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魯迅先生：
展信安。
作為一名中文系學子，您的文章是我案頭的常客。近日適逢實習，趁工作間隙重溫您的作品，心中不由浮起諸多感觸。
最喜讀且感受最深的還是《傷逝》一篇。涓生與子君作為“五四”時期勇敢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因失去經濟基礎的支撐，愛情最終分崩離析。先生作此文章，意在將《娜拉走后怎樣》演繹出來，意在質疑啟蒙主義的空喊，意在說明個人的解放、精神之早熟無法觸及社會結構的變革。小說中，涓生與子君談男女平等，談易卜生，談雪萊，這似乎是當下每位中文系學生的日常生活。熟稔于各種理論、作品，構成了我心底的一抹傲氣?？缮町吘闺x不開柴米油鹽，逃不開世俗生活的既定秩序，正如高喊“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也終究被生計磨去棱角。先生在文中將局中的涓生比作“籠中鳥”，實在是貼切。文學源自生活，卻多少自帶一抹理想主義的色彩；學會如何在現實的藩籬中安放自我，精神的覺醒才不會落得空談。
我不由聯想到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幸福的家庭》。男主人公絞盡腦汁想要編寫一個“幸福的家庭”，卻不斷被瑣碎、窘迫的現實生活所擾亂，現實的蹉跎與理想生活截然相反，使主人公不得不放棄寫作。這篇文章同樣說明，若文學脫離了生活，即便依靠技巧不斷矯飾，也終究是“紙上談兵”。
這個世界的語言正在經歷“畸變”。我在撰寫課程論文時時常感嘆，一句話、一段話便可說清的道理，卻要堆砌考證、輾轉修辭，仿佛不如此便失卻了分量。前幾日看見導師在社交平臺上吐露心聲，認為學生自低年級便開始刻意摹仿“成熟”的述學體式，卻伴隨著仍舊稚嫩的心智和對現實生活的蒼白理解，這種反差不由讓其心生怪異與隔膜。言語形式變得愈發精致，文字內在的力量不足，這似乎是當下寫作的一種常態，人工智能的泛濫和量產也在加劇這種趨勢?，F在想來，我為何對詩歌情有獨鐘，大抵緣于其言語的凝練與包容，情感、思緒與問題可以一統收攏其中。先生當年在《破惡聲論》中痛斥“惡聲”，寫“偽士當去，迷信可存”，本質上是對精神主體性、對“立人”的重視，卻不由讓我聯想當下的寫作境況。創作誠然不易：情節需提煉于題材，題材應來自對具體生活的真切體察。但寫作一定是出于真情實感的迸發，寫的是“心聲”，是“內曜”，是“白心”之念。倘若寫作形式重于內容，豈不只是用朦朧與難懂故弄玄虛？
紙短意長，不盡所懷。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于上海
（本文作者為同濟大學中文系23級本科生）
原標題：《給大先生的一封信 錢泓銘：“筆墨當從生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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