場價格低于收受時價格或實際支付價格，按照有關人士的說明，“因預期收益未能實現，不適用該款規定”，則會得出無罪結論。同樣的事實，僅因立案時間的差異，便可能走向罪與非罪的兩個極端。而究竟選擇何日立案，完全掌握在辦案機關手中。這一選擇，既可能受到市場行情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可能受到辦案人員主觀意志的左右。倘若辦案人員刻意選擇股價高漲之次日立案，便可將案件辦成大案要案；反之，若欲為當事人開脫，刻意等待股價暴跌之次日再行立案，亦可“依法”出罪。這一巨大的裁量空間，足以引發人們對制度公正性、選擇性執法以及權力尋租風險的深層憂慮。

定罪量刑應當以行為人行為時的客觀事實和法律評價為依據，而非以立案時的偶然因素為轉移。將受賄數額的決定性因素系于“立案調查之日”這一程序性時間節點，使得實體法判斷受制于程序偶然性，違背了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基本關系原理。在實體法層面，有觀點認為，“預期收益什么時候現實化，受賄犯罪什么時候才既遂，此時的犯罪數額才能對應征表法益侵害程度”。按此觀點，行為的終了和既遂伴隨著預期收益的不確定狀態；但是，“如果任由司法機關在利益收受的漫長過程中隨意確定犯罪的終了節點，將嚴重違反刑法的確定性原則”。

（二）限縮方案：以“原始股”為適用邊界

2026年司法解釋的起草者對適用該款規定的“股票、股權”提出了三個并列的限定條件。其一，增值具有高度確定性。根據公司經營狀況、市場表現以及雙方排除市場風險的特別約定，股票、股權在未來增值獲利須具有確定預期。其二，具有高收益性。股票、股權在未來大幅增值，所獲收益須明顯高于正常市場投資回報。其三，屬于非正常市場交易。須結合股票、股權是否具有稀缺性、獲取渠道是否具有封閉性、交易是否具有合法性及公開性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審酌這三個條件，可以發現其內在邏輯是層層遞進的。高度確定性鎖定了預期收益的確定性門檻，即增值不能是偶然的、投機的，而必須是依據客觀事實可以合理預見的；高收益性鎖定了預期收益的量級門檻，即收益不能是微薄的、正常的，而必須是大幅超越市場平均水平的；非正常市場交易鎖定了預期收益的渠道門檻，即獲取該股票、股權的交易本身，不能是公開、公平、合法的市場行為，而必須是具有封閉性和稀缺性的特殊安排。三個條件疊加，共同勾勒出一類特定的、與正常市場投資存在本質區別的利益輸送形態。以此為標準逐一檢驗各類股票、股權的特征，可以清晰地劃定上述條款的適用范圍?？梢哉f，上述司法解釋起草者意見的出臺，奠定了2026年司法解釋的合理性基礎，有利于最大化地避免基層司法實踐中對該司法解釋做望文生義的解讀從而導致規范濫用的局面。

根據上述司法解釋起草者的意見的限定，現階段能夠同時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只有我國A股市場上的原始股，且限于即將上市公司的原始股。這一判斷的合理性，需要從制度根源上加以闡釋。我國A股市場長期實行核準制，股票公開發行并上市須經證券監管機構做實質審核。這一制度安排意味著，能夠通過審核并獲得發行核準的企業，已經經過了監管機構對其財務狀況、持續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嚴格篩查。換言之，審核通過本身就是對企業質量和投資價值的一種“官方認證”，它從制度層面系統性地消解了投資者對企業質量的信息不對稱風險。

在此基礎上，A股市場還長期存在抑價發行的普遍現象，即首次公開發行的股票，其發行價格通常顯著低于上市后的市場均衡價格。抑價發行的成因較為復雜，既有發行人基于吸引投資者、確保發行成功等考慮而主動選擇低價策略的因素，也有承銷商為降低承銷風險而傾向于保守定價的因素。此外，新股供應長期不足、投資者追捧新股熱情高漲，導致上市后二級市場價格被大幅推高，使得發行價與上市后市場價之間的落差更為顯著。但無論成因如何，抑價發行帶來的客觀效果是明確的：以發行價獲得原始股的投資者，在公司上市后幾乎必然獲得正向收益。核準制提供了“企業質量”的確定性，抑價發行提供了“發行價格低于市場價值”的確定性，二者的合力，從制度層面系統性地消解了原始股投資的不確定性，使得“購買原始股”在事實上成為一種“制度性套利”——投資者獲取的不是需要承擔正常市場風險的“機會”，而是幾乎確定會增值的“利益”。

此外，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效應。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A股市場新股供應量遠不能滿足龐大的投資者需求，新股中簽率極低，上市后受到資金追捧，股價在短期內大幅上漲成為常態?！按蛐虏粩　背蔀锳股市場一個具有高度統計規律性的現象。原始股的投資收益，因此顯著高于正常市場投資回報，完全符合“高收益性”的門檻要求。在獲取渠道方面，原始股同樣具有典型的封閉性和稀缺性。在公司上市之前，原始股的認購權通常僅向公司實際控制人、管理層、核心員工以及特定的戰略投資者開放，普通公眾投資者無法通過公開市場獲得。即便在面向特定對象的定向發行中，發行對象的選擇也具有高度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意味著，能夠獲得原始股的投資者，不是通過公開、公平的市場競爭，而是通過某種特殊的身份、關系或地位獲得的機會。當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從請托人處獲取原始股認購權時，這一行為的“非正常市場交易”屬性便昭然若揭：它既不具有公開性（不是面向不特定投資者的公開發行），也不具有合法性（交易的實質對價不是資金，而是權力）。三個條件在原始股的獲取上形成了完整的印證。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已上市公司的普通股票無法滿足上述三個條件。即便是具有豐富投資經驗的專業投資者，也無法對一只已上市股票的未來走勢作出“增值具有高度確定性”的判斷。股票市場的價格波動，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公司經營、國際形勢、投資者情緒等復雜因素的綜合影響，任何單一主體都無法控制或準確預測這些變量。將已上市股票的未來增值認定為“具有確定預期”，在金融學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法律上更缺乏規范依據。至于“高收益性”，已上市股票中當然存在漲幅巨大的個案，但也存在持續下跌甚至退市的個案，遠未達到“幾乎必然大幅增值”的統計規律性。在獲取渠道方面，已上市股票通過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面向所有合格投資者開放，任何投資者都可以通過開立證券賬戶自由買賣，完全不具備封閉性和稀缺性。因此，已上市公司的普通股票，在三個條件上均不滿足該款的適用要求。

更早期階段的企業發起人股份或公司設立發行時的股份，距離上市尚有遙遠的距離，其不適用該款規定，理由更顯而易見。

第一，從企業的生命周期來看，處于設立階段或初創階段的公司，面臨著技術研發能否成功、產品能否獲得市場認可、商業模式能否盈利、管理團隊能否勝任、后續融資能否到位等一系列根本上的不確定性。統計數據顯示，創業企業的失敗率極高，絕大多數初創企業無法存活到上市階段。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面前，任何對公司未來增值的“預期”，都只能是高度主觀的愿望或信念，而非可以客觀驗證的“確定預期”。將此類股權的預期收益認定為賄賂，無異于將定罪量刑系于創業者本人的主觀樂觀預期，這在規范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從收益性來看，初創企業當然存在獲得巨大成功的可能，但這是典型的高風險投資邏輯——以承擔全部本金虧損的風險為代價，博取極少數成功案例的超額回報。這種“高風險、高回報”的風險投資模式，與原始股的“低風險、高回報”存在本質區別。將兩者混為一談，將導致任何接受企業家邀請參與初創企業投資的官員，都可能因為企業未來恰好成功而被追溯認定為受賄——這種溯及既往的懲罰邏輯，不僅違背罪刑法定原則，而且將嚴重扼殺社會投資的活力。

第三，從獲取渠道來看，企業設立時的發起人股份通常向創始團隊、核心員工和早期投資者開放，具有一定的人合性。但這種人合性并不等于“非正常市場交易”——它是公司法認可的、基于創業合作關系而非權力交換關系的正當安排。將“發起人之間的合作”與“權力與金錢之間的交易”混同，將嚴重混淆合法的創業投資與賄賂犯罪的邊界。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2026年《解釋（二）》第11條中的“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現階段只能嚴格適用于即將上市公司的原始股。已上市公司的普通股票和更早期的發起人股份或設立發行時的股份，均不滿足司法解釋起草者意見所設定的條件，不應被納入該款的適用范圍。這一限縮，不僅是對司法解釋文本的忠實解讀，更是防止賄賂犯罪打擊面過度擴張、保障公民合法投資自由的必要之舉。若在司法實踐中將這一規定擴展適用至非原始股或發起人股份，勢必引發個案中裁判結論的荒誕性與法律適用標準的不統一。當然，這一限縮僅能解決適用范圍的寬窄問題，無法根除規則結構本身的內在缺陷。如前所述，“案發時”標準賦予辦案機關過大的裁量空間，使定罪量刑系于立案時間這一偶然因素。這一結構性缺陷，無法通過限縮解釋規范的適用范圍來獲得根本解決，它已經超出了法律解釋的范疇，觸及了“以市場價格認定賄賂數額”這一經濟還原論路徑的根本局限；只要“案發時”標準繼續存在，無論其適用范圍寬窄，辦案機關的裁量空間及其伴生的恣意風險便始終難以消解。對此，也存在與“案發時”不同的計算標準，例如孫國祥主張，涉上市股票的受賄數額，應以該股票上市后（或禁售期結束后）首個交易日的平均價作為基數，扣除受賄人支付的差額來計算數額；該數額由投資機會直接決定，未受后續市場炒作影響，能確保同案同判。在承認原始股預期收益可以被評價為賄賂形式的前提下，與案發時標準相比，該計算方式更具有相對合理性。但這一問題，目前只能期待未來司法解釋或立法進一步回應。

五

結語

本文的思考，始于對兩次司法解釋擴張“財物”概念的追蹤，終于對經濟還原論這一深層思維范式的反思。

2016年《解釋》將財物從有體物拓展至財產性利益，2026年《解釋（二）》進一步將“財物”從現實的財產性利益拓展至預期的財產性利益。兩次擴張，前后十年，共同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規范演進軌跡。本文試圖揭示的是，驅動這一軌跡不斷向前延伸的，是一種將一切社會現象通約為經濟指標的思維范式——經濟還原論。它從“只要存在市場價格，就應當納入財物”的理念出發，走向“只要最終出現了可以數額計算的經濟利益，就應當納入懲罰范圍”的結論。從既得利益到預期利益，從現實財產到未來收益，其間的邏輯一脈相承。

經濟還原論為賄賂犯罪的規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這一點毋庸置疑。它以市場交換價格為依據，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可操作、可驗證的數額認定標準，使得房屋裝修、旅游服務、會員消費等新型利益輸送得以被精準打擊。然而，當這種思維范式被推至極致時，其內在局限也暴露無遺：它將“具有市場價格”等同于“財物”，卻未對市場價格所依附的社會關系進行規范性篩選，且常常漠視法秩序本身的約束。本文對兩次擴張的分析，正是圍繞這一核心癥結展開。針對第一次擴張，本文揭示了創造性行為商品化、違禁品認定黑市化、人身關系價格化三重困境，并提出以“可交換性”標準作為限縮方案?！翱山粨Q性”標準的規范功能在于：將“需要支付貨幣才能獲得”這一事實性標準，提升為“在合法市場中存在可交換的、與人格可分離的給付，且當事人在客觀上將該給付投入交換關系之中”的規范性判斷。這一標準要求，在認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時，不僅要看利益是否具有經濟價值，而且應審查交換關系是否合法、給付與人格是否可分離、當事人是否在客觀上將該特定給付投入了交換體系。在此基礎上，本文從憲法表達自由的維度，論證了為何應當容忍這一限縮可能帶來的“漏網之魚”——基本權利的保護，應優先于刑事追訴的全面覆蓋。

2026年司法解釋的第二次擴張，潛藏著事后評價模式的邏輯困境、與責任主義的沖突以及案發時標準的尋租風險，對此應當以嚴格限縮至原始股作為適用方案。2026年《解釋（二）》將刑事責任的認定系于案發時股票市場價格的偶然波動，使得行為定性與數額認定之間的關系被倒置，與刑法立足于行為時客觀事實進行判斷的基本原理之間存在緊張。將“股票、股權的預期收益”嚴格限縮于即將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既是基于司法解釋起草者意見所設三個條件——增值高度確定性、高收益性、非正常市場交易——的邏輯推論，也是防止賄賂犯罪打擊面過度擴張的必要之舉。當然，這一限縮僅能解決規范適用范圍的問題，無法根除“案發時”標準本身蘊含的恣意風險，這一結構性缺陷有待未來司法解釋或立法進一步回應和矯正。

經濟還原論的內在驅動力，不會止步于預期收益。按照其“從結果反推行為的性質”的思維慣性，只要國家工作人員最終通過某種商業安排獲得了可以數額計算的經濟利益，行為當時的標的——無論是不確定的預期收益，還是僅具有獲利可能性的商業機會——都會被反向追溯，被納入“財物”范疇。本文在分析兩次既定擴張的同時，已經注意到這一潛在趨勢：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將商業機會本身認定為“財產性利益”的沖動已有所顯現，理論界的相關爭論也折射出這一擴張趨勢。經濟還原論從既得利益到預期利益再到機會利益的推進，是其邏輯慣性的使然結果，也是本文在完成兩次擴張的分析之后，必須懸置并留待后續研究的一個開放命題。商業機會能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被評價為受賄罪中的“財物”，涉及“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規范區分、“財物”與“機會”的界限劃定以及刑法介入市場行為的謙抑性等問題，對此需要另文專論。

賄賂犯罪中“財物”概念的規范邊界，歸根結底是一個價值權衡問題。法律既要精準打擊腐敗行為，也要為公民的自由創作、合法投資和正當市場行為留出合理空間。在懲治腐敗與保障自由之間，劃定一條經得起法教義學邏輯和憲法價值檢驗的邊界，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標。這條邊界的精確位置，仍有待理論與實踐的持續對話來不斷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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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學》2026年第4期目錄

【法律文化與法律價值】

1.新中國初期轉向“法制時期”的構想及實踐

程夢婧（3）

2.論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的雙重辯證關系

莫紀宏（18）

【法律方法】

3.法律規范性的生成

陳金釗（32）

4.刑事案件事實的綜合判斷

張明楷（46）

5.可撤銷婚姻中重大疾病的法律界定標準

高豐美（59）

【貪污賄賂司法解釋（二）的適用】

6.賄賂犯罪認定的新動向

黎宏（73）

7.單位賄賂犯罪認定的規則與法理

時延安（84）

8.賄賂犯罪中“財物”的規范邊界

——以“預期收益”入罪為中心

車浩（95）

【新科技與新法學】

9.數據信息安全刑法保護體系的建構

郭研（109）

10.論數字賦能輕微違法治理的路徑與原理

鄧豪（123）

11.論具身智能體產品缺陷的認定規則

閆冬（136）

12.論知識蒸餾作為反向工程的合法性

李昕夢（149）

【法律制度與部門法理】

13.《生態環境法典》與氣候法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秦天寶（163）

14.行刑正向銜接順序的反思與重構

劉洋辰（176）

15.民事執行裁決權“審判權化”的理論反思

茍應鵬（188）

《法律科學》是由西北政法大學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法律科學》主要發表法學學術理論文章，辟有法律文化與法律價值、法律思維與法律方法、人權與法制、部門法理學、法制現代化、法律制度探微、法學新問題研究、域外法評、長安法史、立法研究、法律實踐等欄目，注重學術性、專業性、知識性。本刊列入中文核心期刊、法律類核心期刊、中文社科常用期刊、法學類最重要的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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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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