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盜升級！強迫出售還不夠，澳政府直接“搶”中資股東權利

2026年7月14日，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吉姆·查默斯宣布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決定：剝奪三家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稀土開采公司北方礦業（Northern Minerals）中的投票權及其他股東權利，僅保留出售權。美國福布斯網站將此舉稱為“三年來查默斯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制中國投資者拋售股權的行動中，最新、也最具攻擊性的一步”。

從2024年的首次強制出售令，到2026年5月的二次清退指令，再到如今直接剝奪股東權利——澳大利亞對中資的圍獵正在層層加碼。這已不再是單純的外資審查，而是一場以國家安全為名、以產業控制為實的資源爭奪戰。

北方礦業是澳大利亞唯一開發重稀土資產的企業，其“布朗斯嶺”（Browns Range）項目是全球少數位于中國之外的高品位重稀土礦床之一。該公司估計，一旦投產，這座礦山可滿足全球約8%的鏑（Dy）和鋱（Tb）需求——這兩種元素是高性能永磁材料的關鍵成分，廣泛應用于電動汽車、風力發電和軍事裝備。

澳大利亞政府對中資的圍獵始于2023年。當年，查默斯首次阻止與中國關聯的投資工具Yuxiao Fund增持北方礦業股份。2024年6月，政府正式下令五家與中國有關聯的投資者出售所持股份。當部分投資者拒不遵守時，澳大利亞政府提起訴訟，并于2026年1月勝訴，相關方被罰款1400萬澳元。這是澳大利亞首次因違反外資剝離令而提起訴訟。

2026年5月18日，查默斯再度出手，下令六家與中國有關聯的股東在14天內出清合計約17.6%的股份。指令針對兩名個人和四家公司，包括香港英德公司（Hong Kong Ying Tak）、浩瀚投資集團（Vastness Investment Group）等。其中，總部位于北京的浩瀚投資集團被勒令剝離其2024年9月購入的2.71億股普通股。

三家實體——香港英德公司、Real International Resources和Qogir Trading & Service——無視了拋售指令。截至7月，這三家投資者仍持有公司約16%的股份。于是，查默斯祭出了最終手段：依據《外國收購與接管法》，剝奪其投票權及其他股東權利，且限制措施在他們持有股份期間持續有效。

北方礦業被卷入這場風暴并非偶然。其布朗斯嶺項目富含的鏑和鋱，是制造高性能磁體的核心材料，對導彈制導系統、雷達、風力發電機和電動汽車都不可或缺。中國目前控制著全球約90%的稀土加工和產能，在重稀土領域的主導地位尤為突出。

2025年10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簽署了澳美關鍵礦產協議，北方礦業被列為現代武器所需重稀土的重要戰略供應源。美國進出口銀行隨即宣布向北方礦業提供約2.3億美元融資。

至此，北方礦業的角色已從一家商業礦企，轉變為西方“去中化”稀土供應鏈的旗幟性項目。在這一戰略框架下，中資股東的存在被視為“安全隱患”——即便這些投資是合法合規的商業行為。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約翰·科因對此評論道：“政府顯然已經認定，幾家中資一再無視指令，并采取了相應且適當的行動。這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澳大利亞遠比以前更愿意將投資政策用作經濟安全的工具。”

從法律角度看，澳大利亞政府依據的是《外國收購與接管法》。查默斯聲稱該決定“完全符合財政部和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建議”，“旨在保護國家利益并確保遵守外國投資框架”。

這一系列操作已將外資審查從“交易前準入”擴展到了“事后強制退股”——監管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曾致函北方礦業，稱其認為部分被禁投資者通過將股份轉讓給香港英德公司的方式規避了2024年的剝離令。這為政府進一步升級行動提供了“正當性”論據。

事實上，即便被寄予厚望的萊納斯稀土公司（Lynas Rare Earths）——首家實現工業規模分離鏑和鋱的非中國企業——其稀土分離工藝仍高度依賴中國的專用設備和化學原料。

2026年5月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郭嘉昆明確表示，中方一貫反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干擾正常投資活動，澳方應當切實尊重中國投資者的正當權益，為外國投資提供公正、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亞的舉動存在招致中方反制的風險。中國掌握著全球稀土加工的絕對主導權，同時也控制著大量稀土相關技術和設備的出口。若中方采取對等措施，澳大利亞新建的稀土產業鏈可能面臨“有礦難煉”的尷尬局面。

更廣泛的背景是，中國此前已宣布對重稀土產品及相關生產技術實施出口管制。盡管管制措施的實施時間有所推遲，但這一政策工具始終懸在西方稀土產業的上方。

從2023年阻止增持，到2024年下令出售，再到2026年剝奪權利——澳大利亞對中資的圍獵呈現出一條清晰的 escalation 軌跡。北方礦業已成為美澳聯手打破中國稀土主導地位的“試驗田”，而中資股東則成為這場戰略博弈中最直接的犧牲品。

戰略意圖與現實能力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澳大利亞可以驅逐中國資本，卻無法在一夜之間建立起替代中國數十年積累的稀土加工產業鏈。正如《對話》所言，阻撓中國投資，并不能自動催生澳大利亞的工業能力。

在這場圍繞關鍵礦產的角力中，真正的考驗或許才剛剛開始——當政治意志遭遇產業現實，當“去風險”變成“去能力”，澳大利亞的選擇空間可能遠比想象中狹窄。而對于全球稀土供應鏈而言，這場博弈的代價，最終將由整個產業鏈共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