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大型哺乳動物更不用說，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上14種可馴化大型哺乳動物中的13種，美洲只剩無法負重的羊駝，澳大利亞干脆沒有可馴化的大型動物。開局直接不在一個賽道上。
好的資源還要能傳播出去才行，同一緯度的地區氣候相似，歐亞大陸東西鋪開，小麥、牛羊、車輪、冶金技術一路順暢擴散。
分裂意味著競爭，各國君主為了戰爭需要資金，不得不向貴族、商人讓渡權力，議會、法治、自由主義的種子就此埋下。
東亞核心地帶的平原廣闊，一旦政權占據華北、長江中下游平原，就能獲得壓倒性的農業和人口優勢，進而掃平邊緣地區，天然容易形成中央集權。
地緣環境也左右著政治形態，處于四戰之地的國家，需要龐大常備軍抵御入侵，這支軍隊既可以對外作戰，也能對內鎮壓、壓榨百姓，很容易強化專制王權。
像英國、古希臘城邦靠海洋作為天然屏障，不需要維持龐大陸軍，海軍無法開進內陸收稅鎮壓，商人、平民就能和君主討價還價，更易保障自由和產權。
靠海的地區容易發展對外貿易，商人流動性強，統治者過度壓榨就會帶著資本逃走，自然會倒逼形成包容的制度；而內陸農耕社會的財富綁定在土地上，農民無法逃脫，君主可以隨意壓榨，專制統治就格外穩固。
氣候作為地理的一部分，也深刻影響制度形態。歷史學家卡爾?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中提出“治水帝國理論”，干旱半干旱地區的農業依賴人工灌溉，修水渠、堤壩需要成千上萬的勞動力，遠超單個村落的能力范圍，只能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協調。
掌握治水權的統治者，直接壟斷全社會的暴力和經濟資源，脫離這套系統就會面臨饑餓，最終演變成不受限制的絕對專制。
但制度基因并非絕對的宿命，就像人的基因不會決定人的一生，經濟學家戴倫?阿杰姆奧盧和政治學家詹姆斯?A?羅賓遜在 2012 年出版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中，將制度分為包容性和榨取性兩種，認為國家繁榮與否取決于制度類型。
西歐農民趁機與領主談判，最終瓦解了農奴制，走向包容性制度；而東歐比如俄羅斯，卻用強硬手段鎮壓，反而強化了農奴制，滑向更深的榨取性制度。
可西班牙人抵達拉美后，直接接管原有剝削系統，奴役原住民挖礦，形成了極權榨取制度，英國人抵達北美時，地廣人稀沒有金銀礦，無法通過奴役原住民獲利，只能賦予移民土地所有權和政治投票權以激勵生產，反而種下了包容性制度的種子。
抓住關鍵節點能逆天改命，但難度極大，一旦國家走上某條道路，就會形成強大的路徑依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慣性。
英國光榮革命就是典型：由多個階層聯合發動的革命，沒有單一群體能獨吞果實，只能互相妥協建立制衡體制，為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但這樣的案例少之又少。
路徑依賴才是最難打破的宿命枷鎖，多數時候，即使出現了關鍵節點的裂縫，制度慣性仍會把社會拉回老路，這就是歷史真實又殘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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